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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27-29嘉靖大礼议事件的来龙与去脉

2015年12月21日 谈天说地 ⁄ 共 1304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64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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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嘉靖皇帝
  
  朱厚照死了以后,文官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江彬抓起来判处死刑。
  
  第二件事就是确定皇位继承人。因为朱厚照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孝宗就朱厚照一个儿子。所以继承人只能在宗室里面找。
  
  明朝皇位继承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优先考虑嫡子,也就是正妻(皇后)所生的儿子,在嫡子当中挑选最年长的继承皇位;如果没有嫡子,那就选择其它嫔妃所生的儿子中年龄最长的继位。
  
  对于皇帝死后无子这种情况,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里面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
  
  这个规定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它是帝国制度的基石: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方面,只根据血统而不能根据才干。因为血统是很客观的东西,而才干的标准太主观了:你觉得老大有才我觉得老二能干,谁也说不服谁,而皇位只有一个,两边只能拉起队伍开打,以拳头论英雄,很容易引起内乱甚至内战。
  
  后来清朝对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了改革,不再强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而是由皇帝生前把选定的继承人名字放到金銮殿上面的牌子背后藏起来,等皇帝死后拆开来看,写的是谁就是谁。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促进皇子之间的竞争,可以择优继位。但在实际操作中效果不佳。因为有的皇帝死前只留下一个儿子,没法竞争;还有乾隆在生前就传位于嘉庆,自己当太上皇去了;有的皇帝死的太匆忙,没来得及写出来藏到牌子背后。最后真正用这种“秘密建储”制度继位的皇帝只有两个:道光和咸丰。而这两位都表现不佳,一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打的狗血淋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一个遇到太平天国起义把南京丢了,然后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把北京都丢了,自己也死在逃亡途中。
  
  而且,“秘密建储”制度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同治皇帝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权就落到了他的生母慈禧太后手里。慈禧太后就有了自由选择权,她就不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立皇帝,而是找了她的妹妹跟同治皇帝的七弟所生的刚刚四岁的小孩继位,也就是光绪皇帝,这样就有利于她以太后身份掌握朝政。最后导致中国在近代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刻,由一个保守的、失去进取心和学习能力的老太婆来作出政治决策,而且权力不能集中,后权和皇权冲突,成年后的光绪皇帝变革维新的努力因此失败,中国也就错过了通过和平的制度变革来走上复兴之路的最后机会。
  
  所以说,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在古代社会,也有它的合理性。明朝选择这个制度,是它两百多年政局稳定的基石。当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也没有留下谁继位的遗嘱的时候,这个制度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就开始发挥了——大臣和太后只能按照血缘关系找继承人,不能自己选。
  
  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首先要找朱厚照的儿子,没有;然后找朱厚照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没有;然后找同父异母所生的兄弟,也没有。那么朱厚照的皇位就没法被继承了。
  
  接下来,就只能往上追溯,去找他父亲孝宗那一脉,让人来继承孝宗的皇位。孝宗就朱厚照一个儿子,已经死了,那么就去找孝宗的弟弟。
  
  孝宗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的第三子,前面老大老二都夭折了,没有成年,也没有儿子。剩下兴献王朱佑杬是宪宗的第四个儿子,是孝宗的弟弟中年龄最大的,皇位应该由他来继承。朱佑极也死了。但他有一个儿子,而且还是王妃所生的嫡子,朱厚熜。朱厚熜在法理上就是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伦序当立”,没有人能与之竞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朱佑杬已经死了,生前并没有当过皇帝。为什么皇位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而不是由孝宗更小的弟弟来继承呢?嫡法就是这样规定的。朱元璋生前,他的太子朱标也死了,他就把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朱标最大的弟弟朱棣,就是为了尊重嫡法,为后世儿孙做好表率。虽然后来朱棣也当了皇帝,但属于暴力夺权,不在嫡法规定的范围内。有朱允炆的例子在,朱厚熜的继位合法性就更加无可置疑了。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嫡法来上奏张太后——也就是朱厚照的生母——请求迎立朱厚熜为新皇帝。太后立即批准。这个过程杨廷和与皇太后都是照章办事,不是他们看中了朱厚熜,觉得这小子聪明能干,适合当皇帝。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后来朱厚熜与杨廷和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能如此的不给杨廷和面子。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欠杨廷和的人情,他的皇位也不是杨廷和给他的。
  
