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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开眼界啊《怎么看沈从文49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牵联出知识分子原来是这等货色]

2016年03月06日 历史真相 ⁄ 共 1124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3,69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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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改开前,一直从事博物馆工作,最多是学术文章是关于刺绣的,即使改开后,也再未创造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怎么看?
  
  沈从文是典型的江郎才尽,共产党来了正好找个借口。
  
  沈从文解放后他自己曾经试着写过,胡乔木还给他联系过创作假,写了点东西,大概十来万字,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死了这个心。
  
  回头看一下沈从文解放前的创作,整个四十年代已经没有像样的作品了,那总不能怨共产党吧。结果正青黄不接的时候共产党来了,那真是人民救星啊。于是从此写不出东西就算在共产党头上,沈从文真是会耍无赖。
  
  很多跟沈从文同时代的作家都是把自己的江郎才尽赖在共产党头上。怎么判断呢?简单,看他们四十年代有作品没有,没有就是江郎才尽就是耍无赖。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曹禺,四十年代就没什么作品了。
  
  然后,在作协会议上沈从文和曹禺互相揭发对方是美国特务,呵呵,有意思,一对江郎才尽的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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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人大讲斯大林体制,那是因为他压根就不懂什么斯大林体制,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就是两个字,收买。咱们国家五十年代就是学苏联的,稿酬高的不得了。
  
  在钱面前,知识分子是没什么节操的。巴金解放时穷得要饭的人,作品被丁玲推荐给我党,几年就富得流油在上海买公寓,把自己坚持半辈子的无政府主义丢到爪哇国去了,从此我党指哪儿巴金打哪儿绝不含糊,文革中批孔老二,文革后批文革,再写本随想录顺便把自己洗白一下,反正绝不能让自己闲着,顺便把杂志收获传子传孙。
  
  说老舍郁闷那是只能说明你太无知了。老舍五十年代红的发紫,有权有钱,有权他是北京作协主席,在北京地界上说一不二,他是有实权的,打右派绝不含糊。有钱到什么地步,老街坊老找他,一掏就是二三十块钱,你妈那是五十年代的二三十块钱。再顺便吊个情人赵清阁,爽透了。
  
  等到五十年代末,我党看这老舍也不是什么好人,挂起来了,有名无实,想给一个子侄走后门不成,就发牢骚,感情这作协是他家开得。老舍开始发牢骚了,就骂周总理,因为老舍当初准备和赵清阁私奔到马尼拉,是周总理让赵清阁给他写信把他请回来的。老舍的茶馆本身很一般,送到人艺,人艺不接受,后来焦菊隐从新给他写了一边才大获成功的。呵呵,你们知道焦菊隐是谁吗?
  
  郁闷的知识分子典型梁思成和季羡林五十年代一个月六百多,毛爷那时候才五百,后来毛爷自己减到四百四,知识分子纹丝不动。这些知识分子下乡,组织上专门交代不要透露他们的收入,怕基层群众揍他们。
  
  梁思成等梁因徽一死,立马娶了林洙。林洙把梁的钱管得死死的。政协给知识分子特供高压锅,沈从文看见梁思成不买,奇怪问梁,梁说钱全被林拿去了。注意,沈从文是享受特供的,高压锅那时一百多一个,你说沈从文拿多少钱?
  
  季羡林长期听党指挥,打击知识分子向来不含糊,顺便长期跟系秘书通奸,我党装没看见。季羡林唯一失手就是文革,当造反派被聂元梓打败,恨人家一辈子。文革后又听党指挥,妈的一搞印度研究的成了国学大师,吃香喝辣的。
  
  看你们小弟小妹大谈斯大林体制啊,替这些知识分子抱不平啊,你一个月拿几个钱啊,你知道人拿几个钱啊!
  
