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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31反攻倒算

2015年12月30日 谈古说今 ⁄ 共 461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46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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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璁死后,大礼议保守派全面复辟。
  
  在称宗附庙和天地分开祭祀问题上,张璁、霍韬等都不支持皇帝。这就给保守派提供了机会。兵部给事中夏言上书对皇帝表示支持,遂得到重用。
  
  嘉靖因为大礼议事件,把礼仪当成了他皇位合法性的关键。但张璁、霍韬这些人却只关心政治改革,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很不热心。经常一问三不知,甚至跟皇帝抬杠,搞得嘉靖很不高兴。夏言利用这个空档,努力研究礼仪,成为了皇帝的礼仪顾问。而且这个夏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长得帅,官话说的很标准。每次跟皇帝讲礼仪,声音洪亮、吐字清楚、仪表堂堂,嘉靖一看见他就高兴,因此得以步步高升。
  
  当时士大夫们痛恨张璁、霍韬,就想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也很乐于承担这个角色。嘉靖十年,御史喻希礼、石金上书,请求皇帝特赦因“大礼议”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嘉靖非常生气,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却说,喻希礼、石金并无它意,请皇帝宽恕他们。
  
  嘉靖把二人关进诏狱并,流放到外地,附带着又把夏言也责怪了一顿。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士大夫们的赞誉。他们之间遂结成政治同盟。
  
  嘉靖十四年,张璁病逝,方献夫又因病退休。留下一个霍韬,势单力薄。
  
  霍韬属于愤青性格,喜欢跟人激烈辩论,行政能力与张璁、方献夫没法比,靠他主持大局是不可能的。夏言很容易就把他打倒,自己成为了内阁首辅,张璁变法也就走到了尽头。
  
  夏言当政以后,国家立刻步入“正轨”:恢复了理学士大夫团结起来收拾太监、收拾武将、架空皇权,自己独享贪腐特权的的传统套路。
  
  因为大礼议事件遭到打击的保守派官员被全面起复。还是那句话:皇帝靠不住,文官集团才靠得住;皇帝能保的了你一时,文官集团会保你一世。除了杨慎等几个皇帝能记得住名字的人以外,其它人都在皇帝不知不觉间被提拔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叫徐阶的,也是坚决要求皇帝应该管自己伯父叫爹,被贬到云南管理少数民族。因为他的奏章言辞激烈,让嘉靖印象深刻,还命人在皇宫的柱子上刻上:“徐阶小人,永不叙用”。但事实证明皇帝的记忆力远不如文官集团可靠,刻在柱子上也没用。徐阶被提拔了进了中央工作,各种奏章里面不断出现他的名字,嘉靖毫无察觉。后来他还成为了内阁首辅。除了他本人精于权谋、八面玲珑以外,有一条原因很重要:在大礼议事件中站队很坚决。这种人文官集团是不会忘记你的。
  
  嘉靖当年把张璁、霍韬等人从南京召回来的时候,杨慎等人扬言,只要张璁、霍韬敢进北京,就要组织人把他们当街打死。武定侯郭勋站了出来,让张璁等人住进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庇护,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重用。而且他还属于武将勋贵,不是文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嘉靖二十年,夏言当首辅后四年,郭勋因为奏章里面用词不当激怒了嘉靖皇帝。嘉靖把他下狱论罪。文官们经过审讯,把郭勋定为死罪。
  
  嘉靖一看就蒙了,他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没想杀他。于是以证据不足为名,发回重审。但诸法司经过讨论,认为证据确凿,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判处死刑。嘉靖又驳回,再次要求减轻处罚。文官们再次坚决判处死刑。嘉靖再驳回。
  
  这样闹了三次,文官们知道不可能让皇帝同意杀掉郭勋,于是就直接把郭勋整死在了监狱里。
  
  这是无耻的政治谋杀。宪宗年间,前内阁首辅杨荣的玄孙杨晔死在西厂大牢,六部九卿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严重事件,联名上书弹劾西厂太监汪直;但级别比杨晔高得多的武定侯郭勋莫名其妙死在监狱里,文官们则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也再次警告世人,得罪这个国家最大的权贵集团后果由多么可怕。改革者——郭勋只能算是改革派的同情者——要想功成身退,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但夏言的好日子也没持续多久。嘉靖皇帝很快就不玩礼仪了,改玩修道了。夏言跟不上皇帝的节奏,反而屡屡劝诫皇帝不要去迷信修道。搞得嘉靖很烦。
  
