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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人生:马步芳如何利用各宗教维护自己独裁统治

2016年05月05日 哇然事件 ⁄ 共 22703字 ⁄ 字号 评论 4 条 ⁄ 阅读 3,312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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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马步芳家族利用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为工具,维持自己独裁统治青海40年。期间,马步芳参考德国操典对士兵进行法西斯军事教育,以残忍凶狠、荒淫横暴最为著称。1936年10月,马步青、马步芳率部在甘肃河西对红军西路军进行疯狂堵击,历时7个月,予西路军以重大杀伤。西路军被活埋、扒心、割舌、鞭死、挖胆者众多。西路军被俘女战士更惨遭枪杀、活埋、充奴。1940年,马步芳强令青海各县将麻风病人一律枪毙,焚尸消毒。马步芳荒淫无度,在国民党上层极为罕见。马步芳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强奸其外孙女,并生下一个男婴。为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
  
  民国时期马步芳家族与青海各宗教之间的关系
  
  曾谦
  
  [摘要]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是青海影响比较大的三个宗教派别。马步芳家族在统治青海时和三个宗教派别之间也有三种不同的关系,但无论马步芳家族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最终目的和出发点是维护马步芳家族的独裁统治。
  
  青海是个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地区,宗教势力在居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居住在青海的回族、藏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宗教。青海的宗教主要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三种。在这三种宗教中,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最大,信徒人数最多,具有决定青海社会发展和政治走向的作用。天主教传入青海的时间较晚,影响最小,但在近代时期却对青海的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马步芳家族是青海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家族,从1912年马步芳的父亲马麒调任西宁镇总兵到1949年青海解放马步芳逃往沙特阿拉伯,以马麒、马麟、马步芳为代表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马步芳家族针对青海宗教气氛浓厚的现状,十分注意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一、马步芳家族对藏传佛教的的打击和拉拢
  
  马步芳家族始终对藏传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马步芳家族十分敌视。为了不使藏族群众反对他们的独裁统治,马步芳曾这样对人说道:“番子要穷,穷到了没有刀、枪、牛、马便不会造反”[1](P366)。在此思想指导下,马步芳对藏族群众大肆进行经济勒索,在藏族牧区征收“建设税”这个繁重的税种,在抗战时期又加征所谓的“替丁军马”税,按牲畜的数目抽税,税率高至五抽一。
  
  对于藏族群众的反抗活动,马步芳家族经常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以果洛藏族为例,在解放前的39年间,曾遭到7次武装屠杀和掠夺,被杀死的僧侣人民数以千计,被抓去的青年男女达五百多人,抢去的牛羊财物难以数计[1](P367)。在1941年镇压页秀地区藏族群众的活动中,马步芳部队残杀牧民二百二十余人,劫掠牛一千二百余头,马三百余匹,羊三万余只,枪二百余支,毁帐幕二百七十余顶,俘获的妇孺八十余人被卖为奴。在马步芳统治青海的几十年中,黄河沿一带宗务占郡族、洋玉族;大积石山南之果洛什群族,及玉树雅砻江上游,加德喀桑三族中德白日多麻、修玛、麦玛诸部,均被相继消灭殆尽。
  
  马步芳家族不仅对藏族群众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而且还经常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法,使藏族群众内部分裂,自相残杀,以达到削弱其力量的目的。如青海同仁县甲吾藏族部落和甘肃夏河县甘加藏族部落之间的草山纠纷,在马步芳德挑拨下延续了三十五年之久;青海黄南尖扎藏族部落与同仁藏族部落间的纠纷,则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每一次纠纷,都会发生械斗,不仅造成牛羊损失,而且还会损伤很多的人命,从而给藏族群众带来生命和财产方面的极大损失。
  
  藏传佛教寺院是十分神圣的地方,在藏族群众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但马步芳家族却无视藏传佛教的权威和传统,经常肆无忌惮的对寺院进行破坏和抢劫。藏寺是同德的规模较大的一座寺院,1940年马步芳以该寺反抗其统治为名,派兵占领该寺,将“该寺所有的金银财宝、铜铁器皿,收罗一空,不遗一草一木,其间不能搬动或转移的杂物,完全捣毁了,经过三四天的彻底破坏,全寺及其附近的一切,除了仅剩寺院土木结构的一些建筑外,其余满目残瓦败絮,一片荒凉,再也看不到一点完整的地方,暴露了封建军阀的凶恶面貌”[2](P267)。1940年马步芳以莫须有的罪名抢劫拉绣寺,“残杀寺僧二十余人,截获牛四百八十余头,马二百余匹,羊五千余之,什物六百七十余驮,都运往结古寺拍卖”[2](P263),百年古寺从此一蹶不振。诸如此类的焚寺抢劫事件不可胜数,马步芳家族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破坏、抢劫,使藏传佛教的发展受到十分沉重的打击。
  
  对于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马氏家族也敢于进行敲诈和刁难。1937年,马步芳利用达赖十四世拉末旦珠诞生湟中祁家川红崖子的殊遇,向藏方勒索了赎银十万元,达赖十四世才得以入藏。1943年当班禅某次去塔尔寺观经会上讲经时,马步芳就在对面山坡命令卫士狂歌作乐以侮辱。不仅如此,马步芳还公然讲国民党配给班禅仪仗队的部分枪支,要设法套购。班禅九世在驻塔尔寺期间,还被胁迫向蒋介石多次替马步芳要饷要军械,不胜其扰[2]
  
  不过,由于藏传佛教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马步芳家族有时也不得不采取拉拢的手段搞好和藏传佛教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马步芳家族主要是通过“祭海”的方式,加强和藏传佛教上层的关系往来。“祭海”是清朝时期,清政府为了加强同藏族群众的联系而实行的一种宗教仪式,“祭海”仪式在青海湖举行,青海各地的王公贵族、宗教僧侣都要来参加。马步芳家族掌握了青海的军政大权之后,把清代的这一制度继承了下来,每年“祭海”时,他们都要参加。在祭祀仪式上,各部落首领及僧侣向马步芳家族赠送金银、牛羊、马匹等物品,而马步芳家族则回赠相应的物品,以达到沟通和拉拢的目的。
  
  对班禅、达赖等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马步芳家族也不失时机予以拉拢。1923年,班禅与达赖关系恶化,出走内地。马麒闻讯,迅速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让班禅驻锡青海塔尔寺,并派一连骑兵前往迎接。1924年,班禅离开兰州东下后,马麒又派兵以迎护专员的名义,率骑兵护送至平凉。不仅如此,一些藏传佛教的宗教僧侣也被马步芳家族以各种官职拉入到他们阵营。如黄教活佛嘉义、阿嘉、夏日仓、土观,红教活佛古浪仓,花教活佛参直布,白教活佛哇乙格玉呼,黑教活佛杂一仓等,均被委以省政府或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参议、咨议等职位,藏族千户华宝藏、多日吉等多担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团长以上军职。
  