  朱厚照去世的当天,张太后联合内阁一起颁布了以朱厚照名义写的遗诏:
  
  “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
  
  朱厚熜当时已经十五岁了,父亲朱佑极两年前去世,他还在守孝。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去继承皇帝位。朱厚熜于是带着少数亲信和中央派来的庞大迎驾团一起从湖北兴献王府出发,前往北京继位。
  
  刚到北京城外,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杨廷和给朱厚熜的安排是按照皇太子继位的礼仪:从东安门进皇宫,然后入住皇太子居住的文华殿,接受大臣们的劝进,再登基做皇帝。朱厚熜对此很不满,因为根据遗诏,他是来进北京继皇帝位,不是来当皇太子的。虽然所谓的遗诏也是杨廷和在朱厚照死后拟定的,但从法理上那是朱厚照说的话,杨廷和无权更改的。杨廷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在给新皇帝“立规矩”:你要当皇帝,就得听文官大臣的话。
  
  朱厚熜拒绝从东安门进皇宫,而是停在北京城外不走了。官员们赶紧通知杨廷和,杨廷和表示必须从东安门进,没商量。然后又通知朱厚熜,朱厚熜表示绝不从东安门进。两边就这样僵住了。
  
  最后还是由张太后出来打圆场,说天位不可久虚,还是按照遗诏来,以皇帝身份进宫。杨廷和只得同意改变程序,由魏国公徐鹏带着文武百官往朱厚熜在城外的驻地劝进。经过三次劝进以后,朱厚熜表示同意即位。于是以皇帝的身份从皇宫正门——大明门进入皇宫。
  
  随后,杨廷和又进呈了他为皇帝写好的即位诏书,而且给朱厚熜阅读的时间很短,不断派人来催,赶紧定稿颁布。朱厚熜没有时间做更多的改动,但是把杨廷和给他定的年号“绍治”改成了“嘉靖”。
  
  这个年号的改动有很深的含义。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是“弘治”,杨廷和定的“绍治”就是要让新皇帝效法明孝宗、把弘治年间的德政发扬光大的意思,希望他能像孝宗一样对文官们言听计从。而“嘉靖”中的嘉是美好的意思,起修饰作用,真正有意义的是“靖”字,带有拨乱反正、平定乱局的意思。朱厚熜用这个字非常大胆,因为当年朱棣造反,以藩王身份杀进北京赶走建文帝自己当皇帝,这个行动被朱棣称为“靖难”。朱厚熜也是外地藩王进京当皇帝,用这个字,一方面表示自己对朱厚照时期的很多朝政不满意,要改正;另一方面也没打算要学习孝宗,而是要搞自己新的一套。
  
  二十八、指伯为爹
  
  除了这两个程序上的冲突外,嘉靖皇帝[1]对杨廷和表现的仍然十分尊重,即位诏书里面提出的武宗时期的各种弊病,全都同意加以纠正。对杨廷和的各种奏请,也一律批准。还给杨廷和加封了一大堆诸如太子太保这样的荣誉头衔。
  
  由杨廷和起草的即位诏书,内容跟之前的皇帝即位诏书差不多,主要就是继续清退一大批超编的太监和锦衣卫,取消一些宫廷冗员,压缩宫廷开支,继续清理一大批皇族、勋贵、太监们侵占的土地等等。
  
  这些政策总的来说是好的,老百姓也确实能得到好处。但也是片面的,专门收拾不利于文官集团统治的异己势力,而对帝国最大的问题——文官集团的贪污腐败、非法经商、侵占土地、结党营私则避而不谈。
  
  当时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比如内阁大学士梁储,朱厚照出居庸关,他亲自跑去追回来;朱厚照要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拒绝起草诏书;朱厚照南巡,他到皇宫门口跪着不让去;南下之后,他又跑到南京朱厚照驻地去跪求皇帝回北京。被文官们视为大贤臣。但他却纵容他的家人在老家胡作非为。他的儿子梁次摅为了夺取一个杨姓富翁的田产,把杨家两百多口人全部杀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刚读到两百多人这个数据的时候把我吓了个半死,明朝官员为了抢夺老百姓的田产打死人是常有的事儿,但一般每次也就打死一两个,起到震慑效果就可以了。一次打死两百多人实在是太夸张了。仔细查证《武宗实录》和《明史·梁储传》,确定无疑就是这么多。
  