  意犹未尽,再讲一些。一个是关于江郎才尽。
  
  我在第一次谈的时候讲过为什么说沈从文已经江郎才尽,就是因为他四十年代没有像样的作品了,这样子的人不是他一个而是一批,比如曹禺也是这样。
  
  而且沈从文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异域风情",当然这个词不甚准确,但就是那个意思,异域风情只能卖一次,所以沈从文的作品也就是一招鲜,卖完了就完了。
  
  有的人不服,好像共产党不来,没准他们又会有精彩的作品问世,这是强辩,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他们又不能跟上新时代,总不能说为了他们的作品,时代等着他们吧,没有这样道理。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作家,其中有我很喜欢的几个作家,除去已经往生的几位,活着的几位明显已经没有像样的作品了,要么转行,要么不写了,写的那几位的东西也是惨不忍睹。
  
  这几个作家是汪曾祺,朱苏进,池莉,方方。汪曾祺朱苏进的书我都买过几套,池莉方方主要是几个中短篇,
  
  为什么?他们熟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不能跟上新时代,原因跟沈从文的江郎才尽是一样的。
  
  让他们写郭敬明,写韩仁均,写南派三叔,写马跳跳,他们是打死也写不出来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好像很多人不明白,死活认为沈从文们就不能江郎才尽。
  
  一个就是这些作家文人的的生活问题和我D的统战政策
  
  有的人说作品是作品,个人生活是个人生活,这个话当然不错,问题是很多人在这里讨论的不正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吗,但是谈的非常肤浅,我稍微稍微深入一下很多人就受不了了。
  
  你如果有心读一些流传出来的我D的统战资料就知道,我D对这些人的工作做的非常细致,可以说对他们了如指掌,但是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要掌握,绝对不会随便往外泄露。
  
  而突破这些纪律,把这些材料丢出来的时候就主要的时间段就是文革初期一片混乱的时候,这是很多人文革初期自杀的原因之一,很多人没有留意到这个,因为他们不会读史料。
  
  对这些人的了解的来源就是长期细致的工作,比如宋丹丹的老公公英若诚的工作之一就是长期监视外国人和与他们有来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英达与宋丹丹离婚的原因之一是宋丹丹和英若诚的关系过于亲密了。
  
  读一读英若诚的回忆录和英达宋丹丹的各种访谈就会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家庭内部的关系非常凉薄。
  
  再比如五三年对知识分子改造,人人过关,写检讨,说白了,把每个人的一生的经历写出来,非常详细,还要外调,这也是我党掌握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时也出过一些问题,茅以升长期在上海养个小三,他的夫人不知道,结果这次过关的时候揭发出来,夫人当场崩溃,不过几年郁郁而终。
  
  现在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代表茅于轼就是茅以升家的私生子,他的父母是谁,我们不知道,我D肯定知道,这种大家族不会替人背黑锅,何况这种丢人的事情。
  
  财经的HSL也是私生子,到处跟人讲自己的爷爷是谁,就是不讲自己的爹妈是谁,等WQS下台,估计大家就知道她爹妈是谁。HSL自己也是到处当破鞋,跟李友生个孩子挂在她弟弟名下。这个私生子的私生子叫李泽浩。
  
  再说说沈从文,沈从文追上张兆和那当然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但是到此为止那也太小看沈从文了,沈从文后来又找了个情人高青子,这也是后来张要和沈从文离婚的原因,而不是什么解放了给压迫的。
  
  要不怎么说说我D是沈从文的大救星了,既可以掩盖他的江郎才尽也可以掩盖他的金屋藏娇。
  
  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抱怨我党不尊重知识分子,换了你是我党,你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这些老底,你会尊重他们啊?太违背人性了吧。
  
  再一个这些"大师"们在解放前的待遇问题,很多人似乎以为他们赚了多少钱。
  
  巴金我已经说了,解放的时候穷的已经快要饭。
  
  老舍先生,从学校毕业后其实混的不错,当小学校长是五十大洋,当劝学是一百大洋,所以他敢回家跟他妈说不用再给人洗衣服了。
  
  但是老舍先生是有追求的人,这种生活他受不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以参考他的小说离婚。
  
