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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万倒戈国军是如何被我党改造看完给跪了

2016年07月22日 社会百态 ⁄ 共 886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6,800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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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
  
  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空前绝后的辉煌篇章。
  
  鱼龙混杂的倒戈“国军”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和“共军”力量对比悬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前途,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被如期“剿灭”,青天白日旗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对敌军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人民解放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原围困长春的部队去堵截企图借营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毛泽东“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和第77军的三个半师在江苏贾汪等地的起义,让解放军通过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对黄伯涛兵团的战役包围;廖运周的第110师于淮海战场起义,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还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但成建制部队起义、投诚可谓“风起云涌”,这期间起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
  
  这188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国民党军队内部等级森严,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目随从、被动选择。虽然绝大多数士兵都是被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但他们长期麻木于逆来顺受的奴隶地位。军官的成分最为复杂。国民党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其中一些军官,或者其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本人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统,并安插了带有特务性质的政训人员,甚至还有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和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党团及帮会。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军军长和3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其宣传机构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攻击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吞并异己”。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需的战略和策略,所以,当时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
  
  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高树勋起义时,共产党军队答应其“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刘伯承、邓小平同辈”。潘朔端的第184师更有意思,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随之“见官升一级”,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排长升连长。“升官”之后,由于官兵一律实行解放军的供给制,一些军官又大发牢骚:“升了官还是不发财!”
  
  起义部队不用共产党的番号,却要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对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习惯。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1946年6月奉命进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据卢昭回忆,上课通常很顺利,颇费周折的是讨论。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卢昭只得耐心解释什么叫“讨论”,如何“讨论”。几乎每一期轮训队都是到最后一个星期,军官们才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立场,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
  
  原国民党第184师在海城起义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在安东地区整编期间,虽然接受了共产党4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年10月,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时,时任“民主同盟军第1军”即原184师副师长的杨朝伦,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借起义部队向北满大后方转移之机会,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附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叛变,使扩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所辖的第184师1300余人被裹胁叛逃,史称“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笔者曾采访过多名参加这次叛变行动的海城起义官兵,他们告诉我,旧军队讲究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一些军官策动:“走,我们回去找曾军长!”不少士兵就稀里糊涂跟着跑了。
  
  血与泪的大控诉
  
  如果把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
  
  由于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2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自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主要办法。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中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还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
  
  “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便被王××叫住,王让他们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把他们全部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连长便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这些士兵中被棒打过的1238人,被打残废的22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了31人,第二次又昏倒了35人。
  
  控诉大会下来以后,有的士兵两三天吃不下饭,还有的甚至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从“算细账”、“挖苦根”到“思想还家
  
  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
  
  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原国民党第158师警卫连士兵张正全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受苦,自己的母亲却活活饿死。算账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穷的,老是怨命穷,怪上一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算了账才知道,原来是被封建地主剥削穷的!”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村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剥削压迫?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总有一天会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但经过泪血大控诉后,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得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有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决裂。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作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在部队和军政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展开,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
  
  后来,在起义部队中也搞了,但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德阳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473团军官马××坦白:1949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27师情报参谋傅××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名农会干部,并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吃了。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建立士兵委员会,确立“党指挥枪”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在起义部队建立全新的民主制度,其典型标志,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
  
  据当年改造曾泽生起义部队的连指导员浦绍林回忆,建立士兵委员会颇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不是和军官作对,是八路的规矩,解放军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投票完毕,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几位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20年前在井冈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虽不多,但士兵那个激动啊,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起义士兵徐树礼将领到的“伙食尾子”攒起来,攒了半年,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革命了,不加强学习咋行?”
  
  军官们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尝到甜头的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
  
  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起义部队开始陆陆续续发展中共党员,由上而下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展新党员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一个一个地发展,只与指导员保持单线联系。等到每个连队发展到三五个党员以后,团政治处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对外称“政治训练班”,成批培训新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政治整训后期,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自上而下全部建立,连有小组(整训结束不久,支部开始建在连上),营设支部,团设党委,整个起义部队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全军各级党组织公开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并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
  
  改造旧军队,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项创造:培养先起义的官兵,去滚动改造后起义的部队。
  
  以改造国民党地方军阀武装之滇军为例,国民党第60军之184师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后,就让他们撤往后方根据地集中“学习”,其中,有五六百名官兵先后被送往军政大学和轮训队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占这支起义部队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
  
  显然,在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战争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耗费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彻底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并在起义官兵中下大力气培养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其着眼点在战略上。
  
  1948年10月17日,滇系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东北军区迅速向起义部队调派解放军干部410人,其中海城起义的云南籍官兵在60%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义部队的第一线,担任连指导员或营教导员。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20兵团(前身是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和范绍增(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的历史原型)的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在四川起义后,交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负责对其实施改造,由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带领几百名干部进入这两支起义部队。这几百名干部骨干,90%以上为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渡海攻岛等战役战斗,以及朝鲜北部西海岸防御。其中,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所属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其所属第442团1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的第四次战役,该军以极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50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拍板:“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连,是长春起义部队唯一发生叛变的连队。据当年曾被叛兵绑架过的该连指导员高汝云回忆,叛变平息后,他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还有部分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该部起义将领陇耀师长的长子陇涤湘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在百万倒戈官兵灵魂裂变后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重树人生目标的心灵皈依。在笔者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参加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马占伟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88岁。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者:文史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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