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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30张璁变法

2015年12月22日 谈古说今 ⁄ 共 483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778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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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礼议”事件最大的好处就是清除了朝廷里面的一大批理学极端分子。张璁、霍韬等一批位居官僚系统的中下层,思想还没有僵化,而且在正义面前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优秀人物得以掌握权力。张璁很快被嘉靖皇帝提拔为内阁首辅,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对帝国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积弊展开了系统的改革。
  
  对这方面的措施,田澍教授在《嘉靖革新研究》,以及他的多篇论文中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改革科举制度。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明朝的科举制度也跟宋朝一样,逐渐被腐蚀。成为了一种文官集团内部拉帮结派的工具。录取考生的主考官可以成为这些新进士的“座师”,以师生关系为名,座师提拔学生,学生孝敬座师,结成私党。霍韬担任主考官,就废除了这个制度,就对新科进士们说:“我不是你们的座师,你们也不是我的学生。我没教过你们一天书。以后各自为国家尽力。”
  
  为了消除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从嘉靖七年开始,各省的科举考试改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自主管理。而且明确规定,录取的文章要求文风朴实,说理明白。对于空谈大道理、辞藻华丽的文章一概不予录用。张璁把改革第一年录取的进士的文章,挑选了一批范文结集出版,颁行天下,以端正文体。
  
  在这个文集的序言中,引用了他给嘉靖皇帝上奏的内容,指出好文章的标准之一是:“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甚远。”鼓励考生对儒家经典上的说法阐述自己的思考,有所创新和发挥——当然也不能故作惊人之语、离经叛道。
  
  这个改革的影响非常深远。嘉靖年间的科举考试录用起来了一大批富有改革精神、勇于突破常规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后来隆庆变法的主持者高拱,万历变法的主持人张居正,抗倭英雄胡宗宪、谭纶、唐顺之,著名清官海瑞等等。明朝开始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名臣时代”,这些人个性鲜明、敢作敢为,而不是像之前的一百年那样,所有的“贤臣”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为明朝在嘉靖万历年间的经济大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而且,那些用这种考试标准锻炼出来的文人学子,不再像之前的考生们那样固步自封,只晓得僵硬的套用儒家经典。这对文人的文学创作风格也是极大的改进,《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伟大的文学名著都出现在嘉靖年间,与张璁的这种科举文体变革不无关系。
  
  除了科举考试以外,张璁等人又强调“三途并用”和“内官外放”。也就是强调用官不能只用进士,还有举人和贡生也要大力提拔使用。因为考试只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僵化。到了明朝中期,如果只能在乡试中举,不能在中央的会试中成为进士,那是不可能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在地方上,最多也就混到五品通判就到头了,也就是相当于副厅长,不可能当上知府。四品以上的文官职位,完全被进士垄断。因为进士是中央级的科举考试考出来的,有“座师”罩着,座师会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势力提拔。
  
  强调“三途并用”实际上仍然是以进士为主,因为整体来说进士素质肯定还是最高的。这个改革主要是加强竞争,防止文官集团的僵化。
  
  而内官外放,就是把京城的官员大量的调到地方上去做官锻炼。特别是言官,明确规定没有地方工作经历,就不能直接改任中央政府的行政职位。以免某些人靠言论搏出位,或者依附大臣,成为他们党争的工具,给人当枪使。这些以言论为业的官员,如果没有地方实干经历就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是很难胜任的。京官外派以后,空出位置,就给了地方上的官员进京做官的机会。让大量拥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进来充实干部队伍。
  
  张璁的这个改革,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举人出身的海瑞终于可以熬出头了。由于中央扩大了举人当官的名额,四十岁的老举人海瑞终于等到了做官的机会,被安排到县里面当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为知县。后来又进入中央户部当处长,最后竟然成为正二品的应天巡抚,在江南地区大力整顿官僚集团兼并土地,并探索“一条鞭法”的改革,名动天下。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中央政府,又官至二品,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创业君主时期,一百多年来仅此一例。这里面固然有海瑞自己才能出众,以及各种机缘巧合有关,但跟张璁所推行的“三途并用”的措施也是密切相关的。
  
