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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20朱厚照与刘瑾-得寸进尺

2015年12月14日 谈古说今 ⁄ 共 1014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75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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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军队也非常穷困。武将勋贵的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他们大量的把军屯土地据为自有,贪污国家军费,奴役军士给自己家的生意干私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军队战斗力迅速溃散。明孝宗在位的十多年,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丢失了明宪宗朱见深苦心经营多年才夺回来的河套地区,长城沿线不断被蒙古入寇侵掠,军队一看见蒙古军队来了就龟缩到城里,等他们抢够了、撤退了,再上去抓几个走得慢的老弱病残邀功,甚至杀掉当地的老百姓,用他们的人头来记功。
  
  等到朱佑樘去世的时候,蒙古小王子巴克蒙图趁机入寇大同。大同守军惨败,阵亡六七千人,创造了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对蒙古作战最惨重的失利,史称“虞台岭之败”。
  
  在这个时候上台的新皇帝朱厚照才十六岁,但是他很有一番决心,要扭转他父亲治下国防软弱的被动局面。刚一上台,他就想要抓军事,首先是把他父亲晚年搞的一个案子给翻过来。这个案子的缘由是有人弹劾辽东军区指挥佥事张天祥,说他竟然袭击其它明军营寨,杀掉38人,然后宣称是对海西女真的作战成果。吴一贯奉命调查,张天祥被下狱审问,随后自杀于狱中。张天祥的亲戚等人,走东厂太监刘瑾的门路,声称吴一贯在诬陷张天祥。孝宗相信了刘瑾的话,反而将吴一贯下狱,将其贬为云南嵩明州同知。
  
  这个案例到底真相如何,谁对谁错,从现在的史料来看,没有办法作出判断。但朱厚照亲自过问他父亲定下来的案子,而且给吴一贯翻了案,让他升官。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心思。
  
  但案子刚刚办完,大臣们的奏章就上来了,内容是这样的:
  
  “陛下前段时间亲自招见吴一贯,了解边防情况。这个事情关系到刑狱,应该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理,不必您自己裁决。因为陛下日理万机,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万一有一些细节没有搞清楚,就可能被小人利用做出错误的判决。这是一定要坚决纠正的。
  
  请陛下把政务都委托给六部九卿,这样谁犯了错误就找谁负责,事情就不用烦劳陛下,却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了。这方面你应该向你爹(先帝)学习,他老人家执政十八年,除了吴一贯这个案子以外,有关刑狱的事情从来都是交给大臣们处理的。
  
  ……请从今往后,刑狱之事都责成相关部门堪问,秉公论断,谁犯了错误陛下再去追究谁的责任。这样,大臣们在下面努力工作,陛下就不会那么辛苦,国家大事也不至于荒废了。”[1]
  
  这个奏章的意思很清楚:你翻了这个案子,虽然结果对文官是有利的。但皇帝直接过问军事事务总是不合适,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应该把它交给文官集团来处理。这才合乎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
  
  文官们迫切希望趁着皇帝年幼,抓紧给他“立规矩”:以后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天天坐在宝座上讲讲圣贤话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文官集团来做。
  
  朱厚照刚刚登基,毕竟还有他父亲临终嘱咐的话在,要听那几个辅政大臣的话。而且他也跟明朝所有太子一样,从小接受标准的儒家教育,被告知听从贤臣的话是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收到了这份奏章以后,朱厚照批示同意,暂时也就不再过问具体的军政事务了。
  
  应该说在一开始,新皇帝和孝宗留下来的老臣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在《武宗实录》里面,在朱厚照登基的第一年,几乎所有的奏章都跟着两个字:“从之”。也就是一律批准。
  
  上台以后,朱厚照也想厉行节约一下,本来该给皇室宗亲的奖赏也给减免了,但惟独给三位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的奖赏还是很丰厚。又给刘健加封了左柱国、太子太保,给李东阳加封了太子少保,以示尊崇。兵部尚书刘大夏因为年老想要辞职,也下诏挽留。
  
