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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是经过西晋司马氏篡改的,证据确凿!

2018年07月28日 古代历史 ⁄ 共 686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24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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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简史:

1、晋朝太康年间从战魏国出土的,叫《原版竹书纪年》

2、宋代后散佚,原本已经丢失。

只有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古史籍里还有孑遗。

3、明天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范钦的“天一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号称《古本》。

4、但是,它与上述说到的“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有不少出入——这一点当然会引起人怀疑。

5、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朱右曾,把“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都蒐集了出来,编撰成了一本书,叫《汲冢纪年存真》——简称《存真》。

6、此书一出,就揭穿了明代《竹书纪年》的画皮,它和《存真》非常不一样。此事朱右曾造不了假,所谓的「孑遗」,都是来自这些历史悠久、又流传广泛,历代天下读书人都看过的名家书目:

晋《春秋经传集解后续》、北魏《水经注》、唐朝《史通》、《括地志》,《宋书·符瑞志》《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路史》《永乐大典》《楚辞通释》等。

毫无疑问,明代《竹书纪年》就是伪书!

7、因此,《存真》得到广泛认可,被称为《古本》,而明代范钦版的则被认定为《今本》。

在《存真》的基础上,王国维又编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此版本为目前是最被公认且认可的《古本》。

8、 1981年,内地学者方诗龄与王修龄又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简称《辑证》。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古本》实际上是《古今本》,因为《辑证》是融合了《辑校》与明代范钦版的《今本》的内容的。

▲纯属多此一举!

正是因为《辑证》,才导致了近三四十年年来,无数人混淆了《竹书纪年》的古、今本。

9、那么:《辑校》与《辑证》到底有何不同?

详细的不说,但是涉及「禅让」,两书的不同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一目了然!

✔《竹书纪年》原名《纪年》,因为是竹简,所以才加上《竹书》,它同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汲冢书》。

但是,事实上《汲冢书》并不是只有《纪年》一本。

《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看清楚了没?

与《纪年》一起出土的,还有:

《易经》(二篇) 。《易繇阴阳卦》(二篇) 。《繇辞》。《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

杂书四篇,分别是:

《周食田法》 《周书》 《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包括《纪年》,一共有20类书。注意看清楚束皙的原话,他所说的“与《春秋》大异”的对应主体,是涵盖这20类书在内的,并不是只针对《纪年》1类。

所谓「大异」者,我总结如下:

①夏国祚比殷商长。

②禹禅让给益,启篡位,后益因干政被杀。

③太甲被开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杀之。

④周穆王没有一百岁。

⑤周幽王被杀后,「共国」诸侯「和」代行周天子政。

一共“5大异”,那么,这“5大异”究竟分别出自上述20类书里的哪一类?

其他先不说,但涉及「禅让」的,有两件事:

✔禹禅让给益,启篡位,后益因干政被杀。

✔太甲被开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杀之。

■启杀益的出处:

目前来说,最早的是唐朝的刘知己的《史通》:

《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

《史通·杂说上》:“《竹书》云‘后启杀益’。”

正如笔者前面所述:必须要《纪年》才是=《竹书纪年》,其他一切《汲冢书》《竹书》不能肯定就是《纪年》。

以上例子可见,这些说法是指涵盖20类《汲冢书》的,那么,到底是哪一本呢?

答:无法得知。

但是,下面发现的一例,却让人很怀疑那些所谓的“《竹书纪年》云/《汲冢书》云/《汲冢纪年》云”的来源,似乎是不太可靠的:

唐《史通·疑古》云:‘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

唐《史记正义》云:“ ‘《括地志》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

唐《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云:“《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

上面带“《》”号的书籍,首先要十分注意《琐语》这本书——今多称《汲冢琐语》或《古文琐语》。

✔「原版《竹书纪年》」(晋朝出土时的版本)的作者为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尚书郎束皙。

因此,对于《琐语》这本书,原作者的评价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晋书·束皙传》。

在所有索引《汲冢书》的史籍里,只有《纪年》或《琐语》两本书是有具体的书名指向的,其他18类书无一涉及。

由此可见,考据「《竹书纪年》之孑遗」的另一个重要书籍,就是这本《琐语》。

✔这本书目前没有传世文献完本,与《纪年》和其他《汲冢书》一样都亡佚了,因此,我们同样只能被迫去「孑遗」里面找。

在所有“指名道姓”中出现“毁三观”的「《汲冢书》类」里,只有1例——也就是唐朝刘知己《史通》里的那例“《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的这一记载。

除了这段以外,其他的“毁三观”只言《汲冢竹书》或《竹书》,根本没有明言《纪年》——可见索引的作者不一定看过原版的《纪年》,或看过了也不一定就很了解。

《广弘明集》的索引出处就很模糊——《汲冢竹书》到底是指《纪年》还是《琐语》?