  案发以后,朱厚照看在梁储的面子上免除他儿子的死刑,只发配边关。但没多久他就通关系又把儿子调回老家继续当官,官至广东都指挥佥事。此类事情,在杨廷和拟定即位诏书的时候,当然不认为有必要写进去。
  
  因为这些,杨廷和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文官集团视为千古贤臣。
  
  嘉靖初年皇帝与内阁关系,跟正德初年朱厚照与内阁的关系非常类似。都是皇帝非常尊重内阁,一切政令以内阁商定的为准,但双方关系很快就彻底破裂,因为内阁想要给皇帝立规矩,而皇帝觉得这些规矩太荒谬无法接受,于是冲突爆发。朱厚照不愿意杀掉“八虎”,嘉靖皇帝也不愿意遵守内阁的建议:认自己的伯父为父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叔。
  
  嘉靖皇帝是兴献王朱佑极的儿子,而朱佑杬只是藩王。按照礼法,皇帝的父亲即使不是皇帝,也需要追封为皇帝。朱元璋祖上三代都是贫农,但登基以后也全都封为皇帝,从未有人表示过疑义。嘉靖登基不久,就让内阁商议一下该给自己死去的父亲定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尊号。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内阁接到旨意之后,压根就没去研究该给朱佑杬封个啥名号,而是告诉嘉靖:你的父亲不是皇帝,你继承的是孝宗皇帝的大统,所以应该入继孝宗一脉,给他当儿子,这样你的皇位才名正言顺。为了维护皇位的合法性,你需要管孝宗皇帝叫爹(皇考),而称你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叔叔(皇叔父)。至于你爹兴献王只有你一个儿子,那也没关系,我们会从同辈藩王里面再找一个儿子来过继给他,为他继承香火和王位。
  
  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或者“议大礼”事件拉开了序幕。
  
  嘉靖一看这份奏章就傻眼了,说父子天伦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改?下令内阁再议。
  
  内阁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坚持己见,而且引用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正确。汉成帝一直都没有儿子,于是他选择了共王的儿子定陶王立为皇太子,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儿子养在身边一直到其继位成为汉哀帝。宋代的例子和这个基本差不多,宋仁宗也没有儿子,于是从濮王的儿子中找了个孩子养在宫中改名,变成自己的孩子以备继承皇位,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宋英宗。
  
  这两个例子都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生前就过继为养子的,而孝宗生前压根就没有见过嘉靖,更没有办理过继——因为孝宗死的时候嘉靖还没有出生;嘉靖当皇帝之前也一直是兴献王世子的身份,还给他父亲守了两年孝。没法类比。
  
  而且,文官们还在宋英宗问题上撒谎。宋英宗被大臣们逼迫,刚开始屈服过一段时间,同意称自己父亲为皇伯父,没过多久又想办法改回来了,还是管生父濮王为皇考。杨廷和等人当然只讲前半段故事而把后半段故事给省略了。
  
  嘉靖看了之后破口大骂,驳回、再议。
  
  一切当然尽在那群政治老手的掌握之中。大臣们在装模作样等待了几天以表示自己确实是在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再一次把几乎相同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面前。附带上一篇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写的有关濮王事件的文章,让这位新皇帝好好学习一下儒家圣人是怎么看待此类问题的。并提出,我们还可以对古代的做法作进一步的优化,等以后皇上你有了很多儿子,让第二个儿子再过继回去给朱佑极当孙子,袭王爵,这样您从兴献王的儿子变成孝宗的儿子,而您的儿子又变回为兴献王的孙子,皇室血脉和兴献王血脉都得到继承,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嘉靖当然不会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丝一毫的完美。驳回、再议。但是他的理论水平跟这群理学专家相比微不足道,无法从礼法上辩驳,只能以皇帝的权威跟他们对峙。大臣们也不断再议,每次议论的结果都是坚持原来的看法。事情遂陷入僵局。
  
  嘉靖被逼得团团转,心情十分沮丧。他是朱佑杬唯一的儿子,从小就当心肝宝贝宠着,少年时期他父亲又亲自带他拜访名师、学习诗书,父子之间的感情很深。要让他管自己的父亲叫叔父,实在是无法忍受。
  