  老舍先生辞职去了天津,在南开当中学老师,然后发现在知识界混,非得留洋不可,哪怕是在外国待几年,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英国搞藏语研究,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英国人中文,但是工资非常非常低,老舍当时在伦敦都吃不饱饭,吃碗阳春面就精神抖擞了,顺便在BBC录制灵格风赚点钱,再就是开始写小说二马。合同结束后,回国的路费不够,只够到新加坡的,到了新加坡,托当地书店,找到华侨中学当了一年老师,攒够路费回的家。当地华人也不太把他当回事情,他也很郁闷,写了本小说小坡的生日。
  
  之后结婚了,抗战了,找情人了,过的非常颠沛流离,中间把老妈扔在北京活活饿死。
  
  老舍真正有钱有权那还是我党让他当了北京作协的主席,成了地头蛇才开始吆五喝六的,工资加稿费,可以说钱都用不完,
  
  当时稿费是按印数出,出一次算一次的钱,一版都是十万本二十万本,你算算他得拿多少钱,话剧茶馆是焦菊隐写的,稿费算老舍的,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丁玲的桑干河,一本书拿了十五万还是十七万,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两三千,小弟小妹们,你脑子现在对这些作家的稿费有概念了没有?!
  
  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人解放前待遇不错?记住了,这帮知识分子是在我党的领导下才有钱的,之前不饿死就不错了。
  
  知识分子一有钱那就不是人了。
  
  老舍在家里对胡絜青根本不当回事情,当着汪曾祺的面对胡很不客气,毫不给面子。
  
  艾未未的老妈死活要给艾青当小三转正是因为他老妈管他老爸单位的收发,艾青一个月的稿费动辄五百一千的,他老妈不疯掉才怪,要死要活的贴他老爸。
  
  汪曾祺八十年代后有名了,出去参加各种会议,一大爱好是和当地文艺女青年关起门来几个小时不出来。
  
  汪曾祺在京剧团好像多遭罪似的,就这也没忘记找个情人,经常带林斤澜去她家吃饭,汪死的时候没几个去,这个情人去了。
  
  小弟小妹们,看着你们这么悲天悯人,替古人着急,我很替你们捉记啊!
  
  b补充
  
  书生,学无止境/单击天下
  
  花貓、王结石、ericgong等人赞同
  
  看到知友@野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竟然获取如此多之赞,实在令在下莫名其妙?难道知乎真的药丸?!(怎么看沈从文49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野风的回答)
  
  该知友先引用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但如果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会走得更好呢?”,并感慨道:“沈从文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听话和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对此,这位网友解释到:
  
  “建国后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昔日的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坚守着自己。直到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在下真的对这位网友无畏的言论无语了!
  
  一个堂堂的历史博物馆文物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全国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常委。能说“被踢出北大”?能说“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这位网友恐怕不知道这个基本的常识——《斥反动文艺》是郭沫若在1948年2月(也就是TG建国前近两年前)在香港发表的一篇文章。2个月后,郭沫若被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为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明明是候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怎么成为“建国后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
  
  这位网友难道不知道,就在所谓《斥反动文艺》“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的9个月之后,1948年11月7日晚八时,沈从文才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堂提出了“红绿灯”疑问吗?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如何令郭沫若、沈从文在建国前后实现时空穿越的?如此荒诞不经的时空穿越竟然博来一阵阵喝彩,在下的感觉只是一阵阵悲哀!
  
  况且,沈从文真的在建国后“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了吗?
  
  1973年,正值文革时期,沈从文在写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个人实在太不足道,虽写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说,徒有虚名,在新社会已近于“空头作家”。因此即或还有机会,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长年向各国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快乐热闹,还是不去。(主席和总理在二次文代会上接见我时,就亲自劝我再写几年小说。)……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目前尽管已七十过了,不离开这个战场以前,我还有不少责任待尽,……而对外教学,和生产服务,前后在全国政协又提过提案二十件,多和这两事有关,一律得到通过,有的指明二三个部执行,有的且到五、六个部执行(包括外贸、纺织、轻工业、文化、教育等等部门在内),最多的一个,据一个审查提案委员说,还是总理亲自批示,附加了个“这是内行说的话”。不问传说是否可信,总之,提案交六个部执行,却是事实。因此,我就还有不少责任待尽。例如提案中有改编全国大专院校工艺美术教材事,总的工艺美术史教材,及丝绸印染系、漆工艺专系教材,当时就是调全国院长、主任教师、青年讲师来京,由我为提供材料,由专任教师编写,后来又还由我来修改审定的。有些在“文化革命”前全国己试教一二年,明年又将开学,近十年新出土文物万万千,大致还是得由我为提供材料作补充修改。(《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477-478页)
  