  二、马步芳家族对伊斯兰教的扶植和借助
  
  马步芳家族从马麒、马麟开始到马步芳结束,都比较崇信伊斯兰教,经常不遗余力的推动伊斯兰教的发展。1920年,马麟在河州老家修建清真寺时,曾专门派一个营的步兵和几十两大车前往参加。当时聘请的修寺的工匠和画工都是当地一流的。清真寺一直修建了大约两年才最终完成,当寺落成时,八方云集庆祝,场面极为壮观。1936年马麟自觉年事已高,为了完成穆斯林“念、礼、斋、课、朝”宗教功课中的“朝功”,于是辞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专门赴沙特阿拉伯朝拜。马步芳还在七岁时,就被父亲马麒送到河州老家清真寺做“满拉”,直到19岁以前,马步芳都在清真寺孜孜不倦地研习伊斯兰教经典,想成为一名阿訇。陈秉渊先生在他的《马步芳家族同时青海四十年》中这样描述:马步芳习惯留着一幅穆斯林特征的络腮胡子,习惯于戴回族惯用的黑平顶帽子,遵守穆斯林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每日不问闲忙,恪守伊斯兰教规,按时礼拜,从不疏忽。
  
  在近代,伊斯兰教有新教和老教之分,所谓的新教是指伊斯兰教中的伊赫瓦尼派。马步芳家族对伊斯兰教中的新教———伊赫瓦尼派十分尊崇。1920年,马麟派一连军队将被从新疆押解往甘肃的新教领袖马果园抢至西宁,让马果园主持西宁东关的大清真寺。1922年,马麒将西宁东关的清真大寺,改名为“海乙”寺,将其作为青海各清真寺的总寺,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在各地强行推行伊赫瓦尼派,排挤其他教派。1924年,马麒还给马果园的教徒发放枪支,甚至暗中派军队支持他们与另一教派械斗,从而最终使伊赫瓦尼派取得在全青海的伊斯兰教控制权。
  
  马步芳家族还直接参加伊斯兰教的宗教读本的编著活动,来赢取民心,扩大影响。1929年,马麒与马俊合著了名为《回教必遵》的宗教读本,对穆斯林应该具有的诚信、修为、善行、教法、礼仪等做了详尽的阐述,认为主独一、谨守拜功、缴纳天课、重诺守信、公平协商等是所有伊斯兰教徒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特别强调那些具有“人类永恒价值”的理念是规范伊斯兰行为的守则。马步芳主政青海之后,多次翻印此书,广为散发,甚至将其作为学校和公众教育教义课程的教材,使之成为西北地区最流行的伊斯兰教普及读物
  
  马步芳家族对伊斯兰教的大力支持,迅速得到了伊斯兰教新教的回报。青海新教教长马果园在宣教过程中,多次赞扬马麒、马麟“在伊斯俩目的道路上,品位很高,今世又光荣,阿海勒提(后世)能得脱离”,马麒六十大寿时,他在贺幛上用阿拉伯问书写了颂扬他得“努路力随尼”(中国得一道光)。1924年青海成立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理事会时,以马佐、马肇业等十三人为理事,马麒兼任理事长。马麒死后,马麟于1932年继任会长和理事长。马麟下台后,马步芳于1939年继任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理事长和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长,而从取得了对全省清真寺的管理权。
  
  马步芳家族在取得伊斯兰的支持后,积极利用伊斯兰为工具,把伊斯兰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教权和政权合二为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马步芳家族大量招募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为士兵,在马步芳部队中,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士兵们平时由随军阿訇进行思想工作,用宗教信仰培养士兵们对马步芳家族的忠诚。在进行对外战争时,多次以保护宗教的名义号召,以迷惑和欺骗伊斯兰教众,为他们的独裁统治服务。马步芳家族不仅用宗教控制军队,而且还用宗教控制行政部门。例如,为了加强行政部门人员的宗教信仰,马步芳专门在官僚政治机构中普遍设立礼拜堂,委派新教阿訇,以领导政府部门中的伊斯兰教徒进行礼拜。马步芳家族提拔和培养官员也基本上是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的。马步芳家族先后提拔的亲信人员,如马麟、马麒时代的马海渊、马福良、马益斋、马朴、马驯等;马步芳时代的韩起功、马继融、马步康、马步勋等,都是伊斯兰教新教教徒。在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马步芳家族政权思想意识一致,政治行动一致,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十分牢固的政治团体。
  
  马步芳家族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工具,拉拢省外的伊斯兰力量,作为自己的外围势力。在马步芳统治青海期间,曾先后利用宗教的关系,拉拢新疆迪化的回教教长马良骏;甘肃兰州的回教教长马宝臣;北平回教教长马松亭;陇东门宦马震武等。对他们所领导的清真寺、心道堂和回教教育促进会,及其所属各级学校,以及所经营的商务机构等等,不时补助费用,收为己用。在马步芳后来任西北军政长官之前,曾专门对甘肃的回教促进会,及新疆、陇东、河西一带清真寺,或回教教育促进会总、分会和各学校,补助了基金、补助费、津贴费、修建费、周转金等等。为了伸张自己的政治野心,马步芳还对国内的回族中的上层分子极力拉拢。如对马福祥、白崇禧等国内的军政要人,不时地派人问候,曲意奉承,即使是地位相等的回族军政人员也不失时机的大力殷勤,从而构筑起一个以青海为中心,遍布全国的关系网络。
  
  三、马步芳家族与天主教之间的相互利用
  
  天主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进入青海的,经过清末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民国时期虽然天主教仍然势力弱小,但也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相当数量信徒的宗教派别,“邪教在青海势力甚微,然在旧西宁道所属各县中,传道甚久,信徒亦不少”[5]。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和马步芳家族相互利用,关系十分密切。
  
  民国初期,中国政局混乱,动荡多变。青海地处偏僻,消息闭塞,除了依靠官书、函电外,很难能了解到外面的情况,于是西宁天主堂德籍神父夏思德向马麟汇报情况,彼此之间非常接近。1919年,夏思德向马麒赠送蔡思望远镜一只,手枪两支,这些东西曾在马麟镇压果洛藏族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得到使用。据估计,夏思德历年送给马麒、马麟、马步芳现代化的军用品和什物之类,如手枪、军刀、电炉、收音机、发电机、钢丝床、西餐灶具及器皿等等,约有数百种,共计数千件。不只是赠送各种物品,甚至连马步芳在湟中大厦举行宴会或舞会时所用的各种葡萄酒都是由夏思德亲手监造,专门供应的[2](P62)
  
