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谈古说今 > 正文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36张居正变法-万历首辅

2016年01月06日 谈古说今 ⁄ 共 476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917 views 次
39.6K

  张居正能够掌握大权,除了万历皇帝幼小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太监冯保配合的很好。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之前的内阁首辅,往往囿于文官集团的陈见,跟太监集团划清界限。这种偏见毫无道理,文官并不天生就是好人,太监并不天生就是坏人,最多只能说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文官行政能力总体比太监更强,但道德水平那就很不好说了。
  
  张居正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个问题,由冯保充当他跟小皇帝和太后沟通的渠道,而把行政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冯保的弟弟犯了法,落到张居正手里。张居正毫不客气的依法治罪,打了一顿板子。冯保也没说什么。之前六科给事中的弹劾奏章不经过内阁,而是通过司礼监直接上奏皇帝的。张居正说为了加强管理,言官的奏章以后一律通过内阁,不再通过司礼监。冯保也表示同意。
  
  张居正能够打破陈见的第二个地方就是敢于大胆信任武将勋贵,这一点他和高拱是一致的。他把世袭爵位的戚继光放到北方对抗蒙古,把行伍出身的武将李成梁放到辽东,都放手让他们去统管当地军政事务,直接对张居正负责,没有同级别的文官在上面管着。这一时期也是明朝中后期北方边防最稳固的时期。李成梁号称大小两百余战,无一败绩,“边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
  
  戚继光更猛。打胜仗的次数没有李成梁多,主要是因为打了几次之后蒙古就发现这仗没法打了。万历三年,蒙古五万骑兵入寇。结果被戚继光用火枪骑兵八千人加上几十架战车就给打垮了,活捉对方主帅。蒙古一看这还打个屁啊。一部分归附明朝,一部分改到辽东找李成梁玩去了,当然也没占到便宜。
  
  经过抗倭战争考验的戚家军,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全面装备了火枪和大炮,具备了远征漠北的战斗力,跟汉朝一样与对手形成了武器代差。唯一缺憾是数量不够,火枪骑兵只有八千人,带小型火炮的战车有几百辆,然后还有一两万步兵。如果军费充足,能够训练出五万火枪骑兵,那么再现当年汉唐军队出塞几千里,横扫漠北的的盛况是很容易的。张居正的改革让国库充足,财政实力也具备。可惜明王朝已经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末期,内政腐朽,理学士大夫阶层腐败堕落,思想保守,不可能支持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张居正一死,啥都白搭,戚继光马上就被解除兵权,调到广东养老去了。
  
  内与太监合作,外有武将支持,皇帝年龄又小,张居正才能够大权独揽,开始铁腕推动自己的改革。
  
  改革的内容目前说的比较多的都是经济方面,主要就是丈量天下土地和“一条鞭法”的改革。其实这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什么是重点呢?张居正一死,官僚集团就迫不及待的立刻废除的那些措施才是重点。
  
  丈量土地的成果是公认的,丈量出来登记的黄册被继续用于征税;“一条鞭法”的改革在张居正死后继续推行,最终推广到了全国。但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的制度,张居正一死马上就被废除了。
  
  这两条,才是改革的核心,是严重触犯文官集团利益的东西。
  
  我们先讲非重点。
  
  “一条鞭法”是张璁改革的时候就有了初步的实践,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又有探索。主要就是把各种赋税、劳役都折合成银子缴纳,原来是叫“一条编”,就是各种形式的税负都编成一条的意思。赋税和土地数量挂钩,劳役和人口数量挂钩,以前赋税是缴纳粮食,劳役是本人去从事政府派遣的劳务,这些现在全部都可以折算成银子。
  
  一条鞭法的改革意义不是很大。有人往往误以为一条鞭法是把劳役摊入土地,而不再和人口挂钩。这是错误的。明朝的一条鞭不是这样的。在实际执行中是把人口折算成土地面积,合并之后再折算成银子。比如一个人承担的劳役可以折算的银子,相当于五亩田的税。他名下又有十亩田,那么他就按照十五亩田来交税,就把劳役和田赋都一块交了。就是这个意思,劳役还是和人头数挂钩,没和土地挂钩。真正的“摊丁入亩”要到清朝雍正改革的时候才有。
  
  所以一条鞭法的改革本质上只是赋税货币化,基本不涉及赋税公平的问题。实际执行过程中,粮食其实还是要交,只有部分货币化。因此一条鞭改革主要就是劳役货币化。政府收了银子再去雇佣人来完成所需的劳务,不再直接无偿征用人力。
  
  这个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像海瑞在江南搞一条鞭法,就没有问题,因为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对外贸易挣了很多白银回来,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劳役都变成银子来交,就很方便,政府也方便、纳税人也方便。
  
  但是,推广到全国以后,就有问题。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经济货币化程度比较低,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他们要把粮食卖了去换成银子来交税,中间就会吃亏,变相的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有些人很穷,宁可承担劳役,因为劳役虽然不给钱,但是管吃管住。改完之后不让干活反而要交钱,他们就受不了。所以北方地区一度很反对一条鞭改革,山东官员在奏章里面就说:“所谓便民一条编,其实是杀民的一把刀”。
  
  “一条鞭法”的改革,主要是有利于政府,对于老百姓有利也有弊,不同地区不一样、不同阶层不一样,主要对富裕地区有利,对中等收入以上的阶层有利。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官僚集团当然不会废除,而是继续推广——因为它对官僚集团有利嘛。后来推广到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就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给推广出来了。
  
  丈量天下田土这个事儿我们在讲刘瑾变法的时候讲过。主要是避免权贵家族多占土地却是瞒报,这样税负就落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军民身上。刘瑾丈量到一半就被杀了,丈量行动立刻终止。张居正成功的把土地丈量完了,清查出来了三百多万顷的土地。
  