  御史李廷光弹劾刘大夏当兵部尚书期间,用人不当、管理不严,导致边防废弛,才有了先帝去世时候的虞台岭之败,应该追究其责任,并且提出了一些整顿边防的措施,恳请皇上派御史前往边镇巡视,纠正边防弊病。
  
  这个奏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孝宗时期的军事失败和内阁的错误决策就是有很大的关系。虞台岭之败,兵部尚书刘大夏当然难辞其咎。但朱厚照毫不犹豫的给驳了回去,并且下旨责备李廷光,并温旨安慰刘大夏,说你有功于国家,这种风言风语我是不会听的,以表示自己对父亲留下来的老臣的绝对信任。
  
  但这种温情脉脉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臣们发现小皇帝相当听话,便打算更进一步,提出要取消“皇庄”。
  
  皇庄,顾名思义,就是皇帝家的庄园。由太监直接收租交给皇帝花费,不用经过户部。它的起源是明英宗朱祁镇的时候,太监曹吉祥造反被抄家,曹家的土地全部没收入官。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后就下令把这部分土地改为皇庄,作为皇帝的直接经济来源。
  
  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全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搞什么私房钱呢?问题在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以后,皇帝想伸手向户部要钱就很困难了。一旦遇到皇帝要钱,户部的第一反应基本都会给顶回去,来回折腾讨价还价几次,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再支付。
  
  朱厚照十六岁大婚,这属于国家大典,照理该户部出钱。典礼总共花费了60万两,但户部讨价还价只给30万两,剩下的请皇帝陛下自己再想别的办法解决,还顺便教育了皇帝一顿要注意节约,向你父亲学习云云。朱厚照心里未必高兴,但还是接受了。
  
  对皇庄问题,照例先是由言官向皇帝提出建议。皇帝批示让内阁讨论。内阁讨论之后说:当初宪宗皇帝设立皇庄的时候,打算用皇庄收入来孝敬两宫太后。但是现在看来,皇庄“琐琐之利恐不足以孝养两宫”,建议“请革皇庄之名,通给小民领种”。
  
  这个建议逻辑有点混乱:既然皇庄的收入很少,不足以给两宫太后尽孝,那应该增加才是,为什么反而要革除呢?
  
  朱厚照这一次没有简单听从了,而是下令再议,委婉的表达了不同意见。
  
  内阁再次讨论,发现了自己的逻辑错误。于是改了一下口风,说如果要给皇太后尽孝道,那么可以由户部来收钱,按照实际需要支付给皇太后,剩下的钱归入国家财政,可以用来救灾和支付军费等等。
  
  这一次内阁的意见道出问题的关键:关键不是谁花钱,关键是谁收钱。
  
  文官们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皇庄的弊病:让太监去直接管理和收租,会出现太监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严重问题。所以不应该由太监来收钱,而应该由文官来收钱。
  
  要说太监管理皇庄有贪污腐败的问题,难道让文官集团去管理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文官们在一口咬定太监很坏的同时,其实还需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文官一定比太监更不贪婪、更不欺压百姓,才能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
  
  文官们声称全天下的钱财都是皇帝的,皇帝不应该有私财,而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管理。这种说法当然很漂亮、正义凛然。但真的全部纳入财政以后,皇帝想要钱就很困难了。所以文官们要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还需要再证明一点:文官们花钱一定比皇帝花钱更加注意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
  
  以上两点,其实都不一定总是成立的。文官不一定比太监清廉,也不一定总是比皇帝更关心国家利益。在王朝的早期,官僚集团比较清廉,那么上面两个命题就可以成立,财权掌握在文官集团手里就没问题;反之,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官僚集团日益腐朽,有可能以上两个命题就都不成立,财政税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文官手里,就可能是国家的灾难。后来明朝的灭亡也证明了这一点。
  
  归根到底,皇庄的存废并不是皇帝该不该花钱的问题,而是财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天下的权力,无非是那么几种: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如果这三种权力都被文官集团掌握,那么皇帝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宋朝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革除皇庄,核心是文官集团削弱皇权和打击太监势力的一种斗争策略。
  