  除了给马步芳家族提供物质上的好处,天主教会对马步芳家族的军事活动,也不遗余力的大力支持。1935年马步芳在河西反共时,天主教会积极参加。夏思德号召教徒及其家属参加部队作战,发动教徒捐献劳军现金和什物。每值礼拜日都祈祷马步芳的部队胜利。并在西宁和甘州伤兵医院,还派修女八、九人当护士。在反对孙殿英屯垦青海的事件中,夏思德曾为马步芳检修无线电通讯机械设备;并供应了马步芳当时一部分非常缺乏的军用汽油。
  
  1941年,德籍神父考来恩,翻译德国步兵操典,作为军事教材,以此来对马步芳军队进行法西斯军事教育。1947年至1948年间,当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进行反革命战争的时候,夏思德赠送给马继援一面“剿匪(指共产党)功臣”的旌旗,以表示对其反动活动的支持。
  
  对于天主教会的曲意奉迎,马步芳家族在欣然接受的同时,对天主教会也大力的保护和扶持。神父们平时外出传教时,马步芳专门给他们颁发护照,甚至还指令县政府派警卫人员对神父们进行保护。天主教德籍神父夏思德因极得马步芳家族的信任,经常出入官署,使人们极为惊讶。1945年,天主教会修建公教医院时,马步芳亲自赠送松木35根表示支持。在天主教会和青海百姓发生冲突时,马步芳也站在天主教会一边,对天主教会进行偏袒和维护。如,天主教神父段文辉在湟中黑咀子夺取学校现金作为教堂经费时,引起群众极大不满,马步芳对群众进行严厉申斥,公开支持天主堂的侵占行为。
  
  在马步芳的大力支持下,天主教会气焰嚣张,横行霸道,为所欲为。1922年,荷兰籍神父胡肯堂贿赂马步芳属下官兵,骑马到地里捆打群众,强迫群众到教堂听“望弥萨”,不愿入教者,被吊打罚跪数十人。天主教会不仅对一般的群众进行侵凌,而且对地方司法和行政也肆无忌惮地进行干预。一些穷苦群众看到天主教会势力强大,于是纷纷加入天主教会,希望凭借天主教会的势力,抵御土豪劣绅强加给他们的种种迫害。对此有人曾在诗句中这样说道:“亲民惟邑宰,理讼坐琴堂,突尔来神父,无端作主张,违心翻皂白,信口任雌黄,安怪嗤嗤者,纷纷入教忙。”
  
  总之,民国时期马步芳家族和藏传佛教、伊斯兰新教、天主教三教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对藏传佛教,马步芳家族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拉拢,但从总体上还是以压制和打击为主。因为马步芳家族不希望原本影响已经很强大的藏传佛教继续强大,以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独裁统治;对于伊斯兰教,马步芳家族把自己装扮成伊斯兰教的代言人,以宗教为号召,把宗教和世俗政权结合起来,通过世俗政权神圣化,进而把自己神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对于天主教,马步芳家族采取的是利用和扶植的方法,因为天主教对马步芳一直采取帮助和支持的态度,所以对天主教的扶植,在一定程度就是对自己政权的巩固和支持。因此,无论马步芳家族对各宗教采取什么态度,维持什么关系,其最终目的都是以维护马步芳家族的独裁统治为最终目的,这实际上也是马步芳家族处理各种宗教关系的一个最基本原则。
  
  【摘录自《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四期】
  
  近代青海的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
  
  田旺杰
  
  【摘要】本文叙述了近代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论述了马步芳家族与天主教相互勾结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揭露了二者的侵略本质。
  
  虽然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时间不长、影响力不大,但它的传播还是对青海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明清时期青海的天主教比较重视,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有房建昌的《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平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①、《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②;而对近代以来天主教注意不够,研究成果也不多。本文拟就近代时期青海的天主教作一简单梳理,望学者、专家指正。
  
  一、鸦片战争以来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840年之后,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度活跃起来。传教士纷纷深入我国内地进行传教。1878年(光绪四年),罗马教皇派神父进入甘肃传教。之后,基督教牧师进入西宁传教,内地会的教士敦巴、格达二人到皋兰传教,定皋兰、西宁、宁夏三处为布道区,设西宁总堂。在丹噶尔厅、贵德厅设福音堂。1891年(光绪十七年),基督教外籍教士、牧师等进入西宁传教,前在城内北斗宫街设临时福音堂,后在西教堂街修建新堂。随着传教士人数的逐渐增多,传教地区范围的扩大,为进一步传教,光绪五年(1879年)罗马教皇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其中甘肃为第二教区,青海地区属甘肃省甘北传教区。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英美籍教士王立伦、克省悟、蓝正德等,通过汉口英美领事馆,先后来西宁传教;其后又有白立美、海英光、连福州、海春深、白嘉礼、袁大福等,分别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教义。这时传教士共有20多人。宣统二年(1910年),甘北传教区派比利时籍神甫康国泰来西宁,此为近代天主教传入青海之始。他来青海以后,就以送沙卮等贿赂形式与当时的青海统治者马麒进行联系,在取得马麒的支持以后,便在西宁大通等地开始传教,先在西宁南街建立了天主堂。在他的宣传下,1913年后,西川的猫尔沟、扎马隆、黑咀子、彭家沟,北川的后子河,南川的鲁沙尔、星家庄,乐都的东关、娄把沟、丁家庄、高庙,互助的威远堡、老虎沟、白崖、羊圈堡、新元堡、甘家堡、总寨、华林沟,大通的东大街、新添堡、陶家寨,湟源的东街等地,先后设立了天主教堂。1922年康国泰回国,又调来神甫曲同慧(帝国主义分子)。此后,外籍神甫不断来青海传教,由于得到了地方统治阶级马氏家族的支持,因而发展很快,天主教堂不断增加。1915年(民国四年)罗马教皇派主教濮登博在兰州主持甘肃教务。1929年(民国十八年)德籍主教夏思德到西宁主持会务,设青海教区。此后陆续来西宁的传教士有德籍吕左光、德公网、毛儿次,匈牙利籍戴国福等人。其间中国教徒亦有升位神父的。1932—1934年这段时期内,他们利用搜括来的钱财,对原有的教堂又修理一番,并于1932年在加牙建立天主堂。至1934年,青海全省已建有天主教堂20余座,信徒达3200余人。这与以下文献材料记载相一致。
  
