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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如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

2016年10月10日 谈古说今 ⁄ 共 872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507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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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可以说是这片东亚大陆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与旧时代相比,其先进性是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67年前,人均寿命在35岁左右;67年后,中国人均寿命75岁。67年前,婴儿死亡率高达每千人121.64,;67年后,婴儿死亡率降至每千人20.25.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卫生医疗的改善并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启动,甚至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根据地尽力为普通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
  
  本文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剖析中共边区的卫生建设,看看当时的医疗工作,是如何超越大部分“国统区”。】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必须做好的三件大事之一。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工作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延续,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摸索出的一条适合边区自己的医疗卫生道路。边区医疗卫生水平得到提高,边区人民最基本的医疗有了保障,医疗卫生知识能够普及,为坚持抗战打下基础。
  
  旧中国医疗卫生水平极其低下。学者陈达先生1935年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中统计:中国每年死于胃肠类疾病的人数大约在150万-240万;193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士廉先生统计:城市新生儿死亡率在25%。二位先生统计的都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而八路所到之处都是农村,医疗条件更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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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边区成立前的医疗卫生状况:民国街头收尸人
  
  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在1937年的报告中说:“(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陕甘宁边区安塞的一个乡,10年里生了72个孩子,死亡48个,婴儿死亡率达60%,低的地方也有40%,晋察冀边区与之类似。
  
  《清苑县志》记载:“民国9年,壁阳城村霍乱流行,百余人罹病,死亡50人。19年,西孙庄村,伤寒病流行,发病40人,死亡10人。21年,温仁村霍乱大流行,患者甚多,死亡百余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旧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实际死亡率只多不少。
  
  疾病肆虐更需要有医疗卫生资源为其服务,但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长青回忆,1937年的晋察冀“卫生条件很差。全晋察冀边区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更是奇缺。”县城都缺医少药、缺少医疗设备,农村的情况更差。以定县的农村地区为例,“平均每村没有约合一个医生,而且有226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多半是小村。有119个村每村内有一个医生,有52个村每村有两个医生,有27个村每村有3个医生,有18个村每村4个医生,一村之内最多的有九个。”⑴不仅如此,这些医生大部分不是以行医为主业,没有现代医学知识。特别是接生婆,因此造成新生儿死亡率奇高、产妇患产褥热极多。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一是:生活贫困营养不良造成抵抗力极低,加之文化水平低,恶性循环。在北岳区五台一个村庄里,“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冀中平原地区,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0%左右:冀西山区,学校就更少,许多村庄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即使是当时受教育程度较为发达的京汉铁路沿线,儿童入学所占的比例仅仅有30%,其它地区则远远低于这个水平,连20%也不到,大部分群众文化程度很低。⑵
  
  其二:文化水平低又带来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定县“夏天农民的内衣三四天一换,春秋两季二十天一换,冬天一月一洗一换。冬天贴身的内衣裤少有没虱子的。”洗澡方面,夏天男人可以下河,冬天就不行了。女人就更没有机会,认为洗下身是羞耻的、是容易生病的。不讲究卫生,认为苍蝇叮过的的食品吃了对人体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居住环境差,猪圈和居室比邻而居。不经常打扫厕所,夏天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甚至还有将厕所建在水井旁的。家中死了人停尸七天甚至半月,这极容易感染疾病。
  
  其三:政府的权力不能深入基层加以引导,导致封建迷信盛行——有病不去看,妄求烧香、拜神解决疾病。盂阳一区,某村有个老头子得病,儿子不看医生,非说其父被狐狸精迷住,拿着干草烤,结果将其父活活烤死。岸下村高红儿四个孩子全都得了麻疹,因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结果四个孩子都死了。⑶
  