  此外,张璁还改革文官监察系统,开创了“科道官员互相弹劾”的规定。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御史之间也有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的义务。而且规定“风闻言事”只有低级别的六科给事中才行,而御史弹劾官员则必须有证据,不准风闻言事。还出台了《纲宪七条》,类似于今天的“八项规定”,要求御史到地方巡查,地方官员不准超标接待。
  
  除了文官集团的内部整顿之外,张璁当然也对于皇亲国戚、武将勋贵的特权加以严厉抑制。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量清退包括文官在内的各种权贵势力违法侵占的土地:
  
  而那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文官等所占有的庄田。藩王、勋戚、宦官、官僚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明孝宗弘治二年,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霍韬在奏章中说,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张璁坚决清理庄田,并由北京周边地区扩大到各省。至嘉靖九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
  
  这样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1]
  
  总之,张璁和嘉靖一起所推动的改革,是对文官集团的一次深刻变革,成为了明朝“嘉万大繁荣”的政治基础。
  
  张璁所推动的这一系列改革,严重得罪了权贵贪腐集团,他们每天都恨不得能置之于死地。再加上他在“大礼议”问题上本来就跟理学士大夫决裂,所以他的每一点毛病都会被文官们抓住试图把他干掉。
  
  嘉靖十一年冬天,哈雷彗星出现在天空。古代一般认为彗星出现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诏请大家上书讨论国家政策的问题。南京御史冯恩就趁机上疏,请斩张璁、汪鋐和方献夫三人——这三人都是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后来得到重用的改革派大臣。冯恩说天上出现彗星,是因为朝廷里面有妖孽,这三人就是彗星在朝廷里面的三个代表:张璁是“根本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汪鋐是“腹心之慧”。“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只有把他们都杀掉之后,灾难才不会降临到国家头上。
  
  嘉靖皇帝大怒,下令把冯恩抓起来审问。这个冯恩一审就服软,把朋友给出卖了,说这些都是自己私底下跟御史宋邦辅聊天的时候,从他那里听说的。害得宋邦辅也跟着被抓了起来。
  
  就这么一个人,竟然被文官集团安上了“四铁御史”的称号,说他肝胆、骨头、膝盖、嘴巴都是用铁做的,坚贞不屈,勇于弹劾这几个大奸臣。他虽然被贬,但后来嘉靖一死,文官集团马上就把他提拔为大理寺的副长官。
  
  被冯恩弹劾的三大奸臣,张璁和方献夫都是大礼议当中支持嘉靖皇帝的。方献夫的情况和张璁差不多。而这个汪鋐当时担任督察院长官,负责执行张璁对御史制度的改革,是张璁的坚决支持者。所以也被御史视为大奸臣。
  
  关于这个汪鋐还可以多说两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抵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民族英雄。
  
  朱厚照正德十年,他被派到东南沿海去巡查海疆。四年前,葡萄牙人刚刚占领了马六甲,然后就派遣了四艘军舰前往中国,占据广东的屯门岛,作为基地“劫夺财货,掠买子女”,干着海盗的勾当,同时大力营建屯门岛,准备作为进一步进攻中国的基地。
  
  正德十六年,汪鋐收到朝廷的命令,要求把葡萄牙人驱逐出屯门岛。汪鋐带领海军前往,但是跟葡萄牙人刚一交战,就发现对方火炮的威力远远强于明军,舰船也比明军的军舰更坚固、更灵活。明军首战不利,汪鋐立即下令撤退。
  