  海虽僻在西北,教育落后,然宗教则已深入,佛教、回教有悠久历史无论矣。即耶稣教亦早遍于各地,不仅省会、县城,而各乡镇亦多有。此项教会之设立,其精神可佩,其力量之深入民间,亦可虑也。
  
  西宁省城南街,西川彭家寨,南川加牙星家寨,扎麻隆拉沙尔、黑咀尔、猫尔茨沟、后子河每地均有天主堂一处,计共有天主堂八处,信徒共有965名。省城西街、后子河等地,共有邪教福音堂三处,有教徒108人。
  
  湟源县城东关有天主堂一处,信徒120人。又县城有邪教神召会一处,信徒13人。
  
  大通县属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地各有天主堂一处,共有天主堂三处,信徒共740(648)人。又县城有邪教内地会一处,信徒45人。
  
  互助县属之甘家堡、新元堡、羊圈堡、白崖堡、县城东关等地,共有天主堂5处,信徒1120名。又县城有邪教内地会一处,信徒33人。
  
  乐都县城东关、高庙子、乐巴沟、定家庄等处共有天主堂3处,信徒250或350名。
  
  化隆县城内马坊街有邪教内地会1处,信徒数未详。
  
  贵德县属西关厢居家沟有邪教内地会一处,教徒数未详。
  
  门源县城内有内地会一处,信徒数未详。
  
  全省共计天主堂20处,信徒3203人,邪教福音堂2处,神召会一处,内地会5处,信徒共200余人。无论新旧教,信者多为汉人,因蒙藏民众皆信仰喇嘛教,回人皆信仰回教,青海民族复杂,宗教亦复杂,可知边疆一切非简单也。③另一条材料记载为:
  
  邪教在青海势力甚微,然在旧西宁道所属各县中,传道甚久,信徒亦不少。据调查,天主堂共20处,其教友大通县男441人,女302人;西宁县男154人,女110人。其它各县千数百人。共计3200余人。邪教堂8处,教友大通县男48人,女28人;西宁县男三三十三人(此有误,应为33人),女3人。其它各县数十人,共计197人。④
  
  由此看来近代以来天主教的传播是比较迅速的。
  
  1938年调德籍主教夏思德(帝国主义分子,1953年被驱逐出境)来青海。夏思德与当时的马步芳来往甚密,而马步芳也想靠拢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在这一时间的传播是比较快的,在1938年、1948年又分别在西宁下朝阳和贵德县建立了教堂。他们凭借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凭借着青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在青海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传教”活动。到解放前青海有天主教堂33处,教徒3976人,并附设一个医院、两个诊疗所;共有基督教堂9处,教徒640多人,也附设了一个医院、两个诊疗所。
  
  天主教传到青海以后主要在汉族聚居的西宁、湟中、湟源、大通、乐都、贵德、互助、同仁、化隆等地传播,信仰者也多为汉族人民。西宁以南大街的天主堂为中心,分设教堂于西宁附耳寺沟、鲁沙尔、扎马隆、彭家寨、黑嘴尔、海子沟、后子沟、毛儿茨沟、加牙、星家庄等村,信徒达一千人左右。大通以县城东大街的天主堂为主,分布于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村,信徒有八百多人。乐都以县城东关的天主堂为主,分布于高庙镇、定家庄等,信徒有五百多人。湟源以县城东关的天主堂为主,信徒有二百多人。互助以县城东关天主堂为主,分布于甘雷堡、新园堡、羊圈堡、白崖堡等村,信徒有一千四百多人。蒙古、土族等少数民族中也有信仰的,不过只是个别的,人数并不很多。为迎合王公、千百户等人的心理,宣传入教,天主教主要通过医病、交易等手段扩大接触机会,加大宣传。同时传教士为了引诱蒙古上层信仰天主教,专门设了“蒙古店”来接待蒙古族的王公牧民。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收集蒙、藏、土等民族的文物资料,调查蒙、藏、土等民族社会情况,以便进一步向这些地方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和伪蒙藏委员会的上层人物勾结,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将来在蒙藏地区传教。神父在传教时,多施小恩小惠,联络情感。城市则争取豪绅地主以及工商、手工业和无职业的流民。农村多吸收中农以上阶层人士参加。天主教的经费,由罗马教廷梵蒂冈供给。仅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拨发经费法币二亿四千六百多万元。各教堂购置田地、收租、放高利贷,月息高达十分至十五分,进行重利盘剥。在修建教堂及其附近医院、学校等,给教徒少发或不发工资,仅供给膳食。
  
  地天主教堂的主持人多为德籍神甫,也有少数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波兰籍和中国籍神甫。至1949年,青海地区的天主教外籍神职人员22人,修士3人,修女8人。此外,各天主教堂还设有帮125助神甫处理日常事务的“先生”,多为粗通文墨的当地人。
  
  天主教自称为修会,这些修会全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属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青海的天主教由“圣言会”传布,下有男女教俗修会帮助传教。教派主要有圣言会、圣神会、圣母永助会、圣家圣衣会、公教进行会、童子圣体军会等。信徒以前三者为多,后三者人数甚少。
  
  二、天主教的手段
  
  天主教立足青海之后,依仗青海统治阶级马步芳家族的支持,横行霸道,采取各种手段强迫人民入教,主要有经济利诱;设立医院、诊疗所、婴儿院;包揽诉讼法律等。同时天主教神父经常干涉地方行政,扩张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甚至欺压人民,掠夺财产,奸淫妇女,关押群众,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怒。
  
  经济利诱的手段。青海解放以前,青海人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相当沉重。马匪为了维护其统治疯狂地向人们勒索,设马款、门牌钱、过桥钱等各种苛捐杂税几百种,如果不缴或交不起就遭到毒打。因此人们在无力缴纳的时候,只好向教会借钱。教会一方面用入教来作为借钱的条件,另一方面则用高利贷的罗网来束缚群众,使其失去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依赖教会。过去在互助县就有整个村子都信天主教的,其原因就是缴不起“马款”,由天主教堂包下来,而后全入教了。其它各地类似的情况也不少。
  
  设立医院、诊疗所、婴儿院和学校。由于青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得病之后无钱看病,而且医院诊疗所数量少,特别是在农村几乎是个空白。传教士们可谓是“体察民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在青海办起了医院、诊疗所和婴儿院,采取免费或少收费的策略来利诱人民信教。许多人就是因为贫穷付不起药费而不得不信教。医院以公教医院最为著名。公教医院设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分内外两科。医院及看护人员多为信徒及修士、修女,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宣传教义。医院药物价格较廉,对许多家庭妇女及贫困人们,常常免收药费,诱惑入教。公教医院附设育婴院一处,可收容30多人,但由于传教士的疏忽和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所收婴儿多半夭亡。针对当地文化教育落后、学校数量少、学生上学困难等状况,传教士们办小学,吸纳贫困孩子入学,教授教义。从小对孩子进行灌输天主教教义是最好的方法。在设立的学校中,以在西宁设立的培英小学、公教医院附设的婴育院为最著。培英小学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附设于南大街天主堂内,招收学生多为信徒的儿女,以物质作诱饵,历年陆续增加到200多人。到1941年(民国三十年),国民党政府收回全国教育主权,培英小学乃改为经学院,这些学生便整日诵读念经。天主堂各分处也附设小学,有西宁光华小学、黑嘴堡小学、互助苏家堡小学、乐都李家庄小学、定家庄小学、西宁公教医院女子小学。贵德、化隆教会也设学校。
  