  这个事情从表面上是不利于官僚集团的。但很容易变相执行。你丈量你的,反正每年收税的总量是定的,你也只能监督这个。地方官员收税的时候,还是不收权贵家族的税,还是继续把全部税负压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那你这个丈量的结果自然就废了。张居正死后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条政策看起来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其实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制度。
  
  所谓“考成法,就是“考核工作成效的制度”,跟今天公司绩效考核很相似。张居正在给皇帝的奏章里面说:以前言官发现什么弊政,就上书揭发要求改革;各部有什么政策,也上书建议希望实行。但是这些东西说了就说了,皇帝批示说:“好,各部遵照执行”。其实没有人去落实监督,地方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中央政府变成了放嘴炮的,大家以空谈发表意见为荣,谁都不去真正干活。因为提意见很容易,真正把事情做出来却很难。
  
  为了纠正这种官僚主义弊病,张居正就把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个地区的任务详细的列出来,并且根据奏章和皇帝、内阁的批示,不断的加任务进去。最后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有一个任务清单,什么时候完成、谁是第一负责人等等都说明。完成了就来销账。到了年底,督查部门核对计划,如发现官员有重要工作没完成,那官职就被降一级(严重者降二、三级)。如果次年绩效还没有改观,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内阁管理言官,就是把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考核权力放到内阁。把监察权抓起来之后,张居正就不让这些人随便指点江山了,全都给我上山下乡,到基层去监督中央政策执行情况。丈量的田地,有没有平均分摊税负;一条鞭的改革,有没有简化征税手续,真的把之前种类繁多的劳役杂税都给合并了。官员有没有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情况等等。被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就严格处罚。有点像今天的中央巡视组。通过强化监察,来保证改革的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在张居正改革期间,因为没有完成绩效考核,或者被参劾执行改革措施不力而被降级或罢官的官员,超过了两千多人。
  
  这两条才是真正对官僚集团动刀的改革。这下官员们没法偷懒了,要想把税收转移到小老百姓头上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丈量天下田亩以平均税负,一条鞭法以简化征税程序、降低征税成本的目的才能够实现。
  
  之前各个地方拖欠钱粮的情况非常严重,每年的税收任务,能够完成百分之六七十就算高的,最低的有只完成百分之二三十的。而拖欠国家税粮的主要就是有权有势之家,官员也可以趁机中饱私囊,说起来就是宽限民力、藏富于民。张居正的考成法一出,最低必须完成百分之九十,完不成的就降级。又有很强的监察系统盯着,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不太容易。这下子官僚集团、豪强家族就愤怒了。开始向张居正发起进攻。
  
  他们当然不会直接说你妨碍了我们贪污国家钱粮、妨碍了我们坐着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不干活。而是从祖宗制度和个人品行等方面,向张居正发起进攻。说这种改革不利于太祖皇帝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立国精神,还有就是内阁管理言官严重违反了朱元璋废除宰相的祖制,是搞专制独裁等等。
  
  反正这个时候他们又想起朱元璋来了,觉得还是朱元璋的政策好,言官不归宰相管。其实朱元璋收拾官僚集团的力度比张居正不知道要猛多少倍,二人简直就是大怪兽和小白兔的区别。这帮人落到朱元璋手里那就不是考成降级的问题,早就给剥皮实草了。
  
  年少的万历皇帝非常支持张居正,对这些弹劾一概置之不理,或者予以严厉处罚。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理学思想的要求,他需要回家守孝。如果这样,张居正的改革就自然终止了。张居正当然不想走,小皇帝也不想张居正走。于是就要“夺情”,也就是皇帝不准大臣回家守孝,以免耽误国家大事。
  
  这一下保守派文官大臣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激动起来。可算让他们找到一个赶走张居正的正当理由了,焉能放过?于是轮番上阵,要求张居正必须回家守孝,不然就是严重违反国家制度和儒家伦理的行为,大逆不道、畜生不如,不足以为宰辅。
  
  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上奏声称离职守孝是“万世不易之制”,“纲常不顾,何以安社稷?”
  
  翰林院检讨赵用贤指责张居正:“背公议而徇私情”;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斥责张居正是“忘亲贪位”;
  
  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则大骂张居正“亲死而不奔”是“禽兽”。
  
  还有人把这些谩骂的奏章字句,抄成小字报贴到大街上进行煽动,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张居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内阁大学士张四维跑到张居正家里去劝他,说现在舆论压力很大,要不你还是回家去吧。张居正情绪激动,竟然突然拿出一把刀来对着自己脖子说:“大臣们要我守孝,不守就是禽兽;皇帝要我夺情,不从就是不忠。你让我怎么办?不如杀了我吧!”张四维被吓得转身就跑了出去。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万历皇帝态度坚决,下令把闹的最凶的艾穆、赵用贤、吴中行、沈思孝、邹元标处以廷杖,然后削籍为民。并颁下圣旨,以后还有谁敢非议夺情的,杀无赦。这才把这股风潮给镇压了下去。
  
  尽管有很大的阻力,由于皇帝的坚决支持,张居正变法终究还是顺利的推进下去了。最大的成就,就是自从明孝宗以来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局面得到了改观。
  
  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国家财政强大的同时,人民的负担并没有显著加重,社会安宁、经济繁荣。边防军队在戚继光和李成梁的统领下,基本上是战无不胜。国家呈现出全面中兴的景象。这种立国两百年之后再次复兴的情况,在之前的大一统王朝都还从未出现过。可以说,张居正的变法,在他生前取得了全方位的成功。
  
  =========================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给我留言

留言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