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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2)太监汪直·西厂有“罪”

2015年07月11日 谈古说今 ⁄ 共 357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69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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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的弹劾文章把西厂的各种“罪恶”都列了一遍,但大部分都说的比较虚,主要说西厂到处抓人捕人,闹得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严重干扰了政府和军队的正常运转等等。但抓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则避而不谈。
  
  比如,里面说了这么一件事:
  
  “西厂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有船到即加盘问。间有公差官员被其搜捡,以致往来客商军民人等闻风惊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厂办事人员在通往北京和南京的运河要道上盘查来往船只,甚至连有公干的官员的船都敢查。吓得商人军民等人都不敢做生意了。
  
  在文官集团看来,宦官竟敢检查官员的船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西厂为什么要查这些船呢?奏章里面没说。不过别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一份奏折,是汪直把盘查船只的情况奏报朱见深以后,朱见深又下令御史李宾(就是替周洪谟上奏《流民图说》的那个李宾)等人去复查,李宾等人回复的奏折。里面说:
  
  “汪直派遣韦瑛等缉访事情,发现有很多官员,坐船经过运河的时候,依仗权势,向沿途州县、驿站索取力夫拉船、装卸货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御史郭瑞巡按北京周边地区的时候,不仅不能制止这种情况,反而自己也这么干。而且,那些办理公差的官员们所乘的快船,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用一索十,甚至多至上百艘,里面往往夹带私盐或者其它贵重货物。所过之处扰民严重……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汪直所奏事项切中时弊,应该及时下诏禁止,御史郭瑞应依法治罪。”[1]
  
  汪直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力纠正明朝官场的一大恶习,就是滥用驿站、假公济私。我们前面讲胡惟庸谋反的时候讲过: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北京,滥用驿站的车马,被朱元璋罚去山西捕盗。这种特权是一贯就有的。就跟今天官员公车私用一样。到了明朝中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汪直所奏:官员们以出差公干为名,用十艘甚至上百艘官船运输私盐、货物来回贩卖,运输成本、人员吃喝全都算到驿站或沿途州县的接待经费上,赚的钱归自己。
  
  这个事情对明帝国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崇祯时期,官员们滥用驿站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驿站支出。为了保住辽东的军费开支,不得不裁撤了一些驿站,结果导致了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下岗,然后他就参加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
  
  西厂盘查官船的行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目标就是对准的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这种事情也就西厂敢查。大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把它列为西厂的一大罪状。他们理直气壮的说:
  
  “(西厂的很多做法)固有一二似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旧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则已甚矣。若不早为除革,一旦祸兴,卒难消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让宦官来监督。因为这不符合祖宗旧制(宦官监察文官是朱棣开创的体例,不晓得他们说的祖宗旧制是哪个朝代的祖宗旧制)。如果不马上革除,就会失去人心、祸国殃民。
  
  列举了这么一通罪名以后,奏章最后还加了一条:
  
  “去岁七月以后,有妖物伤人,当时人言必有应验。及立西厂,惊动人心,一如妖物伤人之时。以此观之天道,预先示儆,不可不虑。”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肯定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为了弹劾太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把妖魔鬼怪都扯上了,说前段时间京城闹妖怪就是应验到西厂身上,西厂就是妖怪。
  
  奏章里面也指出了一些西厂办案的真实弊病,主要就是用刑过重、而且刑及妇女,还有就是有时候半夜抓人、或者堵在政府门口把人就带走了等等。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问题应该是都确实存在的。但没有道理认为,西厂干的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或者朱棣时代的东厂更过分。之所以西厂如此令人恐慌,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和东厂属于老牌监察机构,经过与文官集团近百年的“互动”,各种“潜规则”已经建立得很“规范”了,早就跟文官集团同流合污了,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用多少钱、走谁的关系摆平都很清楚。突然蹦出来一个不收钱、不按规矩出牌的小太监,别人给他送钱还要把人家抓起来审问,大家才感到非常震惊,如同发现妖怪一样,必须马上消灭。
  
  内阁重臣、六部九卿联名弹劾的分量是非常重的,里面还有不少威胁皇帝的话:
  
  “往者曹钦之反,皆由逯杲(读音:录稿)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为明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司礼太监曹吉祥的侄子曹钦造反,就是因为锦衣卫逯杲想要查他才激出来的。皇帝陛下可要三思。
  
  问题是:曹吉祥曹钦本来就干了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锦衣卫依法行使监察权是正确的,商辂等人竟然说曹钦造反就是锦衣卫逼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放任曹吉祥和曹钦乱搞,他们就不造反了?
  
