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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挑战与改革方向

2016年01月19日 社会百态 ⁄ 共 522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215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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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现在正是从中央到地方“十三五”规划集中制定的时期,很多人都关心“十三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形势到底会怎么走,经济新常态下改革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本文试从挑战和应对策略方面来对此加以解读。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际局势日趋动荡
  
  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已经连续多次推迟了加息,未来是否加息还要看情况而定。“美元加息”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噱头。它时间拖得越久,到时候降或不降,对国际经济的影响都只会越来越弱。日本经济已经连续出现负增长,它的问题其实基本无解,核心因素是人口下降和老龄化,人民对经济状况虽然失望,但生活仍然无忧无虑,缺乏动力去做大的改革创新,整个社会越来越没有生气。在这个大背景下,只做一些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对日本经济都不会带来什么大的起色。欧洲随着中东局势的动荡和大量难民的涌入,它的种族矛盾和治安问题在未来五年一定会加速恶化,经济恢复健康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除了三大发达经济体之外,传统金砖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状态,中东和非洲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受到这些大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是不太靠得住了。中国经济增长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难度是很大的,核心还是只能靠自己,要依靠国内市场,通过自身的供需改革来拉动经济。
  
  (二)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力缺乏和老龄化的压力
  
  现在放开二胎生育,在十三五期间增加需求可以,但无法增加劳动力供给。相反还会使父母减少劳动时间以照顾孩子,降低有效的劳动力供应。真正对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影响得到20年以后。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人口方面的压力将会非常大。养老金的压力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压力同时加强。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过去几年因为人口的大量外流,从寒冷地带迁往温暖地带,它的经济就稳不住了。地方政府的改革和投资,能起一定作用,但是作用相对有限。
  
  (三)空间管控日渐加强,建设用地变得越来越紧缺
  
  经济活动必须要占用一定的空间,建设用地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过去十年,土地的大规模开发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规划新建了他们的新城,带来天量的基建投入和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十八大以后,对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管控越来越严。未来将会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等等,因此新增建设用地供应不容乐观。与空间管控加强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改造成本也在直线上升,拆迁改造难度越来越大。为了更好的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整理也放缓了。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导致建设用地变得越来越紧缺。在缺乏新增建设用地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难度就会直线上升。
  
  (四)环保要求日趋严格,企业运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将会持续
  
  十八大以来,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明显上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非常显眼,具体提法是“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以前保护十八亿亩耕地的时候,用过“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说法。这说明环保将会被提升到跟耕地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可以预见,未来五年环保力度将会持续加强,这会带来企业运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前的污染排放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污染都要由企业自己来买单了。中央政策将会从指标化的压缩产能向以排放标准提高来淘汰企业转变。如果企业技术条件不改变,利润率必然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对利润率比较低的中低端制造业来说可能会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
  
  (五)资源相对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向国外转移
  
  劳动力紧缺、土地供应收紧和环保标准提高,共同导致了经济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虽然这几年国际经济形势低迷,进口石油等资源的成本压力大幅度下降,但这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并不能改变中国制造的相对竞争力。核心还是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这两个不可转移或很难转移的资源成本。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现在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0.96,中国制造跟美国制造成本已经差不多了。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充斥各种超市的状况局面已经基本退潮,大量的越南制造、印度制造等取而代之。耐克、阿迪达斯、佳能等跨国制造商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制造基地的转移,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本土的制造商也开始谋求向国外转移生产线。这个趋势目前看起来是很难阻挡的。
  
  (六)反腐败行动的冲击,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短期内存在迷茫和消极怠工的倾向
  
  反腐败行动从中长期来看,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必要保障,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大力度的集中反腐败,在短期内,确实导致了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感到过度紧张,出现了宁可不干活、也不犯错误的懒政慵政思想,倾向于按部就班的执行上级命令,不再积极主动的去搞突破创新,谋求更大的政绩。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在办产业园区、搞基础设施还是营建新城等建设投入方面,还是进行制度突破创新、探索改革新方向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何在强大的反腐压力下,提升政府效率,特别是维持地方政府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这种精神气质,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都十分棘手。国际经济增长我们很难干预,二胎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土地空间管控也不太可能放松,环保要求不能降低,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核心资源的成本上升大趋势不会改变,反腐败行动也不可能终止。一个比以上五条还要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通过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模仿他们的创新商业模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大门正在关闭。我们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商业模式都在全方位的追上发达国家。追上以后怎么办?这才是一个大难题。模仿和学习虽然也很辛苦,把别人的东西经过改造符合中国国情、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总是比独立自主的创新难度要小得多。以后可供学习模仿的东西越来越少,自己的路怎么走,是“十三五”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当然,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长期以中高速度增长的基础还是没有动摇:人均GDP中国还是处在世界中下游的水平,收入提高的潜力很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仍然较低,有比较广阔的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的空间;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增长,产业升级的步伐没有停顿,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始终在持续不断的提高;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不到6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仍然高居世界前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还很大。
  