  包揽法律。由于帝国主义传教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与反动统治者紧密勾结,所以就有可能通过包揽诉讼的方法来利诱一些人入教,解放前就有好些人是为了打赢官司而入教的。在诉讼时往往受到天主堂的庇护和说情干预,这就成为落后群众盲目入教的诱饵。当时有人在诗句中指责说:亲民惟邑宰,理讼坐琴堂,突尔来神父,无端作主张,违心翻皂白信口人任雌黄,安怪嗤嗤者,纷纷入教忙。于是奸民健松者,都入教会,教徒数目,与日俱增。
  
  三、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的相互勾结
  
  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与马步芳家族勾结,进行各种间谍活动。马步芳为了其反动统治让法籍神甫考来思(帝国主义分子)在天主堂内与其爪牙马寿昌、高文远翻译法西斯德国步兵操典,以供其训练匪军。而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为了迎合马步芳的心理,在天主教的陪英小学内,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青海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就配合蒋介石的这一反动行动进行宣传,表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如湟中县黑嘴村天主堂帝国主义神甫就召集教徒,游行示威,支持蒋介石反动内战。1922年荷兰籍神甫胡肯堂在湟中黑嘴村贿通马匪官兵,骑马到地里捆打群众,强迫到教堂听经“望弥萨”,不愿入教者,被吊打罚跪数十人。德籍神父夏思德尤为活跃,他和马步芳集团早有勾结,不惜献媚送礼,多方谋求马步芳父子的欢心。他们先给马麒送望远镜、手枪等物,后来为投马步芳所好,送给军用品和其它物资,如手枪、军刀、电炉、收音机、发电机、西方用具、钢丝床、汽油、美酒以及国外糖果、滋补药品。接着他们籍此大量吸收教徒,建立分支机构,对地方行政、司法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地方工作人员不敢得罪神父。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马步芳在进行反共战争中,这些神父号召教徒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支持,并举行礼拜、祈祷;教堂医院的医生、修女也为马家部队医治伤病。在与马步芳勾结往来中,神父楚华南送给马步芳一万五千硬币的礼品。马步芳也给天主教捐献木材修建公教医院,支持神父段恩辉强租黑嘴子小学为教堂,夺取学校基金,租期为99年;并支持神父胡肯堂,强迫群众入教。互助的天主教士,在右宁寺观经庙会上,到处追逐妇女,照摄影片,进行调戏,以致引起土族人民的众怒,打碎了教士的摄影机。后由马家集团支持,惩办了当地人命令捐款,才算了事。1947年、1948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在合水、子午巅、西峰镇进行反革命战争的时候,青海天主教主教夏思德为了向马继援献媚,换取马对天主教在青海进行罪恶活动的支持,曾送马一面“剿匪(指共产党)功臣”的锦旗,表示支持其反动行动。马步芳对天主教不仅在政治上支持,纵容其不法行动,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很大的方便。1945年天主教修建公教医院时,马步芳亲自赠送松木350根,表示对天主教的支持。此外马步芳与夏思德一起照相,或者与神甫坐在一起,让教徒们磕头,这些都表明他们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人民。
  
  天主教在马匪的支持下,在青海大肆开展了各种侵略活动。他们以传教为名测绘青海地图,搜集有关地理、水文、气候等资料。1934年德籍神甫费西那(帝国主义分子)以“国际考察团的名义”,携带测绘仪器在天主教堂内测绘地图。当时天主教主教夏思德对此行为进行保护,费西那工作月余后,才由德籍修士护送回国。他们的这一行为曾经引起了西宁广大教徒的不满,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夏思德却对群众的这一正道行动加以辱骂,说“教堂是德国人的,中国人无权过问”,用尽了各种威胁的手段才平息下去。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天主堂的德籍神父海国春,到互助、大通测绘地图,拍摄青海古迹及妇女小脚照片,收罗了许多古代文物,写了一本《汉族文明进化史》。有些神父还经常进行调查活动。
  
  四、天主教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是马步芳家族一贯的手段——利用各种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天主教主要在不信教的汉族中传播,这样一来,马步芳就可利用天主教来控制信奉天主教的汉族,对自己的统治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二是马氏家族更看好的是利用各个国家的传教士来与外国取得联系,得到他们在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支持;并利用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比较广的优势为自己提供各种信息。而且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华北、东北相继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国民党逐渐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北。这一重大转移,不仅引起国人对西北,特别是青海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外国人对青海的瞩目。帝国主义为了不暴露身份和他们的野心,就通过派传教士来到青海进行间谍活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当地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不惜代价,用重金和军用物资贿赂当地最高统治者。而马步芳家族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也不惜以牺牲当地群众的生命作代价。
  
  三是天主教抓住了一些人们的心理,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并通过诱饵和强迫的方式迫使人们入教。如通过包办诉讼入教的人数就比较多,还有办学校、医院进行诱导和借钱强制入教。这些问题都反映了青海近代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在马步芳家族的独裁统治下,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没有一个能看到光明的地方,而天主堂似乎是一个讲公道、替人民说话、办事的地方。这样,许多人在传教士的诱骗下入教。
  
  【摘录自《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青海“土皇帝”马步芳的罪恶人生
  
  孟昭庚
  
  民国初期,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地区,聚集着几股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马姓,故被俗称“西北群马”。“西北群马”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期,“西北群马”中以青海“土皇帝”马步芳最具实力。
  
  一
  
  马步芳,字子香,1903年生。早年曾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和其胞兄马步青一道,加入其父马麒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
  
  马步芳家族可谓民国时期青海第一家族,发迹于其祖父马海晏。马氏祖上世代为农,到马海晏才开始从军。清末在镇压“回乱”中马海晏立下赫赫战功,被慈禧太后授以总兵职务。马麒原以武生随父在河州镇马队见习,后由哨官、参将一步步爬上高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马麒受任西宁镇总兵,1930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主席。
  