  嘉靖皇帝试图采取求饶的办法换来大臣们改变意见。他一度派出太监去给各位大臣行贿,送点黄金什么的,但都被拒收了。然后又亲自邀请杨廷和到皇宫喝茶聊天,请教国家大事,好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而且还提出要给杨廷和加封文官的最高荣誉——太师。在此之前明朝还没有大臣能在活着的时候得到这么高的封赏。杨廷和这种老官僚当然懂得怎么对付这一套: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还要保持大臣的礼节,但管孝宗叫爹这个事儿没商量,太师头衔也不要。
  
  杨廷和等文官大臣们之所以团结起来,坚持要让嘉靖管他伯父叫爹,核心诉求是为明孝宗朱佑樘立后。孝宗皇帝在大臣中间,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个神话,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贤君圣主。而他偏偏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朱厚照又没有儿子。孝宗一脉就算断绝了。这样一个完全按照儒家理想塑造出来的明君楷模、完全按照文官们意志行动的好皇帝,怎么能够绝后呢?文官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所以他们必须要为孝宗立后,以让孝宗的光辉形象完美无缺,让他的儿子孙子们能够永远当大明的皇帝,世世代代永远歌颂伟大的孝宗皇帝的传说。这样,将来嘉靖皇帝如果有什么地方违背了文官集团的意志,他们就可以拿孝宗来教育他:“想当年你爹在位的时候,如何如何……”从而取得对抗皇权的政治资本。
  
  大礼议事件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纯洁干部队伍。通过号召大家干一件明显不靠谱的事,来考验文官们对本集团的忠诚度。如果连管自己的叔叔叫爹这种事情都坚决赞成,那么就是理学思想的好学生,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文官集团团员,可以提拔重用;如果竟然反对此事,那么说明他的理学修养和对文官集团的忠诚度还是有问题,“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没有做到位,需要即使加以清理。
  
  这种事情,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太监赵高曾经干过一回。
  
  秦二世继位以后,太监赵高专权。有一天上朝,赵高找来了一头鹿,跟皇帝说:“陛下你看,这是一匹马。”
  
  秦二世说:“不对呀,这明明是一头鹿。”
  
  赵高说:“不对,这就是一匹马。陛下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大家。”
  
  朝堂上的官员立刻两派,一派认为是马,一派认为是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是马的大臣都得到了重用,而认为是鹿的大臣都陷入证据确凿的罪案之中,遭到政治迫害。
  
  这样,赵高就保证了朝廷的官员都是自己的亲信,只听命于自己而不忠于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的典故,是太监专权干坏事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事实证明,这种事情跟是不是太监没关系,只跟是不是想要专权有关系。文官想要专权,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宋朝的大臣们就干过一次,现在杨廷和还要再来一次。
  
  “大礼议”事件的前半截故事,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有一天,内阁首辅杨廷和带了一幅画上朝,打开以后是孝宗皇帝的画像。他指着画像对嘉靖说:“皇上你看,这是你爹。”
  
  嘉靖说:“不对呀,这是我伯父。”
  
  杨廷和说:“不对,这就是你爹。我已经用理学思想论证过了,不容置疑。”
  
  嘉靖说:“难道我连自己亲爹都会不认识吗?”
  
  杨廷和说:“这真是你爹。陛下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大家。”
  
  于是,大臣们就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嘉靖应该认孝宗为爹,一派认为嘉靖应该认孝宗为伯父。然后,“认爹派”就被杨廷和判断为忠臣,提拔重用,而“认伯派”则是奸邪小人,被赶出朝廷。
  
  跟赵高“指鹿为马”在朝堂上引起巨大争议不一样,经过理学思想的百年淫浸,这次杨廷和“指伯为爹”,文官集团异常团结,朝廷五品以上文官全部表示赞同,毫无异议。只有一个小人物最先站出来表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是兵部主事霍韬,官位只有正六品,相当于今天中央部委的一个处长。
  
  霍韬并不是投机分子,他没有先跑去向皇帝邀功,而是写信给礼部尚书毛澄,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希望礼部能真的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他也要参加。因为之前大臣们虽然每次上奏都说经过反复讨论,其实都是杨廷和等几个高官私下里议定的,没有公开讨论过。
  
  对于这种小官的意见,毛澄当然不会采纳,而是警告他不要多事。霍韬这才直接上奏皇帝,表达了他对事情的看法。他主要的观点是:当皇帝是继统,当儿子是继嗣,继统和继嗣不是一个概念,两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没有礼法规定说继统一定要继嗣。
  