  其四:战争的影响。战后统计,日寇对边区万人以上的扫荡共计11次,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112次,千人以下的数不胜数,除了造成财产损失,边区十余万人罹病。将数万老百姓赶入“人圈”,“人圈”中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污水横流,患病、冻饿而死的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盂平四、六、七区四十余村中,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底,共死亡3541人,其中被敌杀死775人,约占死亡总数的20%,而得病死亡2770人,占死亡总数的80%;阜平自抗战以来病死6700人,占总数70%。⑷
  
  日寇还使用毒气杀害无辜的边区百姓,对他们使用细菌,甚至将食盐里加入毒药卖给边区人民,。1939年定县日军命令捕鼠上交以制造鼠疫。1942年,日军在冀中、冀北太行山等地强迫人民缴鼠;在雁北强迫人民缴纳虱子、老鼠、鸡毛、胡须。胡须不论年纪每人交二两,鸡毛每户交二两,老鼠每人交两只。交不出者以白银二两代替。日军将收集到的老鼠、跳蚤、胡须、虱子经过处理染上病菌,在边区大量散发。1942年,在山西五台县因鼠疫死亡30余人。1943年,晋察冀灵寿县上下石门村、吕生村、西岔头、万寿言一带每天死40-60人。⑸
  
  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
  
  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对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说:“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1945年8月,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各军分区给边区人民治病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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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574页
  
  相对于总人口19,271,264人(1944年11月统计)的晋察冀边区,⑽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医疗服务的数量上还有提升的空间,在质量上更是如此。但应该看到,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极为不易,这是动员全边区的力量,培养大量卫生人才,方能实现的。
  
  残酷的现实意味着只有提高边区医疗卫生水平才能坚持抗战,但刚到晋察冀的八路医疗卫生人才奇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成立之初有36人,但这36人里“包括勤杂人员,剩下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看护。至于部队中有的团连医生都没有,有的只是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多是那些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医疗水平低。”⑹不仅医疗水平低而且工作态度也不端正。男八路看病,大夫顺手给男八路一个通经丸。给人看病敷衍了事,不钻研业务,看小说。有些八路自己对卫生保健也不重视,接种牛痘疫苗找人顶替,后来一问原来是怕疼——一群子弹打进身体可以像关公一样刮骨疗毒的汉子怕打针。
  
  为了抗战,八路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医疗工作者来到边区,一大批医务工作者舍弃名利,来到边区心甘情愿过苦日子,如: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等。他们舍弃的不仅仅是名利,更是用生命来为边区八路军战士和百姓服务。
  
  在冀中区工作的张珍了解到,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病理学的教授殷希彭大夫医术高超,而且还有强烈的爱国心,于是动员他参加八路。殷希彭大夫有自己的担心,一个是怕自己吃不惯小米——也难怪,人家那是一个月三百大洋的主;另一个怕自己年纪大了(38岁),不能和八路军战士一样爬山——要一条毛驴。张珍将殷大夫的担心汇报给聂荣臻司令,聂司令说:“别说一条毛驴就是一辆小汽车我们也应该给,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来了不仅可以给我们的战士治病还能培养一大批医生。”
  
  就这样,殷希彭大夫来到边区,从具有朴素民族思想的大夫变为一个革命者,毛驴、小灶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和年轻的战士们一样爬山路、啃窝头。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两个儿子参加八路,长子在1943年反扫荡与日寇战斗中殉国;二子在43年遇敌机轰炸牺牲,年仅十七岁;其妻一度带着幼子沿街乞讨。“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有了这些顶尖医疗人才,边区开始着手培养更多的医务工作者。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白求恩大夫亲自编写了《外科教材》用于学校教育,还为边区建立了一整套医疗救护制度,这是他对边区医疗最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大批学生来到边区,如烈士崔健吾,原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来到边区后改行学医以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1941年在反扫荡中为掩护伤员牺牲。白校要求医生须大学毕业或抗大毕业,像崔健吾烈士这样改行学医的爱国学生有很多,至10月卫生学校学员多达1000人。1942年学校改名白求恩卫生学校,至抗战结束学校共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1500余名。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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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边区大力普及中小学教育。1938年,边区开始筹建中学;到40年已有29个中学,毕业学生7166名。⑻截止到1940年,北岳区学龄儿童入学比例达57.19%,冀中达75%,各别县达90%。大量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就像土壤,白求恩医学院的学生就像一粒粒种子被撒到边区的大地生根发芽、结果。
  
