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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知道的土改真相 看完再也不会被忽悠!

2017年05月03日 社会百态 ⁄ 共 377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655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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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土改中有一千万人有“惨烈的伤痛(某作家语)”的话,我认为这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这一千万人的惨痛换来的是四亿穷苦大众的彻底翻身!
  
  有些事情,随着时间远去,忘记了也就忘记了,但是,有些事情,时间越久,我们越应该记得清晰,因为那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如果我们出发的地方被篡改、被涂抹、被歪曲,那么,我们的初心将何处安放?好在,有些事情,也并不遥远,比如土改!
  tugaizx
  你必须知道的土改真相看完再也不会被忽悠!
  
  要说清楚土改至少要从1950年6月14日至23日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集中讨论中共中央建议公布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说起。
  
  会中,刘少奇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针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弥漫着的同情地主的情绪,刘少奇特别强调:“希望各界人士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戚朋友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不过,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更没那么顺利。在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反对声音就已经出现了,不少与会的民主人士要求“和平土改”,“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特别是一些原本支持共产党的开明乡绅和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对土改表示怀疑、抵触甚至反对。他们的说法大同小异,例如“地主养活农民”,“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农民党领导人董时进甚至重提“流氓无产者”的说法,他说:“(那些贫民)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一齐去打枪。这一些的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注:中国农民党是解放前由董时进创建的党派,该党1947年5月成立,1949年6月停止活动。董时进,1900年出生,1950年离开大陆前往香港,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
  
  熟悉网络公知语言的人对以上这些话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当时说那些话的人堪称今天公知的祖师爷。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在会议期间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后,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中央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党主席章伯钧等人都表态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起义将领邓锡侯甚至说:“我愿诚恳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
  
  最终,会议经过审议,同意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后,同意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行。为了坚定与会者对土改的信心和信念,在6月23日的政协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闭幕讲话,强调如何对待土改是关系到是否革命的严重立场问题,并要求民主人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
  
  但是土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因为很快就出现了杂音。
  
  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蔡廷锴将军就在土改中感觉受到了伤害。蔡廷锴将军的家乡广东罗定土改时,基层干部违反政策,把蔡廷锴将军保存在家中的一些东西当作“浮财”分了,更让蔡廷锴将军不能接受的是,他在淞沪抗战中打日本鬼子时负伤的血衣和指挥刀一并失去,而且,蔡廷锴将军母亲的土坟也被破坏了。
  
  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杨奎章曾回忆起他的老首长张文的亲历:广东农村土地改革正风起云涌,城乡关系一度紧张。许多地主跑到广州,而城里有些人对急风暴雨式的土改斗争也顾虑重重。各民主党派开展对其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提高认识,过好土改关。这时,张文同志的家乡梅县有位姓陈的绅士跑来广东找他。这位陈先生被评为工商业者兼地主,解放前曾多次掩护张文、郭翘然等同志在他家乡进行反蒋民主运动,应该说是开明人士。张文同志一面说服这位陈先生回梅县去,采取正确立场,支持农民土改翻身,一面向有关领导部门说明情况,希望正确执行党的土改政策。但是,陈回乡不久,即在农民土改翻身的狂飙烈火中被镇压了。张文同志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心里仍不免惆怅。
  
  相信蔡廷锴将军和陈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正应了董时进“流氓无产者”的说法吗?
  
  其实对于土改中农民进城抓人,中共中央有着严格的规定。1951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说:“在土改中,有些恶霸地主逃到城市中来,农民到城市来捉人,是正义的。但要有组织有秩序地运动,不要像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把城市的工商业搞乱,把社会秩序搞乱了。”“不捉,罪大恶极的分子都躲到城里来,就会得罪广大群众,变成右倾。如无限制地捉,坏一点的统统要捉,就会波及很广,牵连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那就不利了。所以应该有区别地去捉,既不可不捉,不可多捉。”
  
  1950年12月23日,柳亚子致信毛泽东,信中说,“亚子家苏南吴江县,顷闻故乡有人来信,土改反霸问题,干部操之过急,颇多‘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与中央政令抵触,闻之颇深惊讶不敢不言。请能行文华东军委会及苏南行政公署,彻底一查不胜大幸”。
  
  柳亚子的情况同样并非孤例,“斗争过火”,“偏差很大”,“好多地主被迫自杀”,“连小地主都被斗死”等说法甚嚣尘上。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出马说服那些民主人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到土改第一线获得实际的感受。
  
  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谈到土改时强调,“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让他们看看”。
  
  1951年5月,梁漱溟参加西南土改团,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泽东就找到了梁漱溟,在见到毛主席后,梁漱溟说出了他的真实感受:1、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2、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
  
  对此,毛泽东回应: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活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土改的真实情况,之前一些对土改持消极、抵触情绪的人也在向积极、支持转变。1951年春,美洲华侨首领司徒美堂回到广东家乡了解情况。司徒美堂是美洲洪门首领,在回到广东之前,他就已打定主意,那就是对土改,哪一边人多,他就支持哪一边。回到广东后,司徒美堂亲眼看到侨乡农民分得土地后的高兴心情,翻身农民不仅上书毛泽东表达敬意,而且赠送各种土特产表达心意。司徒美堂深受感染,也托人带了些土特产送给毛泽东表明立场。
  
  不过在司徒美堂回广东期间,当时的美洲报纸大肆造谣,说他在家乡遭清算斗争,在游街示众后被枪毙装入猪笼,曝尸街头。对于这样赤裸裸攻击新中国土改政策的谣言,司徒美堂通过发表公开演讲的方式予以反驳。
  
  同样在了解真实的土改后改变立场的还有黄炎培。1951年初,黄炎培在华东考察半个月后,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他发言说,土改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占新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这预示着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2月下旬,黄炎培在苏南各地巡视40多天后回到北京。回京不久,他便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书面汇报,并在第72次政务会议上作了《访察苏南土地改革报告》。他认为:“苏南土改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对于农民的一些过火行为,他不再是一味指责,而是坦诚相告:“由于群众在几千年高压专制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认为,土改的成果很明显是要有利于穷苦的农民,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农民解决一些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但这不是土改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村生产力,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最终从资源、资金、市场三方面为工业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只有工业化才能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并在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穷困问题。
  
  从黄炎培的话中感觉到了什么没?五个字:毛泽东思想!!!事实胜于雄辩,关于土改,不需要再说更多了吧?
  
  最后再补充一句:如果说在土改中有一千万人有“惨烈的伤痛(某作家语)”的话,我认为这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这一千万人的惨痛换来的是四亿穷苦大众的彻底翻身!
  
  一千万对四亿,你支持哪一边?(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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