  言下之意,朱见深你竟然让汪直反腐败,就不怕贪官们造反吗?就是这么个逻辑。
  
  这个逻辑其实还比较符合事实——胡惟庸造反不就是朱元璋反腐败搞出来的么?朱元璋要看到商辂等人敢这么威胁皇帝,估计能气的从坟里爬出来灭他们十族。
  
  还有:“(让西厂随意盘查来往船只)以此货物不通,将来京师公私费用何以仰给?”
  
  这句话的威胁是比较实在的。文官集团掌管着天下钱粮运输,要是借口西厂查船导致运输出现问题,让北京粮食供应不足引起内乱,实在逼急了他们是有可能这么干的。
  
  这个奏章还有一个蹊跷之处,就是连汪直出门带的随从太多这种事都要当做罪状来弹劾,却绝口不提杨晔死在西厂大牢的事情。
  
  西厂自建立以后,逮问过不少人,但真正死在西厂大牢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晔。
  
  这可是西厂用刑太重最主要的证据:活活打死朝廷命官、军分区司令,简直骇人听闻。即便杨晔犯了死罪,也不能未经法司审判就给打死了啊?
  
  全天下都知道这次弹劾行动的导火索就是杨晔案,而杨案中最不利于西厂的情节就是杨晔死在西厂。但奏章里就是不提。
  
  不仅奏章里面不提,《宪宗实录》里面也只说杨晔死在西厂,没说他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至于所谓他遭受什么“弹琵琶”的酷刑之类,都是一百多年后的野史里面说的。所以就有人怀疑杨晔有可能不是被刑讯致死的,而是某些人为了避免他招供的高级官员太多,牵连太广,想办法秘密干掉的。
  
  如果奏章只谈问题不举例,那么回避杨晔案还可以理解。但里面提到了一个案子,说西厂不经过合法程序擅自抓捕三品大员、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刘福系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为,紊乱朝政莫大于此”。此人进京办事,有人想陷害他,向西厂诬告。汪直就派人去把刘福抓起来审问,查了几天发现没这回事,就给放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可以说明汪直办案公道。如果换成别人,就算没证据,可能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或者严刑拷打整出来点罪名。刘福从西厂出来,也没说被严刑拷打、缺胳膊少腿。大臣们连这个事情都要说,偏不说杨晔之死,尤其显得奇怪。应该主要还是心虚。
  
  朱见深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派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诸大臣:
  
  “用一个小太监查案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奏章是谁主使?”
  
  第一个问题问的很有道理: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打死人可以花钱摆平不会天下大乱,各级官吏滥用国家经费贩卖私盐不会天下大乱,用一个小太监来查一下就要天下大乱,哪有这种道理?
  
  内阁早就预料到了朱见深的反应,四个阁臣:商辂、万安、刘珝、刘吉异口同声的说:太监干政就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祖传真理,毋庸置疑。至于弹劾行动,则是内阁和诸大臣出于公愤的联合自发行为,没有人主使。
  
  怀恩其实也对汪直很不满,因为西厂抢了东厂的权势,而东厂是归司礼监管的。他马上就变了口气,说:“那我就这样回禀皇帝了。但回头皇上追究起来,你们可不要改口啊!”四人保证绝不改口,怀恩这才回去禀报朱见深。
  
  第二天,六部九卿联合署名弹劾西厂的奏章也递了上来。朱见深这次没有发火了,因为他知道,不用问,此事肯定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文官集团态度坚决。
  
  内阁和六部九卿一起闹事可不是开玩笑的。朱见深毕竟没有朱元璋的威望和魄力,想了想,还是退一步算了。下令关闭西厂,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被贬谪戍边。
  
  [1]“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有旨命臣等看详太监汪直所遣官校韦瑛等缉访事情。瑛等访
  
  得,官员人等,舟经运河,倚恃势豪于滨河州县,多索人夫皂隶为害甚酷。御史郭瑞巡按北直隶,在其境内不能禁约,反令官府奉承,宜加之罪。且公差人所驾马船快船,用一索十,多至百余艘,往往夹带私盐重货。所经之处尤被扰害,至于势豪违法,中盐侵夺民利。其京官又多不顾名节、交通府县。若收粮者卖法取利、克减官粮,其弊多端,并宜禁约。臣等议直所奏深切时弊,请揭榜晓谕。御史郭瑞合依律问罪。”《宪宗实录》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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