语焉不详。

这种「佛学书」居然也被《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收录,可见方诗铭、王修龄的治史态度是多么的不严谨,与朱右曾、王国维两位差远了!

由《琐语》作为唯一一本被“点名”的“毁三观”的书可以推论,那些不指明《纪年》而又说是《竹书》《汲冢书》等的“孑遗”,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琐语》。

但是!这本明明是“妖怪之书”!

可见,不是“异说”就一定可信!

✔鬼神之书当不可当为言史。


10、朱右曾与王国维的《辑校》为什么能够获得多方认可?

因为《纪年》是流水账的记录,它主要就是按时间线条来进行记载,而朱、王两位“复原”《古本》的方法就是按照这种体例来编撰,凡是不符合此类体例的,都作疑存,下举一例:

《古本竹书纪年·商帝太甲》篇(也就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约按: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

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

十年,大飨于太庙。

上面的「约按」同样是出自“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但是朱、王两位发现它的体例和前后文明显不同《纪年》的内容,是很少叙述这么详细的,因此朱、王两位将它作为「约按」放在书中,而并未直接删除,说明足够严谨。

朱、王两位的判断,最终被后世所证实:

✔关于太甲杀伊尹,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目前发现所有有关伊尹的甲骨卜辞里,伊尹的祭祀级别同殷商人的先公「上甲微」与「商汤」是同等级别的。

可见:太甲杀伊尹不可信——人,怎么会祭祀杀死自己先王的人了,是不是???

《辑校》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太甲杀伊尹”,极有可能就是后世添加,而不属于原本的。

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时著名学者赵绍祖就对明代范钦版的《竹书纪年》里的“《竹书》云/《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说道:

“其言不似《纪年》本文”。

朱右曾与王国维两位大师果然目光如炬!

用文本分析一眼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的问题。

★★★★★↓

所以,曾经有人怀疑过有关《竹书纪年》里的所谓“毁三观”,实际上是代曹魏而立的西晋司马氏故意篡改成“血雨腥风”——目的是为了给自己逼迫曹魏「禅让」找合理理由,而利用《琐语》编造了各种杀来杀去的故事。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

毕竟,「禅让」是春秋战国的共识,整个春秋战国800年,从来没出现过违背传统「禅让」史观的记载:

✔「吕不韦」这样的法家人物说:“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

✔「墨子」这种反儒标杆人物说: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贤上》

✔1993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名《唐虞之道》开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

特别是出土楚简的证明,为春秋战国时所有史籍的「禅让」史观而背书。

《竹书纪年》本身就是魏国与晋国的史官一起撰写的,如果他们两国的记载与天下共识有这么大的差异的话,那么,那时候肯定已经是大新闻,严重点,还会引发战争——魏晋两国会被尊《周礼》的国家联合围剿,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魏国与晋国却是“根正苗红”的儒家大国:

✔双方同为姬姓大国,都尊王攘夷。✔魏国和韩国、赵国直接继承晋国,魏立国君主「魏文侯」,他的国师就是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创立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学府、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儒家高等学府:西河学宫:✔而现存的《子夏》著述,从来没有出现过与传统的儒家不同的异说。✔晋国,不用多讲了,建国君主为武王之子「唐叔虞」,根正苗红到不得了。晋国的「曲沃代翼」自古以来就一直被当作是春秋战国的反面教材来看待,所谓“殷道亲亲、周道尊尊”——说的是殷商的兄终弟及,和《周礼》严格的讲究父子传续、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传统。如此重视血统的晋国,怎么会有毁《周礼》观的史官???

而最无法解释的是:《晋书》所载,《汲冢书》(含20类书目)是盗发至「魏襄王」(一说作魏安厘王)墓——这位《汲冢书》20类书的主人墓地得来,亦即「魏襄王」或「魏安厘王」,但是,他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儒家粉:

《孟子见梁襄王(即魏襄王)》:

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自己搜,懒得解释了。

✔总之就是纯的儒家思想。

一个儒家的忠实粉丝君主,带着“毁儒家三观”的书入葬,这该有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不可理喻??

如此看来,魏、晋两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的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史观土壤。

到底真相如何?