  一个所谓“害怕,怕惹麻烦”、“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的文人,文革期间向全国政协提案二十件。提出改编全国大专院校工艺美术教材,结果就是“调全国院长、主任教师、青年讲师来京”,并“由我来修改审定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怕惹麻烦”、“政治上死刑”的文人啊?!
  
  有很多文人把文革期间的沈从文写的悲凉彷徨、哀怨委屈,乃至于意味深长的写下所谓“抱着记者胳膊哭”文字。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沈从文先生文革期间的信件,看看是不是所谓的“害怕”、“不敢说话”、“饱受委屈”。
  
  1967年2月2日,沈从文在写给其次子夫妇的信中大谈时局如何动荡,而自己又如何“十分好”:
  
  全国各处都在搞夺权,北京自不例外。……近来终日大小会连续开,权是夺了,如何行使,还是问题。文化部萧望东统战部李维汉等等许许多头头均坐卡车挂牌子游了街,近军委已下令正式禁止,许多人或可免去此种冲击。形势变化快,前不多久参加检阅的陶铸、刘志坚均已下马。穆欣、唐平铸、胡痴也被号以“小三角”而下马。贺老总止式点了名,朱总也有大标语(光明报、人民报、解放军报),薄一波、罗瑞卿已死去,又传邓、陶也死去。陈云也有大标语,吕正操因铁路员工罢工而下马;王任重、刘澜涛似均已上过街。……今年过年不放假,凡事照常,十分好。我们每天学毛选和政策文件,劳动照常,天气过冷,室外打扫园子已不常进行,只收拾毛房。(22卷27-28页)
  
  1967年5月11日,写给其次子本人的信中,则更是大谈时局:
  
  大街头大字报对陈老总、叶剑英的似不少,虽有总理一再说(或戚本禹说)过外交部不能妨碍外事,还是老揪住不放:谭震林也是大标语最常见的姓名。此外部或副部长级、院校长或党委书记级,万人大会事似还在不断举行。一隔行,便不明白情形内容了:机关夺权一般情况是分成两派,有的又各引外援,外援一多,即不易好好开会,争辩若不能解决,最后便易由挨、挤、推、攘,进而为武斗。斗有大小,闻儿童医院和市政机关即各死五六人。有个什么机关还有上千人斗,伤必不少。大学这方面训练好些,但办公室的打,砸、抢、夺还是经常发生,无从防止。大民主总得从一个较长时期中训练才可望取得进展。(因为这是个伟大企图,本来又无一个底子,无可避免。)一切活动公开来搞,还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也有趋势搞秘密破坏的,发展下去,不怎么好。江青不久谈话,主张联动公开,捉了的小头头均放释,即是此意。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末后特别提起“教育子女”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话特别针对到军委而说(大将元帅等等),可知其必不止说贺龙、陈毅、叶剑英……子女,因为凡是知道点内部事情,和联动的联系,或和运动的操纵指使,都有一定关系。有的大人且作了参谋,就更不好办了。其次是“大联合”、“三结合’",日来报刊重点宣传,提法十分好,十分重要。……去医院必从百货大楼前过身,总是见大几万人各处走动看大字报,特别是看漫画,兴趣十分浓厚。一部分像是外来人,一部分是不上工的职员学生或小市民,有什么新传单,即一涌而进,争夺激烈。许多人多像是无所事事,不知作什么好,看来令人忧虑。上万的路人,极少有人在路上看报纸社论。事实上很多大致看不懂报纸社论,不明白重要性。我心中总不免怀有一点杞优。一种深刻的杞优。同时也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杞优。得想办法正面教育。…………(《沈从文全集》第22卷37-38页)
  
  一方面为文革中的打砸抢洗白,另一方面又宣泄对看大字报的不满之情,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怕惹麻烦”、“政治上死刑”的文人啊?!
  
