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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1962七千人大会刘邓反对毛泽东了吗?

2016年01月20日 历史真相 ⁄ 共 842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5,735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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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新按语:此文可以正读史之误。我此前对1962七千人大会的认知有较大偏误(见何新1995年《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文。)我那个文章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追溯到1962的七千人大会,认为这个会是刘邓主导批毛、批大跃进的错误,因之引起毛不满而决定撤换一线领导,遂有后来发动文革。此论后来传播甚广,效颦殊多,但是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此有必要纠正。】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后来人们所说的刘邓“批毛”、批大跃进的大会。而是恰恰相反,是一个批评邓(时任中共总书记)和刘(时任国家主席)的大会。毛泽东始终掌握着这次会议的大方向。
  
  首先,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要针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为此,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大跃进的文章汇编:《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以证明毛泽东在近年以来正确的领导路线和英明指示。
  
  由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因此邓小平被认为是经常不执行主席指示另搞一套的责任人,在这次会议中成为众矢之的,邓本人先后做了两次检讨。
  
  刘少奇在会议上,也对邓小平提出了批评。他说对于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彭真针对高指标、一平二调等错误,说都是“小平带的头”。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
  
  陈云在小组会上也对邓小平有批评,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在会上做检讨。但是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甚至连他的亲信陶铸也说:“不深刻”。
  
  有些现在的文章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始终牢牢把握着七千人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此话迎来了参加会者的欢声雷动。这个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
  
  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
  
  刘少奇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就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指的是官员们的错误,不是指毛泽东犯了什么错误,是刘邓自承有错误和一些省地的领导自己犯了错误。
  
  七千人大会实际是一次批刘、邓等一线领导检讨错误的大会。而林彪的讲话中所说的“交学费”一说,也并不是逆流而发,要替毛泽东辩护。相反,主要是为刘邓等开脱责任,而不是为毛泽东开脱责任。因为在这个会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现在坊间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说法完全颠覆了真正的历史。
  
  有人指责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大力吹捧毛泽东,培植个人崇拜。其实会上刘邓对毛泽东“吹捧”与林彪也相似。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邓专门让会议印发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文件中,包含了毛泽东数年间对大跃进运动过程出现浮夸、冒进等危险所做的指示和批评,与会者都看到了这个文件。所以林彪才有那样一个毛泽东路线始终是正确的讲话。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问题,也正如对革命问题一样,总是看的最深、最远。他最善于分析和总结群众的经验,细心的剔除那些错误的东西,爱护和发扬那些正确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中央的许多同志,由于没有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没有经常注意研究实际,甚至由于固守着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因而不容易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就不能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益。”
  
  刘少奇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林彪在会议的最后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现在都把林彪这段讲话拿出来表明林彪似乎与刘邓唱反调,拍了毛泽东的马屁,而对刘邓捧毛泽东的讲话却一字不提,完全是在有意篡改历史。
  
  实际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发言与林彪的发言意思基本一样。
  
  1.刘少奇肯定了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
  
  2、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3、认为当时错误性质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与林彪的讲话比较,刘少奇的这些观点与林彪类似。
  
  林彪:“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多、快、好、省)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个个总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
  
  “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
  
  因此通过这次大会,毛泽东的威望非但没有遭受任何损害,而且在这次大会后比此前还要更提高了。全党全国全民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升温了。
  
  何新按:  
  七千人大会后期,毛泽东做了一次总结性讲话,在讲话中替一线领导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说错误我也有份,中央的错误由我负责。这是一个主动分担一线领导压力揽责任的高姿态,而不是什么罪己诏。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评价很高。
  
  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我的一篇大字报》中提到”1962年的刘少奇的右倾路线”,究竟是何指呢?那不是针对七千人大会,而是针对这一年刘少奇主持的另一次重要会议——西楼会议。
  
  【关于1962年的北京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次会议只确定了国民经济要大力调整、扭转困难形势的主题,但具体怎么做,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还需进一步摸索。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
  
  “七千人大会”后第14天,即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3天,除毛泽东、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由于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史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和如何调整的问题。在讨论中发现,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50亿元。这些情况是原来不了解的,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刘少奇强调: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未作发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在此会议上,应刘少奇要求,陈云毫无保留地作长篇发言。
  
  陈云在23日的会议上,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带来的直接后果。
  
  二,已经摊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收入下降很多。
  
  针对此,陈云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
  
  把1963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放慢速度,进行调整。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至五年。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陈云认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应在1961年已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继续压缩,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并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以补充营养;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除了增产粮食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如棉农交售一斤棉花供应二斤粮食,使棉农有足够的口粮。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刘少奇建议会后再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
  
  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他在西楼会议所讲的内容。
  
  参加了会议的邓力群回忆说:“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陈云同志也越讲越兴奋,身上出汗了,他就脱掉毛衣继续讲。”陈云的报告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进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
  
  据邓力群回忆,陈云讲话时,“原本秀才们(指当时在钓鱼台与邓力群一起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几位同志——作者注)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
  
  【会后经济调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国务院扩大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提出将陈云的讲话批转全国,使更多人了解会议的精神。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经毛泽东审阅,于3月18日下发。
  
  刘少奇极力促成陈云出山,重新担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任务。在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经济工作时,他提议陈云出任组长。当时陈云没有参加会议,他知道后一再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刘少奇去陈云家里劝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为刘少奇真情所动,终于同意出任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
  
  4月16日,刘少奇又将整理的有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及一万多字的摘要送给毛泽东审阅。之后,将这个材料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毛泽东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矗。
  
  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主持下,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调整工作不再是修修补补,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西楼会议后的经济调整】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
  
  ——根据陈云“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把十年规划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有部分的恢复。这就使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于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根据陈云“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的意见,大幅度调整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在1962年3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按照不怕“伤筋动骨”的精神,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的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产量从2.5亿多吨降为2.39亿吨,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经过调整,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的步伐,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础。
  
  ——根据陈云“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的意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1960年全国城镇达到1.3亿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为此,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亿2000多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说,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这对加强农业战线,减少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陈云“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的意见,增加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卖高价的商品主要有高档烟、酒、糖果、点心以及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等。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本来卖二三百元的,最高卖到1200元。后来陈云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另外60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另外,中央还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平衡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以制止通货膨胀。
  
  ——根据陈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意见,除城市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外,1962年3月7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又提出“要拨一点钢材,造一些机帆船(装有动力机械如柴油机的帆船),争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还要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争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陈云说:“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
  
  ——根据陈云“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材料分配上优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尽可能挤出一部分原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以1962年为例,在可供分配的500万吨钢材中,划拨75万吨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8.5万吨;在可供分配的2158万立方米木材中,划拨310万立方米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50万立方米,基本上满足了生产大、中、小型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的需要。并且把机械工业的10个企业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供应量。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
  
  到1963年,经过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西楼会议”对陈云政治生涯的影响】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虽然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为“西楼会议”讲话吃尽苦头,几乎每次中央全会都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陈云也多次为此检讨。
  
  自从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而受到不点名批判以后,加上身体时好时差,他实际上就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从那时到1966年6月,他的绝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疗养。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陈云已感觉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印发了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其中“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话语,实际上也点到了陈云。此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副主席,但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至第十一,即最后一个。
  
  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外,还对陈云进行了批判。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接着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随后被发配到江西蹲点。林彪事件后,陈云结束在江西蹲点的生活,于1972年4月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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