  朱厚照虽然未必能像我们上面分析的那么清楚,但他还是拒绝了内阁的意见。这些大臣们各自家里都有自己的土地田庄,几乎没有人是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允许皇帝有自己的庄田呢?小皇帝批示说:“你们检举揭发太监们的非法行为值得表扬,但是皇庄是祖宗旧制,又是用来孝敬太后、彰显孝道的,不好突然革除。我决定把管理皇庄的太监数量削减一半。如果再发现太监有非法行为,请你们及时弹劾,我一定严肃处理。[2]”
  
  碰了个软钉子以后,文官们又换了一种策略进攻:讲迷信。
  
  因为过去三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几十天的小雨,这种天气情况在干旱的北京比较罕见。给事中周玺、御史耿明上奏上:天象异常,必有妖孽。妖孽就是太监,上次我们上奏弹劾太监苗逵、田忠等人的不法行为,皇帝竟然没有批准。老天爷对此表示不满,所以连续下雨。
  
  大理寺少卿吴昊又上奏说:您还在居丧期间(你爹刚死了不到一年),竟然老是跟太监们一起游玩,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悼。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不断的下雨。
  
  这些无厘头攻击太监、顺带骂一下皇帝的奏章让朱厚照很不舒服。他忍住怒火说:“天气异常,确实是不好。我有不足之处一定认真反省,诸位大臣有不足之处也需要勤加改正,军国大事有决策不对的地方要据实及时上奏,不要尽说空话(毋事虚文)。[3]”
  
  小皇帝用了“毋事虚文”这个词,显然是对这种赤裸裸的、毫无根据的排挤打击太监的行为相当不满了。
  
  但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此后又连续不断的向太监发动攻击,有借口星象异常要求杀掉某些他们不满的太监的,有要求减少太监数量的,有要求降低太监的福利待遇,没完没了。小皇帝表现得明显的不听话了,有时候会同意,有时候就直接批示不准。
  
  弘治十八年年底,太监刘琅要皂隶五十名。这本是件小事,但大臣们要求减为二十名,皇帝答应了。接着,大臣又说二十个也太多了,应该一个不给,皇帝又答应了。
  
  正德元年一月,文官们列一个名单,要求连太监和锦衣卫一共裁员七千五百七十人。皇帝拒绝了。因为孝宗皇帝刚去世的时候,文官们就替新皇帝写了即位诏书,把太监和锦衣卫裁员了上万人,剩下的人已经不够办事了。
  
  正德元年二月,御用监因为需要建造龙床等物品,人手不足——被文官们裁的太厉害,要求增加六个人手。文官们坚决不同意,说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御用监裁员了七百多人,这次新增的六个人都是那七百多人里面的,此例一开,那些被裁掉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又回来。朱厚照批示同意了文官们的意见。
  
  总之,文官们对于负有监察职权的太监和锦衣卫是恨之入骨的,一逮着机会就要尽可能的削减他们的势力,恨不得全部裁光了才好。
  
  理学官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在严格要求裁剪太监锦衣卫数量的同时,他们自己在增加政府雇员方面则一点也不客气。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就说: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嚇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就是说,据顾炎武所知,在县里面(县级政府没有太监、也没有锦衣卫),一个正式编制的岗位,往往会有六七个超编人员,他们吃财政饭,为正式编制人员干活,并欺压百姓、勒索财物。
  
  这种事情早在朱元璋时代就非常严重了。对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白员的胜局》里面作了详细的分析,抄录如下: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4]
  