  而新晋大学士严嵩则积极协助皇帝修道,极为敬业的给皇帝陛下撰写“青词”——也就是向神仙祷告用的文章。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唯一的用处就是拿来给道士烧掉,据说这样就能让神仙们看见。夏言对这个很不感冒,每次都敷衍应付。皇帝赐给他一顶道家的香叶冠,他也从来不戴。相反,严嵩则不仅天天戴,而且还弄了一层薄纱在上面挡住灰尘以示尊崇。
  
  这么看起来夏言还是有些节操的,虽然礼仪问题属于形式主义,毕竟还在儒家理论研究的范围内。作为理学士大夫,陪皇帝修道这种事情他实在无法接受。而严嵩则无所谓。失去皇帝重新的夏言很快就被严嵩干掉了,严嵩成了首辅。
  
  算下来,最有节操的大礼议改革派最后败给了操守稍微差一点的夏言,夏言又败给了操守还要再差一点的严嵩。
  
  然后,严嵩又败给了操守更差的徐阶。
  
  徐阶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投机分子,完全不知道节操为何物。杨廷和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就撰写奏章论证皇帝管伯父叫爹的重大意义;夏言当权的时候,他就成了礼仪问题专家,大力支持天地分开祭祀,为皇帝和首辅提供各种贴心的礼仪咨询服务;皇帝喜欢修道了,严嵩当权,他就热衷于撰写青词,还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妾。所谓“三姓家奴”,说的就是这种人。
  
  最后,等严嵩老了,写不出好的青词了,失去了皇帝的欢心。徐阶抓住机会扳倒严嵩,当上了首辅。为了不让严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又用极为无耻的手段来继续落井下石。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有贪污等不法行为遭到弹劾,诸法司经过审讯判处严世藩死刑,准备上奏皇帝。但是徐阶看了奏章,觉得这些罪名还不足以将严世藩置于死地,嘉靖皇帝不会批准。于是大笔一挥,把奏章改为严世藩勾结倭寇、占据有王气的土地准备造反。这直接导致了严世藩被杀和严嵩被抄家。对于自己这种栽赃陷害的行为,徐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自己主持编纂的《世宗实录》里面,还很得意的写了进去,以显示自己聪明绝顶。这绝对是无耻到祖坟冒青烟的人才干得出来的事。
  
  严嵩被抄家以后,上报的抄家收获高达数百万两银子。嘉靖皇帝还很开心,觉得发了一笔横财,下令把抄家所得一半运往边关作为军费,一半送进皇帝的内承运库。但等了半年,进入皇帝库房的银子才可怜兮兮的十几万两。嘉靖对此很生气,就问徐阶抄了几百万两银子都到哪里去了。徐阶回答说,那些财富都被严嵩家人转移了,为了给您的内承运库运银子,过去半年到处追赃,已经搞得江西一省糜烂,无数大户人家家破人亡。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再追缴了。
  
  这个回答也是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不管转移财富的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是抄家所得,那么肯定是转移之后剩下的。转移出去没看见的东西怎么能作为抄家所得上报皇帝?只能说明那份抄家清单本身就是瞎编出来的,极大的夸大了严嵩的家产。然后通过追赃,把和严嵩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一网打尽。为了给皇帝的库房送十万两银子,就搞得江西一省糜烂,也根本不可能,这点银子随便找一个中等的徽商家庭都能拿得出来,其中肯定有很多被徐阶及其同党贪污了。
  
  除了政治品行以外,在清廉程度上,从张璁、夏言、严嵩到徐阶这嘉靖年间的四大首辅,也是每况愈下。张璁是最清廉的,不仅自己清廉,而且也很好的管住了自己的家人;夏言自己比较清廉,但是没管好家人,他的老丈人苏纲与边将曾铣的儿子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这件事被告发,“边将结交近臣”是重罪,导致了夏言被杀;严嵩不怎么收钱,但喜欢收藏古玩字画,同时又对自己的儿子严世藩缺乏管束,严世藩大肆贪污受贿、卖官弼爵,他多多少少是知道的;而徐阶就是一个特大贪污犯,整个家族都依靠他的权位发大财,他的家人在北京开了很多店铺,在老家又疯狂兼并土地,累计达到二十四万亩,富甲天下。严嵩当二十年首辅所积累的财富,不到徐阶当五年首辅积累的财富的十分之一。
  