  马麒主政青海期间,马麟、马步青以及马步芳的堂叔父马鸿逵、马鸿宾,堂哥马仲英,皆是青海、宁夏两省手握兵权的头面人物。1931年,马步青接替马麟所任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职务,由此控制了河西地区10余年。
  
  马步芳能够崛起,和他善于逢迎密不可分。一次,蒋介石到西北地区视察,同当地军政要员开会。当天正值主麻日,到了聚礼时间,马麟、马步青起身向蒋介石告退。蒋介石大度地说:“没有关系,你们去吧,礼拜重要嘛!”只有马步芳没有出去,蒋介石问:“子香(马步芳字),你为什么不去啊?”马步芳起立回答:“报告委座,我已经把一切都献给党国了!”以此赢得了蒋介石的欣赏。1934年马步芳受任新编第二军军长,1936年获委青海省政府代主席兼“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
  
  1936年10月,马步青、马步芳率部在甘肃河西对红军西路军进行疯狂堵击,历时7个月,予西路军以重大杀伤。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张掖一带,被马步芳残酷杀害的西路军俘虏就达3267人,其中被活埋269人,枪杀575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被扒心、割舌、鞭死57人。其弟马步瀛还把30多个红军官兵的胆挖出做眼药。西路军被俘女战士更惨遭枪杀、活埋、充奴,一些年轻的稍有姿色者,即遭马步芳强暴,然后被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被转卖,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因马氏兄弟剿杀红军有功,蒋介石特授其云麾勋章,并将其骑一师扩充为骑五军,由马步青任军长。而马步芳则于1938年正式获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委员,成了蒋介石在青海的政治代理人,登上了青海王的宝座。1942年,蒋介石令马步青率骑五军移防西宁,马步芳趁机挖墙脚,将骑五军的高级军官拉拢过来,架空了马步青。1943年,马步青的骑五军和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合并为第四十集团军,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
  
  1945年,马步芳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拉拢马步芳为其打内战效命,拨给马步芳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马步芳也极力向蒋介石表示效忠。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34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马步芳亦奉命派兵行动,攻下了解放军控制的合水等地。1948年9月,马步芳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
  
  二
  
  1949年4月,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率代表团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和谈失败后留在了北平,所遗职务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此时解放军的攻势排山倒海,一日千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濒临全面崩溃,西北地区的局势亦岌岌可危,可觊觎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已久的马步芳仍野心勃勃,妄图实现其成为“西北王”的美梦。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与其堂叔父马鸿逵展开争夺西北军政长官之大战。
  
  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以及白崇禧等国民党大员频送大礼。马步芳和白崇禧的关系比较好,当初马步芳能当上青海省主席,与白崇禧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白崇禧几经考虑后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然难以驾驭,但好利用,还可以拉出来和解放军拼一拼;而马鸿逵老奸巨猾,明哲保身,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不肯往前冲,靠不住。遂向李宗仁推荐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太原解放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知道,解放军华北兵团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已指日可待。他害怕被歼,急忙于5月中旬撤离了盘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仓皇缩进了秦岭。
  
  这一下把马步芳急坏了。他担心甘、青、宁孤立,自己单独抗击解放军的进攻孤掌难鸣。于是,他急忙求救并讨好于蒋介石,并拍胸保证:如果胡宗南部下不撤走,他保险把西安拿下来交给胡宗南,并共同守备西安,确保大西北。
  
  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因而严令胡宗南与马家军协力收复西安,以保持住西北的局面。
  
  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命第十八兵团停止南撤,北出秦岭,与马家军一起杀奔西安。
  
  6月10日,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向解放军第三、第四军阵地五峰山、阳峪镇、铁佛寺、关头地区作试探性进攻,主力则进驻常宁、永寿、崔木镇一带。为诱敌深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东移,胡、马误以为解放军败退,即以9个军15万人联合向咸阳、西安进攻。马继援以主力第八十二军经礼泉向咸阳攻击前进。解放军第六十一军在咸阳地区顽强抗击马继援兵团第八十二军的一九零、一四八师等部,用猛烈炮火杀伤敌2000余人,迫使马继援部调头转攻临泾,解放军随后又在临泾将其挫败。马家军伤亡惨重,只得向乾县、礼泉地区集结。胡、马这次联合反扑,终以大败而撤返。
  
  三
  
  1949年7月,马步芳正式出任国民党最后一任西北军政长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西北王”夙愿。一上任,马步芳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更是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按照马步芳指示,“宁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杀害,有的被投入黄河,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枪杀。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及的范围。
  
  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后,吹嘘受命于“危难之际”,自诩“西北支柱”,积极准备与解放军在兰州决战。7月中旬,解放军展开的扶眉战役将胡宗南主力歼灭,使得胡宗南无力再与解放军对抗。这时西北战场的角逐,主要是在解放军一野与马家军之间进行了。当时拥兵10余万的青、宁二马,特别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在解放军尚未翻过六盘山前,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继援口口声声要与彭德怀较量一下,自以为西北马家天下如铁打江山,并且还想乘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
  
  然而不到两个月,马步芳父子的迷梦便破灭了。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陇东追击战。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令其第一二八军向宁夏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溜了,也急忙下令马继援率领陇东兵团向兰州后撤。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胡子将军王震指挥下挥师西进,于7月28日在固关与马步芳的精锐部队——骑兵第十四旅相遇,让欠下无数血债的马家军骑兵部队饱尝了一顿铁拳。我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情报准确,第一炮就命中敌旅指挥部。敌旅长马成贤侥幸不在指挥部,逃得一命,但他终未逃过此劫。解放军炮弹如急雨般倾泻于马群,峡内一时间硝烟弥漫,乱石穿空。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积,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在右翼高地上指挥作战的马成贤一条胳膊被打断,伤势严重。残敌人马突围两次都被击溃,营、连长数人被打死。这一仗毙伤敌2500人,俘敌副旅长马继奎、国防部少将部员杨殿科以下6000人,起义2000多人,投城1300多名,共歼敌1.2万余人。马步芳的精锐之师就这样完了。
  
  紧接着,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于8月20日发起兰州战役。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三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马步芳、马继援又不断将其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阵地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一至二道,高6至10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3至6米深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便于使用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
  
  马步芳把兰州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
  
  但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包围兰州并且击破敌一翼后,胡宗南并未出兵解兰州之急;援兰州的宁夏马鸿逵部也被解放军第六十四军钳制在海原不得前进,实际上形成了马步芳孤军困守兰州的局面。
  
  这时,彭德怀再三提醒攻城各部队: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像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了兰州。马军惯打反扑,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
  