  嘉靖看到这样一篇奏疏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他拿着这个奏疏给大臣看,满怀期望的看着大臣们能回心转意。结果大家的表情全是不屑一顾。霍韬很快就被言官们的弹劾奏章给淹没了,被骂的无法忍受,只能告病还乡。
  
  第二个站出来支持皇帝的是观政进士张璁。“观政进士”比霍韬的兵部主事位置还要低,就没有品级,是刚考中进士,派到各个部委实习的,实习完了再根据表现授予官职。张璁考中进士已经四十七岁了,还是个中央部委实习生,跟杨廷和这种十九岁就中进士的天才没法比。但他将成为杨廷和的终极杀手,而且还将成为比杨廷和更加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张璁也不是想巴结皇帝。当时巴结皇帝太危险。刘瑾和江彬都是前车之鉴,皇帝能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文官集团才会永远盯着你,决定你的升迁荣辱。
  
  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在北京没有一点根基。而张太后和杨廷和是一条心的——为孝宗立后也完全符合张太后的利益,如果嘉靖管孝宗叫爹,那就得管张太后叫妈。从帝国体制来看,太后与宰相联合起来架空皇帝,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有先例。宋朝王安石变法,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保守派大臣们跟太后联合,赶走王安石、架空神宗,成功终结了这次变法。还有武则天的例子,那就更猛了,直接废掉皇帝李贤,换一个。嘉靖当时的处境比李贤和宋神宗还要糟糕,他是外地藩王入继大统,而李贤和宋神宗都是前任皇帝的亲儿子,皇位合法性比他强的多。在这种形势下,冒着得罪张太后和杨廷和的风险去巴结皇帝,得不偿失。
  
  张璁一开始只是觉得对这个问题有点自己的看法。他跟礼部侍郎王瓒是同乡,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跟王瓒说:你们礼部搞的这个事情有问题吧?皇上是入继大统,又没有过继为孝宗的儿子,这和汉哀帝、宋英宗这些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王瓒是礼仪问题专家,经过张璁这么一提醒,仔细一想确实有些地方不对头。他就去找到杨廷和,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杨廷和也没说王瓒说的对,也没说他说的不对,而是安安静静的听完,客客气气的把他送走。然后一转身就找了个名义把王瓒给贬到南京去了。
  
  这一下张璁就被震惊了。他原本认为这真的就是一个礼仪问题的争论,大家看法不同而已。想不到堂堂内阁首辅这样的人物,竟然会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来压制不同意见。这就不再是意见之争,而是赤裸裸的权谋了。而且王瓒是因为他而被贬官的,这也让张璁非常愤怒和愧疚。他毅然上书嘉靖皇帝,阐明了自己对大礼议事件的看法:
  
  首先,皇上对亲生父母的尊崇是大孝的表现。礼记里面说“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所以人情才是礼的根本,脱离于人情这一话题来讲礼是非常荒谬的。
  
  其次,把这个事儿与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类比是完全不合理的。当年汉成帝,宋仁宗都是先预立太子,养在宫中,实质上已经是皇帝的继子,所以哀帝、英宗认继父为父亲顺利成章。但现在的情况和定陶王、濮王故事毫不相干。
  
  第三,武宗皇帝的遗诏明明白白的说“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并没有任何一句说是朱厚熜是孝宗的儿子。
  
  第四,嘉靖皇帝的母亲现在还在世,如果称呼其为皇叔母,那么在见面的时候,应该以何种礼仪相见?皇太后和皇帝的见面自有其母子之礼。但是皇帝和皇叔母相见的时候那就纯粹是君臣间的礼仪。面对亲生母亲,儿子高高在上为君,而母亲却要在下面跪拜为臣,这是对孝道极大的违背。
  
  第五,大臣们要皇帝听理学大师程颐的话。但程颐也说,按照礼制的规定,长子不能去当为别人的继子。如果继承祖父的那一宗断绝了,而这位长子又没有兄弟,那他应该直接去继承祖父而不需要去继承断绝的那一宗。嘉靖是兴献王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怎么能给别人当儿子呢?按照这句的道理,嘉靖该继承的是宪宗皇帝之统而不是孝宗皇帝的。
  