  从某些方面来看,经济增长甚至比之前更加稳固了。因为大规模的反腐败和廉政制度的加快完善,为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国经济政府主导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政府系统的廉洁和高效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基础。
  
  有了这些基础,中国经济不会发生较大幅度的下滑,实现年均6.5%以上的增长率是有保障的。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改革方向
  
  就“十三五”时期的分析来看,宏观层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宽松将会成为常态。资产价格持续走高是必然趋势。不管是调结构还是推动创新,在短期内要保持一定量的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双刺激是不可避免的。从过去两年的实践来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府在上马基建项目和降息降准方面力度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决。这些刺激政策虽然主要是起到拉动投资增长的作用,可以加快资产形成,增加资产供应,但对资产价格的拉升恐怕难以避免。美国经济自从2008年以来复苏缓慢,但是在量化宽松的支持下,股市早已突破2008年的高点,屡屡创下历史新高,过去6年股票指数翻了一倍还要多;房价指数也创下了新高。资产价格的增速远远超过了经济恢复速度。
  
  中国虽然可能不会像美国这样明显,由于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部分中小城市出现一定的资产价格去泡沫化也是正常的。但资产价格上涨超过经济增长恐怕也难以避免。所以,“十三五”时期的主要变数不是经济能增长几个百分点——政府应该有能力保持预定的增速。主要变数是资产价格上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能够有效的均衡。如果过分强调货币和财政的拉动作用,供给侧改革没有做到位,资产价格涨幅过快,那么经济增长就可能进一步泡沫化,分配公平也难以得到保证。这就会为“十三五”之后的中国经济埋下比较严重的隐患。
  
  促进“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带来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或经济泡沫化,有必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推动改革。
  
  其一,要完善城市更新的相关制度。在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同时,形成一套公开公正的房屋拆迁标准和实施程序,有效降低城市改造成本,盘活城市存量土地资产。各种工业厂房、居民小区的改造等等,要避免出现漫天要价,一两户钉子户拒绝动迁影响整个城市建设进程的情况。如果土地供应卡紧了,同时拆迁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城市更新速度缓慢,那么新的经济活动就很难找到合适的空间来发展,形成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会进一步拉高存量资产价格。
  
  其二,要加大推进新型城镇化力度。新型城镇化虽然说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促进人的城镇化的基础却是土地的城镇化。土地能够换来资金和提供城镇化空间,这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抓手。农民工进城以后要完成实现城镇化,就需要进行资产置换,把他在农村的资产变成城市的资产。让农民自己通过打工挣钱在城市里购房,对很多人来说难度是很大的。他们在农村的资产不能够盘活利用,也是一种浪费。
  
  过去两三年,在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方面,力度有所不足,顾虑和争议太多。反对的声音主要在于担心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农村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其实,各地的经验表明,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前提下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或集中整治,反而成本低、效率高。要改变过去农民一家一户进行单独改造的状况,改变那种只有一户一户的改造,才算是尊重农民意愿、维护了农民利益的意识。农民手里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迟迟不能得到体现,才是对农民利益最大的损害。以集体经济作为市场主体,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或集中利用,才是新型城镇化条件下维护农民利益的最佳选择。
  
  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和集中,可以有力地支持农民工城镇化。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一步解决农民工素质不高、留守儿童受教育水平低、新的经济活动发展空间短缺等问题。
  
  其三,要全面推动产业升级和劳动力培训,重点推动智能化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客观趋势,而且也应该提高。如果人为地压低,反而不利于分配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我们是一个大国,不能走美国日本那种制造业空心化的道路,把制造环节都放到境外去,我们重点搞金融总部研发等等。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只能通过制造业本身的升级来实现,而不是制造业服务业化。现在提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方面的创新力度推动得很足了。但是真正的实业,实体商品的生产制造这个行业,推动力度还有待加强。
  
  要全面推动机器人代替低端劳动,全面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这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最重要的方向,把人从低端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去从事编程、研发、操控等更有创造性的活动。这样我们自己的制造业就有了稳定的基础,不用大规模向国外转移。除了资产形成类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成为“十三五”时期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麦肯锡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45%人们所做的有偿的工作活动能够通过采用当前得到验证的技术被自动化……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新的高层管理的当务之急:首先盯紧自动化的方向和速度,然后决定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投资自动化。”这是对国内产业升级方向的重要提示和警醒。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中,中国不能再是模仿和学习,而应该是并驾齐驱,在生产过程智能化方面的竞争至关重要。
  
  其四,加快研究形成鼓励地方政府开拓创新的政绩考核机制。在保证廉洁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官员对已有制度政策进行适度突破,允许出现决策失误,加强事后考核,放松事前规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这就是一种给地方花钱放权的做法,通过变定向的、项目式的转移支付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提高地方在资金方面的自主决策权限,只要事后监督得力到位,是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和创造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除了转移支付方面,在其它方面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措施,即强化事后监督、强化绩效评估的同时,放松事前审核、减少事前规定,激发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作者简介〕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城乡规划与管理中心研究员,博士,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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