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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1)成化中兴·烽烟四起

2015年07月02日 谈古说今 ⁄ 共 490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94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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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朱祁钰的儿子早夭,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1457年,北京保卫战之后8年,朱祁钰生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几个政治投机分子趁机发动政变,重新拥立朱祁镇当皇帝,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继续当了七年皇帝以后死去,庙号明英宗。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这是明宪宗,年号成化,大明第八位皇帝。明朝总共16个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在中间。
  
  在父亲朱祁镇在蒙古当俘虏和回国当太上皇期间,朱见深待遇比较惨。太子身份被废掉,另立朱祁钰的儿子为太子。国家只安排了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宫女叫万贞儿的照顾他,几乎所有人都生怕跟他沾边。结果这个朱见深就和万贞儿就产生了忘年恋。
  
  朱见深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个宫女封为妃子,一直很受宠爱。因为皇后跟万妃闹矛盾,朱见深二话不说就把皇后废了,后来也不再立皇后。这个万贵妃就成了后宫之首。两人后来同一年去世,感情一直很好。
  
  这本来应该是一段美谈。说明皇帝是个有良心的人,“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对不对?不过因为二人年龄相距太大,传来传去传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故事。说什么朱见深有恋母情结,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容易欺负的老实人云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朝那些事儿》里面的描述。
  
  这些看法完全错误。朱见深是一代雄主。在任二十三年,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严厉打击蒙古和女真部落;一方面大封爵位,奖励武将,一方面设立西厂、整顿吏治,其功绩与作风都与汉武帝相似,跟老实人一毛钱关系都沾不上。
  
  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甘肃总兵、辽东总兵、宣府总兵、延绥总兵、蓟州总兵、大同副总兵、辽东右佥都御史、延绥右佥都御史、宣府左佥都御史等九人召回北京。因为这九人在边境镇守多年,却没有立下什么军功,于是尽数撤换。
  
  换上的人,基本都是在北京保卫战前后立下战功,“夺门之变”后被朱祁镇打压的将领。
  
  比如定襄伯郭登。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郭登作为参将协助镇守大同。当时大同守军大部分在土木堡战死,人心惶惶。郭登激励将士,吊死问伤,亲自为士卒裹创傅药,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在最危险的时刻守住了大同。
  
  后来,蒙古人带着被俘的朱祁镇到大同城下要挟守将开门。郭登坚决拒绝开门,被朱祁镇记恨。朱祁镇复辟以后,将郭登判处死刑,在群臣的劝阻下,改为贬到甘肃充军。朱见深一上台就恢复了郭登的爵位,让他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肃总兵王琮。
  
  朱见深如此大规模的撤换边防要塞的军事主将,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他就这么干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把他父亲最信任的锦衣卫首领斩首、抄家;
  
  第三件事,就是为朱祁钰恢复帝号——朱祁镇第二次当上皇帝以后,宣布废除朱祁钰的皇帝地位,就像明成祖朱棣废除朱允炆的帝号一样。
  
  然后,他又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于谦平反——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以反对朱祁镇复辟的虚假罪名被冤杀。朱见深承认了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恢复太子少保的头衔。此后数年间,大批受朱祁钰和于谦案牵连的官员被重新启用。
  
  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十七岁的朱见深刚刚当上皇帝,就撤换他父亲的将领、杀掉他父亲的亲信、平反他父亲的仇敌和制造的冤案,其魄力可见一斑。
  
  东宫太监王纶辛苦服侍他好多年,眼看朱见深当皇帝了,收了几个投机政客的钱,想在朝臣里面培养几个自己的势力,被内阁首辅李贤弹劾。朱见深立刻就把王纶贬到南京去做苦役。他对万贵妃讲良心,那是跟国家大事无关,对这种关系到政治是非的问题,处理起来一点不留情面。
  
  把这些事情干完之后,朱见深这才开始认真关心起来:如何收拾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明英宗朱祁镇留下的摊子,确实是个烂摊子。
  
  明朝前期的权力结构,主要由几个部分的人组成:文官士大夫集团负责行政、武将勋贵集团主管军事、宦官集团以及锦衣卫负责监察。
  
  其中,武将勋贵集团的来源主要是开国元勋的后代,以及士兵中通过打仗升官升上来的武将。有的武将以军功封爵,这些爵位也可以传给子孙。这些人专门负责打仗。文官集团基本不能插手军权。
  