我没有100%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你:

从考古发现的「硬证据」(甲骨文)来看:

伊尹不可能是篡位而被商王太甲杀死的人。

从逻辑上来讲:

《琐语》与其他出自诸“晋隋唐宋以来”史籍所谓“《竹书》云/《纪年》/《汲冢书》云”,在春秋战国时,没有“存活”的条件。

在当时的魏、晋两国里,这种说法无异于邪教!!

最后,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昔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等等「大新闻」的话!

那么,第一手接触出土版的《竹书纪年》的西晋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尚书郎束皙三人,不会一字都不提及。

正如《晋书·束皙传》里束皙本人提到的“与经传大异”的5大点一样——该提的,他都提了。

“启杀益、太甲杀伊尹”这些算什么?

“尧舜禹互相攻杀”才是真正的大新闻好吗?

可是,他们就是没提到。

所以,「毁三观(毁尧舜禹禅让)」的记载,是非常可疑的,是典型的突然冒出来的孤证。

★★★★★

最新的考古发掘,也支持尧舜之间,存在禅让:

「尧舜之都陶寺的政权之和平过渡」↓

11、孑遗里面的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已经揭示了那些“毁三观”的东西,是完全不可信的。

《古本竹书纪年:夏帝启》篇: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王国维与朱右曾整理的这篇《帝启篇》,里面根本没有启与益互相仇杀的故事。

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整理出来的?

答:《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内容,主要来自南宋人罗泌的《路史》——注:所有流水账的体例,都是来自《路史》。

所有“《纪年》云”的「孑遗」记载,《路史》是最多的,因此,当是它最权威,在《路史》里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来看,那《晋书·束皙传》与唐刘知己《史通》里的“《竹书云》”和《汲冢书》云”的“启杀益”,根本就不能“好好的坐在一起”!

一个是杀了。

另一个没杀。

怎么可能“统一”?

两者之中,必然有一个是错的。

去《史通》的原著里看看原文:

《汲冢纪年》语曰:“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对照《晋书·束皙传》可以看出,刘知己根本就是在阐述《晋书·束皙传》上的说法,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看了《纪年》而得出的结论。

“尧舜禹相爱相杀”的故事,也果然不出所料!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知己根本没有说明是《纪年》。

后面的“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还是在引述《晋书·束皙传》。

✔《史通外篇·疑古卷三》本身就前后矛盾,一会说“舜放尧于平阳”是出自《汲冢书》,一会又说出自《琐语》。

▲刘知己不是一次两次记载混乱:

《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

《史通·杂说上》:“《竹书纪年》:后启杀益。”

▲又是一会说《汲冢书》,一会说《竹书纪年》,又是前后矛盾。

可见,《史通》的可信度非常低!

一是根本是后世的人错误的理解了刘知己的意思,把人家转述《晋书·束皙传》的话,当成了《纪年》里写了舜杀尧、禹杀舜,再“启杀益”。

二是刘知己自己就语焉不详,并无明说!

对于此类者,最形象的就是鲁迅先生的这张图。

☞结论:

《今本竹书纪年》——也就是明代范钦本,与1981年内地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

就是不加辨析的对古史采取“通通拿过来的主义”——导致了记载混乱。

笔者为了弄清楚“毁三观”的「真相」,专门研究过《辑证》,我发现,看这本书,确实是多余的。

因为它就是弄出了一份大杂烩而已。根本不负责判断,是也行,不是也行,看了等于白看。

这就是我开头写的“多此一举”。


12、西晋司马家族100%篡改了《纪年》,而且篡改得十分拙劣!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帝癸(桀)》云: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

按照「壬子年」到「壬戌年」用「六十甲子年」来算的话,夏朝怎么也才只有430或顶多490年!

✔按书里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这样算下去,计夏有17帝,含禹在内也只有440年。

魏国与晋国的史官连这个都会算错吗?

答案=0!

天干地支在古代,就跟我们的1234567890等阿拉伯数字一样,这么简单断然不可能算错!

✔《古本竹书纪年·商纪·帝纣》篇云: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终戊寅〕。〕”

按「癸亥年」到「戊寅年」按「六十甲子年」算,应该是508年!

按书里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这样算下去,计商共有30为帝王,共历525年!

无论《夏纪》还是《商纪》,白纸黑字,一帝不少的记载完整的,但居然与史官落笔的年限字数相差这么远。

答案只有一个:删掉了一些事情!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帝王纪年」与「史官纪年」出现这么大差别的原因。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掩盖——越篡改,就越不合理。

西晋司马氏篡改《竹书纪年》,完全确凿!

毫无疑问:只有去伪存真的《辑校》,才是最靠谱的。​​​​(作者:无风即风;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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