  为普及基本医疗保障,边区招收医务人员的标准降低了很多,比如冀中区规定有高小水平即可。助产师在农村生过孩子认识字的就行。老式接生婆有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不足,于是各分区对老式接生婆加以培训。1945年6月,边区卫生受训人员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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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晋察冀边区卫生医疗工作》19页)
  
  冬学运动形式多样,学习时间灵活,有利于传播医疗知识。如组织广大妇女学习卫生知识、宣讲人体生理常识;全面宣传妇婴保健工作、推广新法接生,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向妇女宣传怎样带好娃娃;提倡创造“三净四勤”的家庭卫生环境;教育广大儿童“不喝生水”、“灭除蚊蝇”、“保护学校环境卫生”等。纠正了人民的不良卫生习惯,培养群众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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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边区的冬学教育,上有六十、下有怀抱的娃娃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卫生宣传活动,通过小学生带动其父母养成注意卫生的好习惯,如张庆云的《洗衣裳》街头诗:“桃树叶密满院青,我娘叫我栓根绳;绳儿拴到树阴外,洗衣棠,叫我晒,常常洗,衣裳净,穿在身上不受病;不生病自然壮,不在吃的胖不胖。”
  
  《晋察冀日报》中设有科普专栏,在1941年2月19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的社论,后又发表《讲究卫生少灾病》、《广泛开展防疫工作》、《消灭春疫预防春瘟》、《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等相关文章。还在庙会、集市上设宣传栏,提高广大边区人民的卫生知识。
  
  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了边区军民的科学素养,降低封建迷信思想对大家思想的束缚。
  
  独立自主研制开发药物
  
  为了解决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除了缴获日寇药品、发动药铺捐献、团结爱国商人从天津、北京运西药,边区自己动手开展药物生产。1938年,冀中卫生部创建时,在李各庄建立起卫生材料厂。1939年7月,边区在唐县建起制药厂。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对边区的扫荡更为频繁,对边区急需的医药封锁更为严密。为了保障边区百姓生命安全,聂荣臻司令让有行医、制药经验的杜柏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任制药厂厂长。
  
  杜柏华大夫每研制一种新药,总是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观察服后痛苦大小,有无副作用,以掌握第一手资料。绝对安全后,才给伤病员服用。缺少药瓶,他带领大家开办玻璃厂;缺少医用粘合剂,他带着大家采树油;野战部队携带中药不便,自己研制压片机。杜柏华终因体内药物毒素积累太多,在1941年6月30日以身殉志,但他的牺牲打破了日寇对边区的封锁,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中华民族不缺神农尝百草式的人物。
  
  1941年,秋福百龙、扑疟母灵、黄岑碱、陈皮丁、痢必停、健胃散等十几种外科用药、妇科用药都能自己生产了。2月2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卫生部部长游胜华联合签发《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如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均极有效。”为纪念杜柏华烈士,聂荣臻将晋察冀军区制药厂改名为柏华制药厂。据不完全统计,柏华制药厂在抗战期间共生产医药器械140余种,药品119种,14550磅,23000块,85000包,6730包,200条。卫生敷料7种,35677磅,90953个;医疗器材21种,5595件。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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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晋察冀八路军收复张家口给老百姓看病
  
  动员中西医一致团结抗战
  
  民国时期普遍存在“中医无用论”这种说法。1929年,国民党卫生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1936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无具体的措施通过规则使中医在知识系统和身份下拥有更为正当的合法性”。国民党这些做法加深了中西医之间的门户之见,两家互不来往。在边区,这些现象也广泛存在,极不利于抗日大业。边区从自身现实出发,做出团结中西医的决定,逐渐打破中西医的门户之见。
  