  第六,继统和继嗣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规定说继统的同时一定要继嗣。大家都说孝宗非常贤德,一定要给他立后。但如果兴献王朱佑杬没有死,那么他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孝宗的皇位,这样孝宗还是没有儿子。难道能让朱佑杬来给孝宗当儿子吗?那就更荒谬了。当年汉文帝、汉宣帝继位,都是不是前一任皇帝的儿子,他们也没有去继嗣,也没人说他们的皇位合法性有问题。
  
  综上所述,张璁认为应该称孝宗为父亲,称兴献王为叔叔的理由完全不成立。
  
  张璁的奏章跟霍韬那一篇相比,论理清楚,无懈可击,从礼法思想上彻底驳倒了认为嘉靖需要认孝宗为父亲的谬论。当嘉靖看完这篇奏章的时候,仰天长叹,激动的留下了眼泪,说:“吾父子获全矣!”
  
  ——继文官们在杀八虎事件上逼哭朱厚照以后,他们再一次成功的逼哭了嘉靖皇帝,这也就意味着皇帝与大臣的决裂已不可避免。不仅是权力冲突,而是真的感情破裂了。
  
  二十九、君臣决裂
  
  张璁的奏章公开以后,在文官们中间引发了很大的震动。震动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有个观政进士支持皇帝,而是因为张璁这篇文章所讲的道理无法反驳,满朝大臣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把它驳倒。其实也不是张璁多么聪明厉害,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杨廷和选择的向皇帝进攻的方式太拙劣。
  
  跟赵高的“指鹿为马”相比,杨廷和“指伯为爹”的性质更坏、更糟糕。因为鹿和马就是名称不同,搞错了也就是个知识错误;而把伯父和父亲颠倒,就不仅是知识错误,还违反了最基本的人类伦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完全被理学思想洗脑的文官们,也无法再保持团结。装糊涂和真糊涂的两派出现了分裂。装糊涂的那一派当然要继续装糊涂。但真糊涂的那些人,看了张璁的奏章之后有些就不糊涂了,转而支持张璁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保持沉默的立场。
  
  正义终究还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
  
  有了张璁的理论支持,嘉靖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召集内阁大臣,拿出自己亲笔写的手敕,交给杨廷和,说自己刚刚决定,加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要求内阁按照这个拟一道圣旨。
  
  ——明朝皇帝的指示必须先经过内阁草拟之后才能成为合法的诏令,这是明朝内阁权力大的重要原因。
  
  杨廷和把皇帝的敕书读了一遍,面无表情的把它退还给了嘉靖,以表示内阁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书。
  
  嘉靖皇帝极度震惊。封驳权六科有,内阁理论上也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因为六科是言官,主要职责就是挑政策的毛病,而内阁是和皇帝一起制定政策而不是监督唱反调的。内阁驳封,那就是文官和皇帝的直接对抗,而且是非理性的对抗,双方已经拒绝沟通了。杨廷和显然是铁了心要给皇帝立规矩。
  
  随后,言官们又一拥而上,开始对张璁进行弹劾。嘉靖皇帝当然知道这都是内阁指示的,对所有弹劾奏章一概留中不发。
  
  正在激烈斗争的时刻,嘉靖的母亲兴献王妃也来火上浇油了。即位之后不久,嘉靖就下令去湖北迎接母亲来北京居住。经过几个月的跋涉,王妃走到了北京城的郊外。和嘉靖当初进门的时候一样,议定什么样的礼仪又成了大家争执的焦点。嘉靖开始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再三否决了礼部的提议,提出要以太后的仪仗入宫,并祭拜太庙。杨廷和等人坚决反对。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城外的王妃听说嘉靖要称呼孝宗为皇考时,不禁大怒,对身边的迎接官员高呼:“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儿子?”她也和自己的儿子一样,采用拒绝入城的方式来抗议。
  
  当嘉靖皇帝听说母亲在外停留很久也不能入城的时候,再一次痛哭流涕。这个时候,他身上那种倔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作最后一搏了,带着满脸的泪水奔向慈宁宫。他一边哭泣,一边启禀张太后:为了不让母亲受苦,不让自己无法认自己的父亲,他要求退位,带母亲回到湖北继续做亲王。任凭张太后如何劝慰,嘉靖的态度都异常坚决。
  
  张太后和杨廷和最后还是妥协了,因为皇帝退位这个事情实在是震动太大了,他们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这将引发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法统危机,谁也不知道最后会如何收场。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兴献王和王妃可以改称兴献帝与兴献后,但是只能称帝和后,不能加皇字。
  