  退兵以后,汪鋐就派奸细混入屯门岛,策反了给葡萄牙人工作的两个中国人杨三、戴明。汪鋐托他们暗中学习葡萄牙的火炮和造船技术,搞清楚以后即组织兵工厂进行生产。只过了两个月,竟然把葡萄牙的火炮和小型战船给仿制出来了,而且还作了一些改进。然后汪鋐再次带兵攻击屯门,用仿制的葡萄牙火炮向葡军猛烈开火,结果模仿的大炮比原装货火力更猛,很快就全歼了屯门岛上的葡军,夺回屯门。
  
  一年之后,葡萄牙从马六甲再次派遣五艘战舰前往广东,要想夺回屯门。汪鋐带海军主动出击,在茜草湾与葡萄牙军队遭遇。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与西方殖民者海军在大海上交锋,最后明军击沉葡萄牙军舰一艘,俘获一艘,剩下三艘逃走,生擒舰队司令别都卢。
  
  汪鋐因为军功而被提拔到北京任职。到了北京以后,他三次上疏嘉靖帝,推广佛朗机铳及蜈蚣船——也就是葡萄牙的火炮和小型战舰。为了证实佛朗机铳凶猛,汪鋐令他原来的手下带着他缴获的佛朗机铳进京实验。嘉靖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命户部、兵部、工部抓紧部署。但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承勋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没什么好学的,拖着不办。嘉靖下令把李承勋免职,让汪鋐取而代之。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被文官们切齿痛恨、很想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都是些什么人。主要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致力于内政改革、打击权贵的,一种就是在对外战争中英勇作战,立下赫赫军功的。
  
  当然,汪鋐被弹劾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张璁,不是因为他打败了葡萄牙海军。但他的事迹,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支持张璁的人和反对张璁的人,到底谁才是真的正直无私、为国为民的。坐在家里写一封奏章,拿彗星说事要求诛杀国家重臣的言官被誉为英勇无畏的铁汉,而亲自带兵与敌国决战于海上的人却被视为攀附权贵的“软骨头”,这样的历史我们是不能相信的。
  
  不过,权贵集团的攻击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整倒张璁。首先是嘉靖皇帝的坚定支持。但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张璁确实没什么把柄可以抓。张璁为官极为清廉,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他曾经上书嘉靖皇帝说:
  
  “臣平生不志温饱,不事产业,年过五十守祖父薄田数十亩,未尝有求于人。”因为大礼议事件而得到重用之后,弹劾张璁的奏章都能把他给埋了,但没有一份奏章里面提到过张璁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张璁在任期间,还多次跟嘉靖皇帝闹矛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嘉靖皇帝受大礼议事件的刺激,对于礼仪问题特别重视,老在礼仪问题上折腾,整出来了不少幺蛾子。其中有一次,就是争取加封他父亲为皇帝的正当权利之后,还得寸进尺,想要让他父亲“称宗附庙”,也就是要进入太庙接受祭祀,还要有庙号,封为“明睿宗”。
  
  这个要求是不合礼法的。只有真正的皇帝才能称宗附庙。朱元璋的祖宗也没有庙号,没有太庙的祭祀位置。后来嘉靖又搞出来“天地分开祭祀”的理论,把原来统一祭祀的天地坛,改为天坛和地坛。嘉靖这么改的动机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天地合祭是朱元璋定下来的,嘉靖的这个决定不符合祖制。张璁对这两件事都坚决反对,最后跟嘉靖闹僵了,被迫辞职。回家路上,他只带了一个大箱子的行李,别无他物。嘉靖在成功把他父亲的牌位送进太庙、天地分祭以后,又把张璁招了回来,继续当首辅。
  
  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张璁不是一个投机分子,而是一位真正致力于国家复兴的伟大政治家、改革家。也正是因为他的清廉正直,才在各种政治攻击中安然无恙,善始善终。中国历史上的大臣,像张璁这样如此大力度的推动改革,触犯权贵利益,取得成功,而且生前死后都没有遭到清算的人物,极为罕见。
  
  [1]《嘉靖革新研究》,田澍,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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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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