  边区对私人炮制中药予以税收、资金方面的支持。阜平王快镇的地主顾老寿,抗战前收地租,开了三个药铺。抗战后别的地主跑到山里坐吃山空,顾老寿还开着药铺。有人劝他,“打仗的年头还能挣钱吗?挣了钱都得给你负担了去。”他说:“赚了钱就不怕负担,负担越大赚的越多。”边区实行统累税后,他专门炮制药材、生产中成药。边区对炮制药材、生产中成药免税,他一年就赚了一百万以上,成为王快镇头一家。他感慨道:“这还不是咱自己的能力。抗战前我年轻、有力量为什么不能发财呢?这是共产党给咱的福利(指炮制药材、生产中成药免税),跟着共产党走准没错!”
  
  1941年10月22日,晋察冀日报社论《广泛开展卫生运动加紧防治流行性疾病》号召:“各地应广泛地尽可能的动员中西医医务人员和中西药品”。杜柏华发表文章《科学大量的使用中医》。1942年,北岳区党委要求“当地中西医生,必须设法使他们参加卫生防疫工作。”1945年,《开展群众卫生运动》要求“中西医的团结必须加强群众观点,和相互比赛医务技能中求解决。”
  
  45年,曲阳爆发疫情,军医李德庆等三人前去救治。在救治过程中,以身作则团结中医,中西医之间打破隔膜,视同一家,相互交流诊断情形与处方。在行医过程中,由于边区老百姓不喜欢听诊器,西医学会了号脉,而中医则学会了打针。中西医门户之见在边区被打破,各自为边区的卫生事业贡献力量。这其中最为出色的是龙华县中医张明远。
  
  张明远式医疗合作社
  
  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通过合作社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提高了边区医疗水平。
  
  1941年,边区龙华县医生张明远找到县领导,担心日寇扫荡后爆发瘟疫。商讨过后,决定成立医疗合作社,由张明远大夫负责,边区投资1800元,张明远招集民股2000元。⑾为消灭病灾,张明远和政府协商组织医生座谈会,成立中西医研究会,按地区划分六个小组,到病区为病人突击治病。两个星期治好一千多人,制止了疾病的蔓延。
  
  抗战前,张明远就是一个名望很大的大夫。通过学习现代西方医学知识,水平提高了很多,学会了使用注射器、听诊器;同时改掉了过去看病需要病人家属接送的陋习,自己坐驴车给病人看病,不用病人家属准备“四盘四碟”(华北农村请大夫的风俗)。自己带上干粮、自制中药备着,省的病人无处抓药。遇有大病症时,几个医生一起会诊,集体研究解决,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当地老百姓称张明远医疗合作社为“治病活人的救难所”。
  
  开办初期,合作社仅有三个医生。随着名气、规模不断增大,1943年秋,张明远募集民股40,000万元,边区公营商店投资56,000万元。⑿合作社经常组织医药研究会,经常参加的中西医有七十六人,团结了全县一百二十个医生不定期参加学习,一月一次研究技术、互相学习。社里的医生王绶臣说:“张主任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医药合作社就是我的家”。
  
  合作社研制了二十几种丸药,同时发动群众挖草药,用草药通过敌占区换取川广药。合作社将自己研制的药和换取的川广药廉价供给给别的药铺,影响随着八路的反攻逐渐扩大,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已经扩大到易县、涞源、涞水等地,合作社的医生达到三十五人。
  
  张明远医疗合作社卖药取一分利,贫苦人家治病免费施药、免费种牛痘。从1941年到1945年底,合作社共救活了29280人。张明远大夫一人救治了3116人,其中480人是他带病救治的。仅1945年,合作社就获利454106元,不含免费种牛痘、救灾、优待抗属、帮助医药研究会培养新大夫的90000余元费用。⒀
  
  张明远医疗合作社还特别注意群众卫生,到处宣传健康卫生防疫知识,并贯彻防、治、养三结合的教育,注意改变边区百姓卫生习惯以减少疾病。张大夫常说:“治病是亡羊补牢的办法,我们的技术灾高明,也不如开展群众卫生工作,使群众不生病,那才来的漂亮干脆!”
  