  不仅如此,在该信中,不仅表达了对主席言论的不以为然,还遗憾于要不是心脏问题,“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会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
  
  主席也说起过“习文学的不会写小说。”因为他不明白大学校里教员,主任和教授,很多写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数也不会写小说。(有很多写篇像样文章还不可望!)还有各省作协的负责指导写作的人,也多不会写小说,或很少写过几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笔、可以示范的小说。……我说的是短篇小说.这方面我似乎还有发言权。可惜我心脏受了较大限制,不然一定请下乡,或即回来家乡住一年,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会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到日前为止,这一环成就,是最弱最弱的一环。照《人民文学》过去的鼓励方法,是永远产生不了真正新作品的。学校则改来改去,也决不会从中文系产生起码作家,先生还得再学习,才有资格作先生改卷子!(《沈从文全集》第22卷38-39页)
  
  有着样“怕惹麻烦”、“政治上死刑”的文人吗?!
  
  再说,倘若说所谓郭沫若的文章真有如此威力的话,沈从文先生上面杨振亚的的信中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到:
  
  “最先企图是为总理外出送礼而用,因此康老看后为题一签。他把那么一种重要工作交给我来主持,总经过些考虑,我敢答应下来,也不是不事先考虑。郭老并主动为写一长序。”(《沈从文全集》)
  
  下面就是郭沫若于1964年6月主动为沈从文作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写的部分序言内容,能否算是给沈从文撑腰呢?
  
  “……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九六四年六月廿四日郭沫若”
  
  一部学术著作,由中央书记处书记题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作序,即便是现在也是何等荣耀,这能叫做“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有很多网友为沈从文先生建国后放弃写作,转而搞起文物研究,甚至沦为说明员而慨叹不已。然而,沈从文先生却并不以为然。1972年5月,沈从文致信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
  
  五四年文代会,主席和总理接见我,劝我再写几年小说时,我没有动。我把这种天大难得的鼓励,转而更坚定的学习“为人民服务”,提高了热忱,也提高了责任感。在反右后,又要我去接老舍在北京市作协①那个位置,可是还是不动。随后承你厚意,要我来故宫学学绸缎,倒毫不迟疑,就来和大家一道,在你领导下进行学习了:实在应当向你表示深深谢意。(《沈从文全集》第23卷104页)
  
  ①作协疑为文联之误。老舍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而在同一封信中,沈从文则对自己“说明员”的身份做了如下解读:
  
  也就可见说明也会出现这种事悄。事实上一个“说明员”比一个大学文史习系教授难作,甚至于比一个学部委员也重要。善于学习尽责,明白责任重大,比学部委员还难,就可望提高自学钻研的勇气和信心,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比大学教授、学部委员以及院中专家三者总和还多。这也是事实。……我说说这点个人经验,主要是要你向那些年轻同志,不宜看轻说明员的工作,那是在最前的士兵,若不能用个“普通一兵”的素朴态度,沉沉默默坚持打下去,并且一面学习解决面前一大堆专家万万料想不到的新问题,必须即刻解决,从对方提问题的角度,就可以学懂许许多多“专家”无从回答的询问,你就明白我还希望有机会来故宫陈列室.来和年青说明员一道学一年半载的用意是十分诚实,不是什么矫情了。为了帮助那些将来教美术史的同志,包括金维诺、张安治二同志,也应当劝他们改变改变学习方法,才不辜负机会。(《沈从文全集》第23卷108-110页)
  
  1974年1月16日,写给其次子沈虎雏夫妇信:
  
  我近些日子很好。正当不少熟人,都感到仿徨失措,不知干什么好时,我却有的是事可做,总做不了。正在争时间赶工作,经常忘吃忘睡!或许可以写出五,一来个大大小小专题性带图文章,或图册:又还可以把《衣服发展史》继续作下去,搞了不止一万图像。(《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10页)
  