  ——从吴思先生的考证可以看出,早在朱元璋时代,一个松江府就能查出一千多编外人员,这些人可都不是太监或者锦衣卫搞出来的。而朱元璋死后,文官们每逢皇帝去世就大力裁减太监、锦衣卫、以及宫廷工匠的数量,却从来没有借机裁减过文官政府中的编外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文官们都会养着一大群奴仆和书吏,为自己生活和办公服务。但对于皇帝的奴仆和秘书——太监,他们则认为必须坚决裁减,裁得越多越好。吏部尚书马文升,他是要求朱厚照裁减太监编制最起劲的官员之一,自己却在不断的违规把自家亲戚和兄弟塞进国家公务员的队伍,还私自在吏部增设了六个主事的职位,用来安排自己人。这个事情被御史弹劾,马文升被迫请求退休,朱厚照批准。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给事中安奎上奏说:“中外冗员奔竞成风、贿赂未已”。朱厚照下令内阁讨论。内阁说经研究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安奎在胡说八道污蔑大臣。诸司会审,要求安奎点名说出谁在跑官、谁在行贿受贿?安奎不敢指名道姓,只能认罪受罚[5]——也就是说,文官们认为用天象异常来弹劾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其正义性毋庸置疑;而若是要弹劾大臣,则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要严加惩罚。
  
  ——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说太监不该裁减、太监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该被弹劾并惩罚。实际上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互相斗争、互相检举揭发是好事,有利于国家政治清明。但也需要看到:文官们裁减弹劾太监,并不全是出于大公无私的道义考虑,权力斗争的考虑仍然占了很重的分量。
  
  朱厚照虽然不再像刚登基的前几个月那样,对内阁言听计从,但总的来说,经过斗争,他还是不断的妥协退让,大臣们的大部分奏议最终都被批准了。这就给了大臣们一个假象,认为只要他们坚决斗争,可以逼迫皇帝同意他们的任何意见。
  
  经过酝酿,大臣们决定发起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击:弹劾“八虎”。
  
  “八虎”,就是和小皇帝最亲近的八个太监。按照文官们的说法,他们那都是在引诱着皇帝去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荒废朝政。但既然文官们不想让皇帝管具体的事儿,皇帝也很听话的真的不怎么管事,内阁的各种施政建议总是得到批准,难道多出来的空闲时间休闲娱乐一下都不行?
  
  文官的回答是:绝对不行。皇帝如果有时间,也应该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由专业的儒家学者来给皇帝讲课,保证皇帝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儒家规范;或者跟大臣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当然讨论的结果必须是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因为从谏如流是皇帝的美德,不听的就是昏君,坚持正义的大臣们会一起跪在地上请求皇帝同意,或者连续不断的上奏一直到皇帝同意为止。
  
  虽然“八虎”当时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坏事,但文官们已经看到了不好的苗头。皇帝整天和太监们厮混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会被教坏,远离理学正统而去搞一些旁门左道。因此必须趁着皇帝还没有被完全教坏,彻底消除这方面的隐患,把“八虎”杀掉。
  
  为了解决“八虎”,文官们轮流上阵弹劾。但小皇帝这一次并不怎么愿意听,关键是文官们确实没有抓到“八虎”的把柄,弹劾的内容大多空洞无物,无非是说因为信任太监导致朝政混乱的历史教训很多这种空话。而且,小皇帝跟太监们混在一起,并不是沉溺于各种荒唐的游乐。从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皇帝很有可能是在跟那些年轻的太监们在一起练习骑射,为振兴国家军事力量做准备。
  
  朱厚照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十分喜欢骑射。文官们曾经向孝宗进谏,说太子应该多花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练这些骑马射箭的功夫没有用。皇帝并不需要亲自去上战场,学好如何治理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孝宗一向非常听文官的话。但这一次,他说:国家需要居安思危,皇帝也应该文武兼备,太子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儒学了,花一点时间练习骑射也是很好的。
  
  孝宗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皇帝过分儒家化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虽然他生性比较软弱,对武功之类的事情也来不及弥补了。但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够比他做的更好。出于父子至情,他十分罕见的坚决驳回了大臣们的意见——既然儿子喜欢,那就让他去练习吧。
  