  确如彭德怀所言,马家军是一支凶悍、有战斗力的部队。士兵长期受反共教育,异常残暴野蛮。作战时往往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当战斗展开后,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解放军发起反冲击。解放军进攻部队每攻占一条壕沟,攀登一道削壁,夺取一个阵地,都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
  
  就在兰州鏖战之际,我西北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援西宁。
  
  马步芳知道援兵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指挥。马继援也就成了马家军的首领,升任西北军政副长官。他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决心跟解放军拼死一战。
  
  第一野战军做好了充分准备,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可就在当天下午,发誓要“与兰州共存亡”马继援,却秘密地从阵地上撤走部队,趁夜幕降临之际,仓皇逃出兰州城。
  
  8月26日,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的战役,马步芳四五万人马被歼,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往西宁。
  
  四
  
  就在兰州战役进行期间,马步芳花重金雇请陈纳德“飞虎队”9架飞机,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先运往香港,后又运往中东。8月27日,马步芳带着一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由西宁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其家族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被解放军攻占,顿时号啕大哭。马继援在离开西宁前,将从兰州抢运过来的大批武器和弹药、汽油、粮食都一起焚毁。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马步芳认为重庆不是久留之地,不久飞抵广州。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
  
  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回西北无异于自投罗网。马步芳不寒而栗,觉得台湾也不可久留,得设法离开。10月初,台湾当局“行政院”召集第52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其“撤职议处”处分,这更使马步芳决心速速离去。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用2000两黄金贿赂了蒋介石的几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尔后,马步芳率其家小200余人,分乘欧亚公司4架包机,飞抵沙特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后,马步芳以“中华民国高级官员”的身份晋见了沙特国王。国王为表示对这位流亡将军的关怀,赠送他一辆小汽车,但被他婉言谢绝。在安排好一大家人的生活后,马步芳购买了4部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朝觐活动持续了3个月之久,除了做各种“功课”外,他们还游览了麦加的风光,并到麦地那朝拜了穆罕默德陵墓。
  
  朝觐结束后,马步芳一行来到沙特最大的港口城市吉达避暑。这里气候宜人,各国驻沙领馆都建在该市,这里也还保留着国民党当局的“领事馆”。马步芳在其侄马跃武和国民党“临时代办”王嘉祥的安排下,于1950年迁居埃及首都开罗,在那里购置产业定居下来。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还在开罗开了一家舞厅和3家酒店。
  
  五
  
  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以马步芳残忍凶狠、荒淫横暴最为著称。马步芳掌握着青海的生杀大权,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对政治上和自己不一致或者一时不喜欢的人,常令警察局暗中枪杀,甚至活埋。1940年,马步芳强令青海各县将麻风病人一律枪毙,焚尸消毒。
  
  马步芳荒淫无度,在国民党上层极为罕见。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他曾为了同时霸占一对漂亮的亲姐妹,将该户人家3人杀死;他经常到西宁和兰州街头猎艳,看到中意的女人,就让随从秘密弄到一辆密闭的汽车里,送回西宁公馆。他还在自己的公馆里养了一批“乳姐”,不但每天要在她们身上饮乳,还要尽其淫乐。他曾趁到南京出席军政会议的机会,专门跑到上海去嫖白俄和日本妓女,最后连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都看不下去,纷纷在蒋介石面前指责他。在埃及,马步芳本性不改,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家眷,都曾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被其强奸,并生下一个男婴。为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当局控诉,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等各族女性在内,被其蹂躏过的不下5千人。
  
  1957年埃及与台湾当局断交,马步芳无奈又迁回沙特阿拉伯居住。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趁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大肆吹嘘,说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中国大西北地区坚持反共斗争。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1957年蒋介石寿辰将至,马步芳以黄金1万两为蒋祝寿,蒋大喜之下任命他出任台湾驻沙特全权“大使”。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汉字水平也很糟,近乎文盲,因而凡是公文都只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他最怕参加外交宴会,每日在公馆享乐,很少去“大使馆”办公。
  
  六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特大丑闻。起因是他的七姨太马月兰反戈。
  
  马月兰的父亲马步隆跟马步芳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曾在马步芳手下当过军械处处长,于1949年跟随马步芳逃离大陆,1951年带着全家随马步芳到了埃及首都开罗,那时他的大女儿马月兰刚刚8岁。长到14岁时,马步芳看上了侄女马月兰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迫于压力,马步隆夫妇只得含泪应允。
  
  马步芳到沙特当“大使”后,怀疑马月兰有外遇,便将她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她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殴打她。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蒋云梅和她的3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耻辱,断然拒绝,马步芳就无耻而残忍地折磨她。
  
  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为督察馆务,给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事”宋选铨。宋选铨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便帮助她逃出了虎口,藏匿于自己的住宅。随后,马月兰通过宋选铨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机构发出控告信。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控告信被台湾报纸以花边新闻刊载出来,一下子也就暴露了自己的匿居点。
  
  马步芳大怒,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人去砸宋家大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拿住。因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
  
  待警车开走后,马步芳指着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大骂。马月兰毫不示弱地回骂道:“你这不要脸的老淫棍,50多岁了还强迫才十几岁的侄女做妾,还要我15岁的小妹做小,真是禽兽不如!你当大使,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
  
  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汉语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行人公开揭露,现场一度交通堵塞。一时间,马步芳成了众矢之的,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悄悄溜走了。最后,由沙特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马月兰这才得以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一时间,台湾报纸大肆炒作,以“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大抨击嘲讽“禽兽大使”。
  
  马月兰还跑到大街上,身挂木牌,上书“愤怒控诉禽兽大使马步芳蹂躏未成年少女”。路人见之感愤,纷纷仗义执言,投书报刊,一致谴责“禽兽大使”。台湾“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事”、“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台北的报纸干脆给马步芳戴了两顶帽子:“流氓大使”、“文盲大使”。
  
  台湾当局也想尽可能遮掩丑闻,也许是最高当局发了话,不久台湾官方报纸忽然冒出一则消息:“中华民国驻沙特大使”马步芳因故于1961年6月自动辞职。
  
  没有了“外交官”身份,马步芳就失去了“豁免权”。为避免被送回台湾受审,马步芳给沙特国王费萨尔写了一封救命信。他在信中搬出穆斯林身份,请费萨尔国王看在穆斯林的情面上救他一命。于是,费萨尔国王亲自批准接受马步芳加入了沙特国籍。
  
  马步芳虽然失去了“大使”一职,但他财雄势大,日子照样过得舒舒服服。台湾当局也没忽视他,在发展中东外交上,仍然或明或暗地借重他的关系。但马步芳在沙特毕竟已声名狼藉,到了晚年,他一直躲在公馆消磨时光。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客死沙特,终年73岁。
  
  【摘录自《党史纵横》2013年第5期】
  
  马步芳真成了“圣人”?
  