  1974年1月19日,写给其次子沈虎雏夫妇信:
  
  还有那个在进行中的《中国服装资料》,若照计划将编十大本,已有了些准备,今年大致将正式呈报上上级,若有必须继续完成,大致将建议外调三五人,并全国去看看材料,也可望一一完成。事实上一个人也还是可以进行,得到不少新解,只是怕时间已来不及,还得争争时间,先就可作的作,三几年内若身体不出意外事故,将证明近廿五年的文物学习有一定收获,远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后来人有益。(《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24页)
  
  1974年1月25日,致信上海师大教授程应谬(流金)
  
  今年虽已及七十二岁,对于工作的“责任感”和“信心”,却使得我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搞写作时差不多,还充满勇气和童心,不知“老之已至”!由“聪明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化中,还只知向前,不知适可而止,有失“明哲保身”之道。末后总不免“大摔一跤,完事大吉”。似乎是一种“必然”。我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不把整个生命投人工作中,倒实在对不起党和国家!(《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29-30页)
  
  在下节录沈从文先生在文革后的几次演讲的内容,供参考:
  
  一九八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先生在美国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
  
  ……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新文学史料》1982年01期。编者按:“本文是沈从文同志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的讲演,由《海内外》杂志编辑部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本刊转载前经沈从文同志过目并作了详细修订。”)
  
  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先生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外面传说更多一点,说我是受压迫什么。特别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头一次讲演,有个台湾记者,把我添盐加醋地写了一个访问记,记者,记录,好像我就是凄凄惨惨地出来,出来是不让我出来,怕我跑。他就不晓得我能跑到哪去,我还能离开中国吗?我绝对不会,我历来是讨庆外国人的,在我作品中从来没对洋人有好感。(《沈从文晚年口述》第93-9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81年4月8日,沈从文在湖南博物馆的演讲:
  
  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人学教学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解放我才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因为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沈从文晚年口述》11页)
  
  1981年4月10日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家都奇怪了,你怎么能够做说明员,还那么久地做了十年,还那么做得高兴呢?也是受到鼓励的关系。虽然一般是非常之辛苦啊。因为当时的一个制度,东欧兄弟国家还没有分裂的时候,他们呢是来学中国,他按照习惯就是来看历史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陈列的比较有条理。来看我就陪着他看,经常来看,看二十八天是很平常的。再一个就是谢洛夫这个教授,是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陪了他看四十天,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要看我就陪着他看了。他问到我这个是什么,要不够就马上到库房调一点来看。问到这个,我们陈列室是混杂的了,属于综合陈列,也有曹植的诗,也有小说,什么都有。恰好我这个材料,就是个混杂材料,都还能对付。他看了一看他还很满意,他就向总理建议,就是按照我说的编一个图录,专为我国的中学教员,教中国史的,或者是为我国学中国史的大学生来看。目的就是这个样的,不要什么更深了,更深我就吃不消。就这样。(《沈从文晚年口述》64-65页)
  
  ××××××××××××××××原答案×××××××××××××××××××××
  
  1949年3月9日,沈从文试图自杀,被及时发现制止。此后又多次企图自杀,一次是将手伸到电插头上,被儿子救了。另一次是喝煤油,并用刀片割腕,获救后,神思恍惚,还住了一段神经病院。
  
  “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
  
  ——————虎虎(沈从文次子)自传(时读初一)引自《沈从文全集》第27卷39-49页。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的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后记
  
  1949年7月,沈从文给刘子衡写信:
  
  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革命对于我已十分宽容,只能说我自己过于脆弱。”(《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5页)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写信给丁玲:
  
  中共实在凡事从大处看事情,在经营一个国家,不是对什么人特别过意不去,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并企图进一步研究,努力使之和现代生产发生关系。如有成果,作的通,我头脑又还有用,逐渐可望回复正常,将来我上课于新的文教机构,担负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有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8-49页)
  
  作者:算无遗策糊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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