  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带出去都是武将勋贵中的精英,这部分基本被蒙古一网打尽了。王振作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对土木堡之变负主要责任,变得臭名昭著,其党羽被诛杀殆尽。宦官集团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新皇帝朱祁钰以亲王的身份入继大统,对宫中的宦官不熟悉,而专门信任于谦等文臣。于是就出现文官集团一支独大的局面。
  
  受到排挤的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对此非常不满。司礼监太监曹吉祥、武将石亨,联络因为主张放弃北京迁都而受到打压的文官徐有贞,拥立朱祁镇复辟。所以这个“夺门之变”本质上,是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从文官手中夺回权力的一次政变,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朱祁镇再次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杀了。这是毫无必要的。于谦是儒家士大夫的典范,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拥立朱祁钰,并且跟新皇帝一起保卫北京,然后又尽心尽力辅佐之。都是出于公心,而不是为朱祁钰个人效忠。对于谦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好。
  
  但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坚持必须要杀掉他,给他安了一个“准备迎立外地藩王继承皇位”的虚假罪名,朱祁镇为了证明夺门之变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意。此后几年,他们又系统性的对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文臣进行迫害。这些都是经过危难考验的栋梁之才。国家政治于是一片糜烂。
  
  但是,政治投机的成功只能带来短暂的胜利,实力的对比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将勋贵和宦官集团的精英在土木堡被大量消灭。曹吉祥和石亨都是缺乏政治头脑的庸才,手下也没什么得力干将,唯一有点本事的徐有贞还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夺门之变的这三大巨头,分属三个利益集团,同盟关系也并不稳固。
  
  文官集团中有头脑的人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通过巧妙的政治谋略,重新获得朱祁镇的信任,先后把石亨和徐有贞搞掉。曹吉祥一看势头不对,“夺门三巨头”就剩他一个还没事,扳着指头都知道下一个肯定轮到自己倒霉了。情急之下,干脆让他的侄子曹钦起兵谋反,妄图带兵冲进皇宫,杀掉朱祁镇另外立一个新皇帝——这个事情也可以旁证: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并不算违反常理。跟朱祁镇相比,朱元璋严酷得多;而跟曹吉祥相比,胡惟庸和蓝玉所掌握的力量又要强大的多。曹吉祥都敢谋反,胡惟庸和蓝玉为啥不能谋反?
  
  曹钦的叛乱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被扑灭。文官集团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由此衍生出来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官统兵。
  
  在朱元璋的时代,练兵和管兵之权归武将,统兵权归亲王,文官只负责钱粮后勤。朱棣登基以后,废除了亲王的统兵权。这样,练兵和统兵权就都落到武将勋贵手里。朱棣对此不能十分放心,就搞了一个“宦官监军”制度。也就是在重要的军事要地,或者出征打仗的过程中,都要安设一个宦官去当“监军”,监督武将的行为,随时向皇帝汇报。
  
  土木堡之变后,一直到朱祁镇去世这一段时间,武将勋贵集团人才凋零,文官就把领军出征的权力拿了过来,逐渐成为定制。这就形成了明朝很有特点的军事制度:文官为总指挥,负责制定战略;武将当总兵,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日常管理,相当于副总指挥;太监当监军,负责向皇帝汇报军情,相当于督察员。“三驾马车”互相配合、互相监督。每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每次重要的军队出征,都要配齐这“三驾马车”。
  
  经过这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故,帝国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的松动。政治斗争太厉害,皇帝也变得疑神疑鬼,地方上的局面很快就开始失控。在广西出现了瑶民起义、四川爆发了赵铎为首的农民起义、在湖南四川交界处的荆襄地区爆发了流民起义,在宁夏陕西一带爆发了多个少数民族联合起义。此外,北方的蒙古人不断到河套地区抢掠,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叛乱……
  
  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都是可大可小的。盛世也有,一般闹不大。由于土木堡之变后朝政混乱,朝臣们忙着搞政治斗争,各种折腾,没人管这些事儿。小规模的起义就越搞越大。
  