  这种内阁首辅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根子当然还在嘉靖皇帝身上。他喜欢用权谋来驾驭大臣,大臣们当然也用权谋的心理来进行政治斗争,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越来越烂。大礼议事件给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嘉靖刺激太大,他深切感受到如果皇帝不掌握实权,会悲惨到什么程度,对手底下那些开口闭口就仁义道德的大臣们也失去了信任。他在位四十多年,真正谈得上尊重信任的也就只有一个张璁,那是落难时候的战友,算得上是患难见真情。张璁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嘉靖前十四年,当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但张璁一死,后面的首辅不管是夏言、严嵩还是徐阶,嘉靖在本质上都是不信任的,不过是听话和好用的工具,同时也是猜忌和防范的对象。夏言当首辅,他就安排一个明显跟夏言不合拍的严嵩来当次辅;看到夏言权力太大,就把他赶走,换上严嵩;看到严嵩权力太大,又把夏言招了回来。因为他从大礼议事件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要文官集团内部不断的斗争,皇帝才能享有独裁的权威。
  
  夏言的岳父和边将曾铣的儿子被告发有私通贿赂的问题,嘉靖就用“边将结交近侍”的罪名把夏言和曾铣同时杀掉。其实这种事情在贪腐成风的明朝官场,并不是什么很罕见的事情,说轻了就是个作风问题,可以既往不咎的。宣宗年间,内阁大学士杨荣多次收受边将送的军马,宣宗也没有处罚杨荣;说重了就像嘉靖这样,杀头也可以。嘉靖选择了最重的处理方式,还是出于典型的“帝王心术”:文官领袖结交军事将领可能会威胁皇权。
  
  曾铣曾经向朝廷提出要统兵十二万,用三年时间收复河套。嘉靖一度大为赞赏,但当他看到夏言也极力支持的时候,就很快转变了态度,变得狐疑猜忌起来:一个可以统帅帝国十二万最精锐的部队、收复河套、立下盖世功勋的武将,如果跟内阁首辅大臣联合起来,那会有什么后果?当年如果杨廷和掌握着兵权,那他这个皇帝可能到现在还是个傀儡,而且还要被逼着管自己亲爹叫叔叔。
  
  一想到这个事情,嘉靖就断然的否决了曾铣收复河套的提议,而且同时对曾铣和夏言起了疑心。这种猜忌心理被严嵩抓住,遂与边将仇鸾合作,告发曾铣和夏言家人之间的经济问题。这印证了嘉靖的猜忌,于是他毫不犹豫的下令用最重的罪名杀掉二人,以儆效尤。
  
  ——需要注意的是,严嵩虽然在背后捣鬼,但他确实没打算整死夏言。只不过想把夏言扳倒,取而代之。按照以前的惯例,这种罪名是不会杀掉内阁首辅的,一般也就是免职或者废为庶民,抄家就顶天了。法司上报的罪名,曾铣比照守将丢失城寨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样夏言就只是被免职。嘉靖看到奏章以后,直接批示改用“边将结交近侍”这个罪名。旨意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夏言辞职回家半路又被抓了回来。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严嵩也同样反对皇帝用死刑来对付大臣。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内阁首辅被处死的先例,这个头一开,说不一定以后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严嵩连续六次上书请求皇帝赦免夏言的死罪,但都没有起到效果。
  
  这个事情也让严嵩被文官们骂的狗血淋头,后来又有多次嘉靖处死大臣,严嵩都无力劝阻,所以才落了个大奸臣的称号。因为在文官集团看来,首辅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协助皇帝治理好国家,而是带领文官集团对抗皇权。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调和阴阳”。首辅的最主要职责就是调和阴阳,说直接一点其实就是和稀泥。皇帝对大臣要打要杀,宰辅必须拦着。这跟宋朝是一样的。拦得住就是贤臣,拦不住或者不去拦就是奸臣。
  
  按照这个标准,张璁和严嵩就是奸臣;杨士奇、杨廷和、夏言、徐阶都是贤臣。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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