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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发展道路之争!(真实史料)

2016年05月10日 历史真相 ⁄ 共 1712字 ⁄ 字号 评论 1 条 ⁄ 阅读 17,402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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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反映在对几个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上。
  
  第一个分歧是由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作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引起的。报告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它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主张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化要依靠工业,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那是空想。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了批语,语言激烈地指出了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找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同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再一个大的分歧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应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国民经济虽然恢复,但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无大的变化,当前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左”倾。为此,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并作了极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税制”的看法。
  
  所谓“新税制”,是1952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和办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竞争。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到信件后,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周恩来把毛泽东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
  
  毛泽东看了地方上报来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认为新税制在组织上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在政治上是脱离党的总路线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他直接点了薄一波的名,而且提得很高:“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随后中央在组织上又作了调整,明确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财经工作,仍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负责;外交工作还是周恩来;下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所属的劳动部,也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作者:尹家民;来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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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宁婚宴网 2016年05月12日 上午 11:17  @回复  Δ-49楼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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