  等到朱祁镇去世,各方面的报告像火山喷发一下报上来了。一时间看起来非常吓人:广西起义已经变成了两广起义,而且义军已经进入湖南。荆襄流民起义军正在攻打襄阳;四川、宁夏也有好几万人的起义,连破数个城池。对蒙古和建州女真的作战连连失利,连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
  
  摆到刚刚登基的朱见深面前的,几乎就是一个王朝快要亡国时候才能看到的局面:内忧外患、暴乱四起。比一百多年后崇祯皇帝登基时面临的局面还要严峻——那时候李自成张献忠都还没有起义,蒙古已经衰落,只有建州女真在关外闹事,但努尔哈赤已经去世,看起来并不那么可怕。
  
  朱见深首先要处理的,是最紧急的两广叛乱。朱棣时代征服的越南北部早在宣宗朱瞻基的时候就丢掉了。现在,紧靠越南的广西也很危险。这个地方其实已经闹了有几十年,每次中央派军征讨,叛军和变民就躲进大藤峡里面。这个大藤峡方圆数千平方公里,里面河流纵横、高峡林立,大军无法进入。只能在周围烧杀抢掠一番之后退兵,然后叛军又重新跑出来闹事。
  
  朱见深得到的最新汇报是:广西几乎全境失守,广东和湖南受到波及,两广首府梧州也快要完蛋了。两广镇守太监、巡抚、总兵全部待在梧州城内,仅仅七百叛军竟能大摇大摆入城劫掠一夜而去,城中重兵无人敢与对抗。中国随时可能像丢掉越南一样丢掉广西。
  
  面对这种最紧急的军情,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统帅。他让首辅李贤推荐人选,李贤说兵部尚书王竑比较懂军事,可以让他推荐。朱见深就去问王竑,王竑说:“要想平定两广叛乱,非韩雍不可。”
  
  这个名字一提出来,朝堂一片哗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韩雍刚刚卷入东宫太监王纶的案子。当时传说,王纶打算任命某人取代李贤任内阁首辅、任命韩雍取代王紘任兵部尚书。李贤在弹劾王纶的奏章里面,把韩雍也列为王纶一党。朱见深就把韩雍一块儿给贬到浙江去了。
  
  刚刚贬走的官员,马上就重新启用,而且委以重任,皇帝和首辅大人岂不是都很没有面子?
  
  朱见深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同意王竑的意见,任命韩雍为总指挥,另外任命武将赵辅为总兵,太监卢永为监军。“三驾马车”组合完成,带着十五万军队就到广西平叛去了。
  
  平叛的路上,翰林院编修邱浚上书内阁首辅李贤,说大藤峡那个地方非常险峻,大军无法进入,正确的方略应该是先逐步剿灭外围的叛军据点,然后把它的几个出口堵住,封闭起来,让里面的乱兵缺乏粮食供应,围它个一两年。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胜利。
  
  李贤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转呈给朱见深。朱见深看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下令转发给还在路上的韩雍,建议他按照这个思路来平叛。
  
  韩雍一接到折子就回复了:“邱浚的那个方案不行。大藤峡绵延六百多里,有很多河流贯穿其中,地形非常复杂,要想把所有出口都封住需要耗费很多兵力,也未必能真的封得住。这么多兵力耗在广西一两年,会耽误国家其它地方的用兵。我建议直接冲进大藤峡,把里面的叛军全部消灭。没有这个据点以后,其它地方的小股叛军就很容易扑灭了。”
  
  奏章到了北京以后,朝廷又是一片哗然,马上分成两派开始大辩论。大部分人支持邱浚的方案,认为韩雍的方案过于冒险。大藤峡里面有些什么都不知道,几百里长的山谷、河流,十几万大军开进去,万一中了机关埋伏,很有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里边。现在天下叛乱四起,国家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土木堡之变的军队死亡人数,也就是十万左右。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韩雍说的有道理,把中央精锐部队耗在广西一两年,对其它地区的平叛和北方的防守非常不利。速战速决才是最佳选择。
  
  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最后,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由不满18岁,高中没毕业就当上皇帝的朱见深来拍板。
  
  十几万人的生死,甚至整个帝国的兴衰,就捏在了这个从未见识过战争的年轻人手里。
  
  朱见深日夜阅读各种分析战局利弊的奏章,陷入了沉思。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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