  凌河
  
  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为古人担忧”,甚至也不是辩论一个旧时人物的臧否,而是说一下我们今天怎样“还原历史”—
  
  近读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有游客远去西北某市—那是昔日“西北王”风行之处,也是当年“马家军”驻扎之地。闹市中间,赫然“马步芳公馆”,成为游人如织的热门,细一看公馆的介绍,尽行褒扬马步芳“利国益民”的“善举”,如派兵抗日,如兴办教育,如禁止毒品,如绿化环境,竟“一点缺点也没有”,于是游客惊叹“马步芳简直成了圣人,’!
  
  马步芳的“四大善举”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一点影踪也没有,但马步芳这个人,却真是有过天大的劣迹和血债的—是荒淫无度、史所罕见。“除生我、我生者无不奸”,是他的名言,也是他的淫行,部属妻女、家族胞妹、侄女兄嫂弟媳,少有逃脱。据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当时南京政府控诉,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族妇女被马蹂厢,不下数千,后来跑到沙特当“大使”,荒淫本性仍不改,还将自己的外甥女强作了妾。二是凶残无良,将弹尽援绝的西路军活埋,一次就达600()人,还用军毯包裹红军战士的尸体飞运南京领赏。马步芳劣迹斑斑、血债累累,怎么一字不提了,只讲他的“圣人善举”,而再也听不到良家妇女的呻吟和红军战士的控诉了呢—这就叫“还原历史”?
  
  “历史”是要“还原”的。还原历史,就要“两面讲”。过去我们曾有过某些片面性,讲历史反角,头脚脓疮,十恶不赦,一点“善事”也没做过,一点长处也不存在。这种“一点论”当然不好,所以对于反面人物,也应当讲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做过的哪怕一点“善举”,这样的“两面讲”,历史才真实,人物才完整。但现在的问题是,在纠正过去的“一点论”之时,又出来了新的“一面讲”,只讲反角的“人性”,只讲他们的“善”,“利国益民”夸大其词,劣迹血债一字不提,“一无是处”变成了“一无错处”,似乎这才是“新发现”、“新视野”乃至“新观念”,这就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历史是复杂的,反角也是多面的。面对多样的史实,我们一是讲辩证法,一分为二、两面讲,不能只讲任何“一点”;二是要讲重点论,讲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两点论”不是“对半开”,不能一味调和折衷,尤其要讲历史人物的“大节”和“基本判断”。比如做了12年“新疆王”的盛世才,就是个
  
  复杂人物,既高喊过“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治疆方略,也确实驱赶过英日的势力,但这个十分投机的人物,最终走上了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不归路,为了表示心迹,甚至于1943年9月27日亲手下令杀害了共产党人毛泽民和陈潭秋。像盛世才这样的人,怎么能只讲他的“善举”,而再也不讲他的“血债”,更不能因为“复杂多变”,而如坠迷雾,完全看不清他的一生“大节”和“主干”。
  
  将马步芳、盛世才们捧到天上,除了一些故作惊人“之士”而外,还有不少,是这些人物曾经活动过甚至是出生地的人们。比如让秦桧“站起来”的那个博物馆,准备大大扩修蔡京墓的那个地方,就是所谓“江东父老”。有些“家乡”或“故地”,据说一进了那个地界,就再也看不得你说反角们的半个“不”字啦。这里固然有后代宗亲的“正名”之求,也有一些“当地”甚至不惜将反面人物也当作“旅游品牌”来开发的算盘计较。但这样的“算盘”,虽然其心可以理解,但此风却不可长—我们“还原历史”也好,“吃”历史也罢,总也不能在极端上跳来跳去吧?比如那个“马步芳公馆”,不是不可以开放于闹市、招引于远近,但面对远客后代,总该“两面讲”,尤其是讲点“基本面”,把一部历史说说清楚吧。
  
  【摘录自《东方评论》2016.06.12】
  
  附:
  
  马步芳公馆
  
  马步芳公馆始建于1942年6月(民国31年),耗资3000万大洋,次年6月建成,为马步芳私邸,取名为“馨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馨庐”二字现仍镶砌在大门上部,“馨庐”取意是按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词句“惟吾德馨”中的“馨”,“馨”字下是香,暗合马家父子的名号“子香、少香”,“庐”取《陋室铭》中“诸葛武侯庐”的“庐”。在马公馆里许多建筑的墙面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为“玉石公馆”。公馆由多个院落和不同形式的房舍以及花园组成,各个院落的房舍布置有序,结构严谨。构成了统一和谐的整体。位于公馆南端的后花园栽种了名贵的花卉和树木,还有亭榭,著名的“晓泉”也在其内。
  
  “马步芳公馆”是青海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时的建筑,也是全国唯一一座选用玉石建造的官邸,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1986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馆”保留下来的院落占地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余平方米,共有房屋298间,分别由前院、中院、南院、西一号院、西二号院、西三号院以及后花园等7个独立而又联系的院落组成,各院和重要厅宅都有暗道相通,院落设计精巧,建筑古朴典雅,整个院落透出老宅的深沉、庄严和神秘气息。
  
  公馆的六个院落,第一个是办公和接待宾客的院子,这个院子里有玉石厅、贵宾厅和东西两厅等;第二个院落是正院,是马步芳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里是当年青海省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个院子里有马步芳的居室,他儿子马继援的居室及马继援夫人张训芬居住的小楼;另外还有副官、参谋楼及北会议厅和南接待厅;第三个院子是女眷楼,它是女宾住宿的地方,是古典廻廊木结构的中式二层楼四合院,一楼是女佣住的,二楼是女宾住的,这个楼当年绝对禁止男人入内;第四个院子是小花园,大伙房和小伙房也在此院;第五个院子是马步芳亲信警卫部队的驻地,称为“警卫楼”。院子里还有古油坊、古水磨;第六个院子是仆役、车夫住的地方,现开辟新作为游客的用餐场所。
  
  2004年公馆修复后,开辟为西宁市市区内唯一的人文古迹旅游景区,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实物了解到青海近百年的一段历史和马步芳及其家人在青海的生活情况。2006年4月28日,在原馆址上成立了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博物馆通过立体文物和典型场景的恢复再现,生动地展示了青海民俗文化内容,特别是青海藏、土、回、撒拉、蒙古等民族民俗展馆,把民族产品、民族艺术品、民族家居生活状况尽揽于一个屋檐之下。景区2007年已经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地理位置:马步芳公馆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为民巷13号
  
  门票:30元
  
  【摘录自《青海日报》2008年4月17日第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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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勾花网 2016年06月04日 下午 6:28  @回复  Δ-48楼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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