  至于要不要管孝宗叫皇考的问题,则仍然悬而未决。嘉靖也没有再争,毕竟退位这个事儿也是非常悬乎的,他其实也承受不起。
  
  这次细小的胜利并未让内阁退缩。此后杨廷和又两次采取了内阁驳封的方法来拒绝皇帝的命令。阁权和皇权之间呈现高度紧张的局面。
  
  张璁的实习期结束了,要安排实际岗位。杨廷和当然毫不犹豫的把他安排去了南京,临走之前还派中书舍人张天保警告他说:“你本来可以不去南京的,现在只能委屈你了,以后不要再在礼仪问题上搞鬼了。”给事中熊浃上书,说兴献后应该尊称太后。杨廷和把他贬为河南按察司佥事。
  
  而那些力挺杨廷和的官员则得到重用。巡视云南的都御使何孟春上疏说兴献王不宜称考,杨廷和就调他任户部侍郎;都御使林俊上书说,嘉靖皇帝如果坚持己见,就会“取讥当时,贻笑后世”,杨廷和把他提拔为工部尚书[2]。
  
  嘉靖二年,宫内发生火灾。文官们上奏声称,这是老天爷对皇帝违反礼法,不称自己的伯父为父亲的惩罚。嘉靖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后来还热衷于修道。嘉靖他妈也是一样。这可能跟湖北地区的风俗习惯有关。他们暂时接受了文官们的看法,决定妥协:嘉靖管孝宗称皇考,管朱佑杬称本生皇考。两个都称考,相当于同时认两个父亲,孝宗是继父,朱佑杬是生父。杨廷和对这样的胜利感到满意。
  
  但这些胜利都只是表面上的,时间在嘉靖皇帝这一边。
  
  朱元璋安排的文武分立的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杨廷和之所以不敢冒险让皇帝退位,最重要的就是兵权并不在文官手中。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他退缩了,让嘉靖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又不能剥夺皇帝的兵权,他就没有胜利的希望。等皇帝学会了如何熟练的掌控锦衣卫和军队之后,文官集团就无法再抗拒他的意志。
  
  同时,文官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些言官开始弹劾杨廷和的各种不法事项,特别是兵部给事中史道弹劾他曾经收受宁王的贿赂,为宁王谋反之事提供庇护。
  
  这个事情霍韬在私人笔记中也提到过,说宁王在造反之前曾经到北京到处行贿,并记录了受贿名单,从名单中看,满朝大臣只有内阁大学士梁储和兵部尚书王琼没有受贿。而王琼在宁王叛乱中的表现可以证明他应该真的没有受贿。因为当京师风传宁王要造反的时候,他就慧眼独具的把王守仁派到江西去当巡抚。宁王叛乱,京师一片慌乱,王琼却说:“我安排王守仁去就是为了今天,有王守仁在,宁王用不了多久就会覆灭。”结果真的不到两个月,王守仁就在中央没给兵没给钱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愣是把声势浩大的宁王叛乱扑灭了。
  
  嘉靖继位之后,杨廷和独揽大权的这段时间,言官们疯狂弹劾王琼,导致王琼下狱。而王琼在狱中弹劾杨廷和,揭露了很多杨廷和的不法情状。行贿名单王守仁是看过的,他可能向王琼泄露过。霍韬当过兵部主事,也有可能了解内情。把霍韬的笔记与王琼的弹劾结合起来看,杨廷和和宁王应该多少是有些瓜葛的。
  
  还有就是杨廷和当首辅期间,提拔了很多同乡。他的弟弟杨廷仪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副部长),他的儿子参加科举又中了状元。这些都有利用特权照顾私人、扶植党羽的嫌疑,也遭到了言官的弹劾。
  
  随着文官集团的分裂以及自己的一些不法行为被披露出来,原本希望通过“大礼议”来架空皇帝、实现内阁专权的杨廷和害怕了,上书请求退休。嘉靖多次挽留,因为他确实需要一个干练的老臣来帮他管理政府。到了嘉靖三年,杨廷和已经确信他无力再与皇帝对抗了,再三请求辞职。嘉靖皇帝感到自己地位稳固,也需要把“大礼议”的争论再往前推进一步,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辞职。
  