  1944年,边区有8245名病人。1945年,八路反攻地区扩大一半,边区病人反倒较少至5455名。⒁1945年2月,边区统计共组织医药合作社114个,医生507人。1940-1945年间,边区共组织162组中医,治疗病人1213728名,施帐药费45941800元。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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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兵在埋地雷,墙上写着“注意卫生,防止病号”
  
  有的合作社在经济状况发展较好后,自己聘请医生,如张瑞合作社。张瑞是徐水县高村营人,38年入党参加抗日,善于经营,边区派他回村组建合作社。发展到1945年,张瑞合作社已经有了砖瓦厂、榨油厂、轧花厂、纺织组。经济条件好了,合作社请了两个大夫、一个司药,帮助七个大烟鬼戒了鸦片,给一千余社员治了病,补贴家境困难的社员,医药费减免。类似的还有高街合作社等等。
  
  抗战胜利前夕,晋察冀边区做出《关于开展民众卫生医疗工作指示》,“行唐三个月以来患病者达5687人,已死329人,曲阳儿童患麻疹的在万人以上,只四、五、六、七区一百个村由去年十月底到今年二月底四个月死亡十四岁以下儿童即达2000人以上,定唐田兴庄患病者近400人,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67人,占病人六分之一以上,新解放区游击区因敌人烧杀蹂躏,病灾更易流行,行唐刘库池一村去春患瘟疫死亡83人,占全村人口的45%。在群众中流传的三荒只有病荒还在严重威胁着我们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进一步的开展。”⒃
  
  1945年5月,边区组织妇婴卫生训练班对26个县进行调查,妇女患病人数占调查人数的49.2%,婴儿死亡率为45%。该统计包含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则好一些。针对解放区不断扩大,医务工作者不足这个问题,边区决定降低医疗人才学习的门槛,如冀中区1945年8月通知,“文化程度有高校程度最好,初小毕业者也可。”
  
  45年春,边区开展妇幼保健工作,以新式接生为中心,培养新式接生员。第一期培养了40个妇女干部,不仅给当地产妇接生,还回到所在区培训其他接生员。边区百姓说:八路军、共产党将生孩子都给我们想到了,一个种族能将自己的血脉延续下去是最大的善。因此,45年边区妇女大会,妇女代表知道妇女干部要去延安,纷纷回家取来小米、红枣:“把这些带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告诉他老人家我们一定安心搞好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老百姓吃的很不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抵消了粮食的增长。
  
  边区的医疗工作有很多不足,即便如此,也比同时期国统区强了太多。国统区大城市产妇死亡率1.5%,城市小儿死亡率13%,农村17%,新生儿死亡率50%以上。这也预示了国共两党在中国未来的命运。赢得了民心也就赢得了未来,赢得了迎接了1949年10月1日的这一天。
  
  本文资料选用:
  
  ⑴⑶⑹⑼《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685、556、685、735页
  
  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忆录选编》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206页
  
  ⑷《关于开展群众医疗卫生工作几个问题报告》,1945年
  
  ⑸《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燕山出版社,247页
  
  ⑺《老解放区教育史资料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453页
  
  ⑻《晋察冀日报社社论选》,308页
  
  ⑽⑾⑿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227页;《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编),452页,45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⒀《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工作》,16页
  
  ⒁⒂⒃《晋察冀人民翻身记》82、83、83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83页
  
  未见标注的见冉淮舟、刘绳《奇特的战场-晋察冀抗战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出版,《中国妇女运动史》,《解放军后勤烈士传》
  
  (作者:无名氏;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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