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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必须能忍!看毛泽东如何处理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

2016年06月08日 哇然事件 ⁄ 共 433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5,85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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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10月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层发生的“黄花塘事件”,虽是党史上并不起眼的插曲,但对当事人陈毅来说,用火中涅槃的党性锻炼来形容,当不为过;对调解者毛泽东来说,侧是一次劝人察人的成功范例。
  
  一
  
  1943年6月新四军整风审干时,陈毅与饶漱石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西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大的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若无嫌隙,这样的配备格局可以互补,还算理想。但饶漱石对陈毅的作风很有成见,曾对人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反过来,铙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时间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毅曾有过怀疑;饶在会上批判项英有过分之词,而陈毅因和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共过患难而感情复杂。整风审干开始后,陈毅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经历过严酷党内斗争,提醒大家注意把握原则,主抓整风工作的饶漱石很不认同。饶漱石一度离开军部到各师巡视,陈毅主持会议对他提了不少意见,饶漱石则反过来找更多人谈话,捜集对陈毅的意见。由于性格差异,工作分歧,对人处事又有不同看法,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
  
  1943年10月,饶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头一条错误就是反对毛泽东,根据是陈毅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并取而代之。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这还得了,结果,除了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人,都表态支持饶漱石的发言,纷纷起来批判陈毅。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诸如“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等等,电报结尾明确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新四军有的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明陈毅的错误。新四军干部是项英、陈毅领导当年游击战时期的底子,跟陈毅的关系不可谓不近,但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大势却不在陈毅一边。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大错误,不敢同他来往,连平时的棋友也不上门了。
  
  两位主官生出矛盾,势必影响华中抗战大局,只能先调走一个。11月8日,毛泽东回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以便“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
  
  毫无疑问,陈毅是带着诸般委屈上路的。他在临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心里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残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经是很克制的了。当然,他期盼着到延安后当面向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
  
  1944年3月上旬一到延安,陈毅就要求中共中央开一次会议,谈一谈自己与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的回答很出乎意料:“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也不是不重视化解陈、饶矛盾,但如果陈毅一到就急着谈,反倒不利,让他沉一沉,调整心态再说会更好些。3月中旬,毛泽东约谈陈毅,问了些他与饶漱石关系的情况,同时指出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陈毅初步了解到毛泽东的观点和初衷,接受了批评,并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非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1960年9月12日,陈毅陪同毛泽东接见来访的几内亚总统杜尔
  
  对陈毅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满意的,随即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表示“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毛泽东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抗战初期“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总之,“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把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摘开,是一种定性的评断;让饶漱石出面向其他领导干部解释,确也是很高明的一着。
  
  二
  
  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饶漱石那边有了情绪。3月下旬,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陈毅来电隐约说到这些错误,“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显然,饶漱石觉得毛泽东对陈毅问题的定性太轻,言下之意,不属“重大路线”问题,也非简单“工作关系",应该还是有路线性质的,况且,陈毅承认错误也还不够,有些不依不饶的意思。饶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时也给陈毅发了封类似意思的电报。
  
  接到饶漱石的电报后,陈毅不干了,心中起了火,一腔愤懑地写信给毛泽东倾吐委屈。毛泽东似乎也不好再致电饶漱石重新申明或改变自己的态度,毕竟饶目前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唯一主官,没完没了,再激起他更大情绪,或迁就顺从他的意见,都于工作不利。最好的办法还是转过来再做陈毅的思想工作。由此,毛泽东于4月9日给陈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凡事忍财,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毛泽东恐陈毅火气难消,第二天又找他当面开导: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这番话略略纾解了陈毅心头愤懑,他听后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此后,陈毅按毛泽东提出的“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的要求,将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风学习之中。不久,他读了毛泽东的《学习与时局》,文中提出党内领导干部在整风后要“放下包袱”,随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看来他明确承认自己过去对人严对己宽的缺点,决心放下这个思想包揪。1944年12月1曰,他再次致信毛泽东,陈述在自我修养方面的感受和收获:“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査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自己过去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很像是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的自我鉴定。毛泽东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之情溢于言表:“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在毛泽东看来,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通思想情绪上堵塞的关节,实现党内的团结,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日渐成熟,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整风拥有了陈毅这样一批能够打通关节的成熟的政治家。
  
  三
  
  回过头来看,陈毅:“打通关节”的过程,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很不容易。其中最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告诉他的两句话,“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或许也是毛泽东自己的经验。15年前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陈毅之间确实是硬碰硬,双方都谈不上“忍耐",由此影响了党内的团结,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也被选掉了。显然,毛泽东也是经过“练习忍耐"才成长为党的主要领袖的。陈毅在党的七大后回到新四军,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这大体反映出陈毅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感受。
  
  事实上,陈毅“练习忍耐”拥有足够的党性锻炼基础。在延安,他同薄一波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谈到打“AB团”的事,谈到林彪对朱德有意见等等,结论是,“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这显然是经历过大风浪考验的政治家的体会。于是,陈毅打通关节之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作风上的毛病,对人对己也不乱上纲上线。
  
  政治家为什么必须练习忍耐?因为你干的事业不是个人的,是众人之事,个人意气总是不好上台面的。在冲突中,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但有时候越是强调自己的对,反而越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哪怕你真的全对,也会激起别人的偏见,导致容易说得通的事,久说不通。冷静处理,练习忍耐,是为了把事情说通,办好,世界上少有长久想不通和做不好的事,少有不真相大白的事。拿“黄花塘事件”来说,冲突的另一方饶漱石在1954年的检讨中便承认,他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泽东并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了陈毅。
  
  忍耐之法,当然不单是冷静处理,更非束之高阁,而是退一步多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别人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对。陈毅便是在忍耐中,逐步认识到“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过去“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这才打通了关节,一通百通。心结开了,胸怀宽了,境界高了,也能够容得下过去不顺眼的人,听得进不顺耳的话,装得下不顺心的事,其中就包括某些可能锚误的事和有错误的人。包容他们,也就有了比较,埋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种子。
  
  (原题:“作一个政治家,必须学习忍耐”——毛泽东如何处理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作者:曙光;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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