  事实证明,朱厚照骑马打仗的功夫练得还可以,是明朝历史上除了朱棣之外,唯一一个能够亲自骑马上阵跟蒙古骑兵对砍的皇帝——宣宗和英宗都带兵出征过,但是没有亲自上阵,亲自上阵的只有朱棣和朱厚照。五年后的应州战役,八虎中的张永、谷大用等人都各自统帅一支队伍,与朱厚照一起,击退了蒙古骑兵的攻击。这说明朱厚照和八虎都系统的练习过骑射。要达到能跟蒙古骑兵对砍的水平,所花的时间也一定不少。不相信的自己去蒙古找匹马来骑一下,再带上一根几十斤重的大铁棍,体验一下骑着马去跟那些从小骑马的蒙古壮汉对抗是什么感觉。苦练十年,也未必能够跟蒙古骑兵单挑。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和张永、谷大用等人学习骑射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文官们所说的,皇帝跟着八虎一起斗鸡走狗、荒废朝政的时间。如果他们在一起就是吃喝玩乐,专干荒唐事,哪里来的时间去练习骑马打仗呢?
  
  不管怎么说,文官们是认定了“八虎”正在把皇帝引诱得越来越疏远大臣,这是必须干掉的。正德元年十月,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八虎”:
  
  “自古以来,皇帝就需要辨明忠奸,而敢于犯言直谏的人才是忠臣。
  
  现在,有一群奸佞小人在陛下身边,影响到了天下的安危。过去一年朝政问题丛生,国家号令失当。特别是今年秋天以来,陛下上朝的时间越来越晚,面容憔悴。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八人每天哄着皇帝游玩所致:击球走马,放鹰逐犬,听歌看戏等等。还引导着陛下跑到皇宫外面去玩,有失体统。白天没玩够,晚上还要接着玩,耗费精力,破坏陛下的圣德。天地之间的正气,因此紊乱,所以最近天上打雷的声音都变了、星相也很不正常,京城桃树和李树竟然违反节气在秋天开花。根据研究,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这八个人都是小人,只知道蛊惑君王,谋取自己的私利,没有一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皇帝血脉的传承,都要依赖于陛下。虽然您已经完婚,但还没有生儿子。万一天天这样玩耍,起居失节(这四个字是原文,就是荒淫无度的委婉说法),劳损了精力,生不出孩子怎么办?那就算是把这八个人剐了,也于事无补啊!
  
  想当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身经百战,才取得天下。经过历代皇帝的传承,才传到了陛下。先帝临终的时候说的话,陛下应该还记得(也就是要对顾命大臣言听计从之类的)。怎么能让这一群奸邪小人成天在您左右,破坏了圣德呢?历史上宦官误国的先例那是层出不穷啊,比如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甘露之变等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今这八个人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予以惩治,将来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危害国家社稷。
  
  请陛下以天下为重,忍痛割爱,将这八个人处以极刑,明正邢典,以挽回天地的正气、平息上天和人民的愤怒,消除潜在的祸患,永保国家安宁。”[6]
  
  以上翻译的是奏章全文,没有删节。这封告状信比宪宗时期内阁弹劾西厂太监汪直的奏章还要空洞。当年好歹列举了西厂滥用酷刑的罪证,而这一次则什么都没有。从奏章的内容来看,“八虎”真没干什么坏事,也就是陪着着皇帝玩而已。文官们稍微靠谱一点的把柄都没有抓住,胡扯一通天地正气、历史教训之类的,就要把这八个人杀掉,可谓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十六岁的朱厚照看了这封奏疏,被吓坏了,首先是对天象异常这种说法感到害怕,还有就是感到事情严重:大臣们逼着他要杀掉跟自己从小长到大、一直形影不离的小伙伴。这些人天天与他朝夕相处,多少年下来不可能没有感情。现在就算是中学生家里养条狗,家长说怕耽误学习要把狗杀掉,估计他也会哭得不得了。更何况是八个大活人?换了谁也会觉得难受。《明史》上说他“惊泣不食”,也就是说被吓哭了,饭都吃不下。把皇帝吓唬到这个程度,也真是够可以的。
  
  皇帝于是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去跟内阁讨价还价,表示愿意把八虎贬到南京去赋闲,但不要把他们抓起来论罪。但文官集团感觉胜券在握,拒绝妥协,仍然要求皇帝处死八人。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和六部九卿就要集体总辞职。
  