  杨廷和刚一退休,嘉靖就宣布:召回被贬到南京的张璁。随后,又在张璁的支持下,正式宣布:从今往后,他不再称孝宗皇帝为皇考,而改称皇伯父。
  
  保守派的理学大臣们听了这个决定之后极度震惊。虽然杨廷和不在了,但他们仍然决心要跟皇帝斗争到底。他们在杨廷和那个考了状元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来到皇宫门口集体下跪,表示皇帝不收回成命就不起来。
  
  跪了半天,嘉靖皇帝不予理睬,只是派人来劝大家回去。后来生气了,又派锦衣卫来抓了几个低级官员以示警告。但这些人决定对抗到底,一些人冲到皇宫大门前用手拍着门梁嚎啕大哭,诸大臣也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一些人高呼,太祖皇帝您老人家醒醒啊,看您老人家定的礼法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这真是欺负朱元璋死了,老朱要是真醒了看到这一幕,估计他们死的更惨;另外一些人则高呼,孝宗皇帝您老人家醒醒啊,我们文官大臣想念你。
  
  经过这么一闹,嘉靖彻底被激怒了。大白天的一群人跑到自己家门口哭丧,换了谁也高兴不起来。他下令锦衣卫把这些人全部投入诏狱,四品以上的大臣罚俸一个月,四品以下的全部廷杖,又打死了十几个。至于杨慎则被廷杖了两次。但他命大没死,又被贬往云南永远充军。在文官集团的庇护下,他这个充军也就是个名义上的惩罚,其实一直在南方各省游历,不时回云南报个道就行了。所过之处,往往会得到地方官员英雄般的招待,管吃管喝管路费。在长江边上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被罗贯中引用,成为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嘉靖皇帝每次问起杨慎的情况,文官们一律汇报说他在充军地生活得苦不堪言,被病痛折磨,估计很快就会死了。嘉靖就很高兴。但杨慎其实身体一直非常健康,最后活到了七十二岁,比嘉靖皇帝还长命。
  
  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次廷杖以后,挨打的挨打、充军的充军、贬官的贬官,文官们终于老实了。
  
  到目前为止,明朝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次文官集体到皇宫门前跪着请愿的事件:第一次是宪宗时期,周太后不准钱太后跟英宗朱祁镇葬在一起。这次请愿获得了胜利,宪宗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一起去找周太后求情,允许钱太后与英宗合葬;第二次是为了阻止朱厚照南巡,朱厚照动用了廷杖,但最后还是屈服了,下令收回南巡的旨意。
  
  这两次事情说明皇帝还是讲道理的,真有道理的请愿很快就被接受,阻止南巡这种没什么道理但也还不算很过分的要求最后也逼着皇帝让步。因为有了前两次胜利的经验,所以文官这次才搞的这么过分,非要死活让皇帝管自己生平从未谋过面的伯父叫爹。不仅要下跪,还集体哭丧,终于遇到了铁腕皇帝,遭遇失败。
  
  廷杖打死人当然不好,但也真是把皇帝逼到了没有退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朱厚照和嘉靖两次大规模集体廷杖,累计打死的人加起来,也不过内阁大学士梁储的儿子为了霸占百姓的土地一次打死的人的数量的十分之一。
  
  大礼议事件终于以皇帝的胜利而结束。它暴露了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极端腐朽和思想僵化。同时,它也给年轻的嘉靖皇帝留下了永远的心理阴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为了争取称呼自己父亲为父亲的权利,而不止一次被逼得痛哭流涕,还跑到张太后面前去下跪哀求。不管他怎么去跟大臣们讲道理,怎么放下皇帝身段去请求大臣们放他一马,都只能得到冷酷无情的回绝。
  
  这让他明白了权力世界的冰冷现实,形成了一种倔强、多疑而又冷酷无情的性格,成为了明朝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之外,御下手段最为严酷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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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朝皇帝称谓,朱元璋、朱棣以名字传世,所以我们一般也用名字称呼。从仁宗、宣宗、英宗到孝宗,庙号比较有名,但庙号就一个字,容易混淆,我们主要用庙号加名字的形式称呼;从嘉靖开始,后来的皇帝年号比较有名,包括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我们就以年号来称呼他们。没有尊卑褒贬的意思,主要就是方便。
  
  [2]胡凡,《嘉靖传》,人民出版社,2004版,P74.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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