  经过讨价还价,皇帝同意先逮捕八人,审问一下看到底有什么罪行。文官集团遂和太监王岳等人达成同谋:把八人逮捕以后立即打死,然后逼迫皇帝承认既成事实。但是因为当天时间已晚,遂决定第二天再执行。
  
  听到消息,“八虎”相拥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八虎”中排名第七,平时不怎么显山露水的刘瑾想到了解决方案。
  
  刘瑾此时已经五十六岁。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在带着年轻的朱厚照游乐方面,肯定不如比他年轻得多的谷大用、张永等人得宠,因此排名靠后。但他年纪比较大,而且经历过政治风波。他是那个号称能白日飞升、收“黄米白米”的太监李广给推荐到东宫伺候太子朱厚照的。李广死后,受贿的名册被朱佑樘发现,文官们一方面托英国公张懋去跟皇帝说情,请求皇帝以宽大为怀不要追究行贿者的责任,一方面又趁机牵连收拾了一批太监。刘瑾就被贬到了南京去充军,但没过多久他就又找关系重新回到了北京,继续伺候朱厚照。
  
  有了这样一番经历,刘瑾的心理素质起码就比另外几个年轻太监要强得多,临危不乱。而且平时就爱与朝廷中的文官们结交,以免再次遭遇李广这种事件。这份弹劾奏章在入奏之前,刘瑾就已经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吏部尚书焦芳等多个渠道了解到了弹劾的内容,并且开始想办法应对。
  
  经过分析,刘瑾认为目前皇帝对几位顾命大臣还是非常敬重的,要说他们的坏话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太监内部挑拨离间。于是他带领另外“七虎”找到朱厚照嚎啕大哭,说:“这都是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想要陷害我们。”
  
  朱厚照一听就来了精神,问他有何证据。
  
  刘瑾就说:
  
  “王岳之前掌管东厂的时候,御史言官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次内阁弹劾我们八人,王岳奉陛下的命令去和内阁讨价还价,不仅没有效果,回禀的时候竟然为内阁说好话。可见他一直就跟文官大臣们是一伙的。在进献鹰犬、陪皇帝游玩方面,王岳干的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但文官们竟然和王岳合谋,要杀掉我们八人。这说明文官们并不是真心反对皇帝游玩,王岳也不是真心主持正义。文官们与王岳合谋的目的很明显:架空皇权;而王岳与文官合谋的目的也很简单:嫉妒我们八人得宠,杀掉我们以后就可以独享大权。”
  
  刘瑾这笔账替皇帝算的很清楚:内阁负责拟定意见,司礼监负责盖章批准。如果司礼监和内阁穿一条裤子,那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没皇帝什么事儿了。司礼监和内阁合谋是对皇帝的权力的严重威胁。杀掉“八虎”,就是杀一儆百,警告皇帝身边的人:如果只知道讨皇帝喜欢,而不跟文官集团亲近,那就必死无疑;只有站到文官集团这边,权势富贵才能长久。
  
  经刘瑾这么一分析,朱厚照恍然大悟,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把王岳及其党羽贬往南京充军,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夜之间局势大变。内阁重臣刘健、谢迁被迫辞职。
  
  经过这样一番风波,小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与他父亲留下来的旧臣决裂。他接受了刘瑾的观点,决定用铁腕整顿文官集团、重振国家武备,以洗刷“虞台岭之败”给大明王朝带来的耻辱。
  
  在皇帝的支持下,太监刘瑾登上了历史舞台。
  
  ===================================================
  
  [1]《武宗实录》,卷3
  
  [2]《武宗实录》,卷10
  
  [3]《武宗实录》,卷3
  
  [4]吴思,《白员的胜局》,载《潜规则》一书。
  
  [5]《武宗实录》,卷12
  
  [6]原文见《明史·韩文传》,这封奏疏是户部尚书韩文起草,以诸大臣的名义共同上奏的,所以放到韩文传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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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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