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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袁文才王佐被杀之谜

2016年08月12日 历史真相 ⁄ 共 595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3,98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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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文才和龙超清是井冈山时期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袁文才,在秋收起义部队遭受挫折,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重要关头,接纳了革命军在井冈山容身,并协助毛泽东建立和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可谓功不可没。袁文才与龙超清曾经是朋友,一起发动宁冈起义,一同参加革命,后来又成为死对头,其中是非恩怨耐人寻味。今天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和深思的地方。
  
  一、招安绿林,袁文才和龙超清的初次接触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出生在1898年,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袁文才早年上过几年私塾,因为新婚妻子被土豪谢冠南强占,他愤而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希望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在中学,他结识了当地的一些进步青年刘真、王怀、贺敏学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其父病故,他被迫辍学。由于参加抗捐拒税和阻止谢冠南参选省参议员等事件,与谢等豪绅结下仇怨。茅坪原先有一支专事“吊羊”(绑架豪绅索要财物)的马刀队,其头领胡亚春一直想邀袁文才“上山”,事为谢冠南父子告密,袁母为北洋军所杀,袁文才被逼投靠了马刀队,并逐步升任马刀队的“参谋长”。龙超清,原名龙济民,出生在1905年,宁冈县塘南村人。1921年,他在南昌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据说是江西省革命先驱赵醒侬的学生。在赵醒侬引导、教育下,龙超清逐渐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龙超清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7月,受江西省党组织的派遣,龙超清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回宁冈组织力量。9月,组织成立宁冈县农民协会,龙超清任委员长。龙超清的父亲龙钦海早年留学日本,历任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教育厅长等职。利用这种身份,龙超清说服宁冈国民党县长沈清源对“马刀队”进行招安,并想法争取到共产党一边来。沈清源正苦于长期剿除“马刀队”没什么效果,就同意了龙超清的提议。于是,龙超清和一个叫王文德的白军连长亲赴“马刀队”,与胡亚春、袁文才等谈判。龙超清对胡、袁等人晓以大义,并表示愿意作为人质,终于说动了袁文才,但胡亚春深怕招安上当,不肯下山。于是袁文才率15人、带着6条枪下山接受“招安”,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三个月后,宁冈县公署又把下水湾另一支绿林“招安”后编入袁文才的队伍,袁部实力大增。就这样,袁文才摇身一变,从绿林变成了“官军”。这也是袁文才和龙超清初次相识和打交道。
  
  二、宁冈举义,袁文才和龙超清一起并肩革命
  
  龙超清、刘辉霄等共产党员非常重视袁文才的队伍,认为这是一支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因此特别注意关心和争取这支队伍,帮他招兵买马,扩充武装,还经常找袁文才和袁部官兵谈话,宣传共产党的革命道理。经过龙超清、刘辉霄的努力,袁文才的思想渐渐与共产党靠拢,表示愿意听从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0月份,袁文才率部在宁冈县城举义,龙超清则发动工农暴动密切配合,打垮了地主武装清乡局,一举攻下县城新城,将县长沈清源赶走。宁冈县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担任委员长,袁文才担任了军事委员。保卫团同时改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1926年11月,袁文才在龙超清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龙超清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27年间,袁文才率部先后3次击毙、赶走国民党派到宁冈来的反动县长(分别是林笑佛、张廷芳、易敌无),使宁冈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时,在井冈山的另一支绿林武装王佐的部队受到袁文才的影响,也率部下山,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并担任总指挥。袁文才曾经帮助王佐铲除叛徒,两人又同年出生,所以结为“老庚”。“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遭到严重损失,大批革命群众和农会干部被捕,各县的武装大部被敌人缴去。袁文才、王佐保留了60支枪,并分别率部退守茅坪和井冈山的茨坪。
  
  1927年7月间,永新、莲花、遂川等地发生暴动。7月20日,龙超清、袁文才、王佐、王兴亚等人攻克永新县城,救出被捕的贺敏学、王怀、胡波等80多名党员和干部,接着又打败了从吉安反攻的国民党特务营,然后退回宁冈。遭到失败的国民党多次派兵进剿,但收获不大。后来国民党派来一个叫李朝阳的人当宁冈县长,李朝阳派人和袁文才讲和,要袁文才交出十几支破枪虚报战绩,就不再“进剿”。袁文才答应了李的要求。
  
  三、大苍“鸿门宴”,龙超清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的使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9月26日,革命军打下莲花,并和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江西省委给革命军送来一封信,告诉毛泽东在宁冈有党的武装。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就曾听王兴亚介绍过宁冈和袁文才的情况,于是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9月29日,革命军来到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来了兵,消息很快传遍宁冈。毛泽东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
  
  对这支外来部队,袁文才保持了高度警觉,他召集龙超清和自己身边的主要头目商量对策。袁文才的司书陈慕平曾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就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袁文才、龙超清最后认为:毛泽东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会议决定派龙超清和陈慕平等3人为代表,去三湾见毛泽东。随龙超清等人一同去的还有袁文才的一封亲笔信:“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1]
  
  毛泽东看了信后,不动声色,向3位来使反复说明了革命军上山的主张,表示愿意和袁文才部合作,一同开展革命斗争,并送给他们3支枪。龙超清表示欢迎革命军进驻宁冈。随后,毛泽东率部进驻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龙超清参加了“古城会议”,并积极为毛泽东和袁文才会面穿针引线。袁文才答应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同毛泽东见面,并让龙超清向毛泽东报告。
  
  10月6日,毛泽东一行7人来到大苍,却没有想到袁文才准备的是一出“鸿门宴”。袁文才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和20多条枪,准备一有特殊情况就动手。毛泽东临危并不慌张,他大大方方向袁文才讲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讲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以及自己的主张。毛泽东的学识、谈吐令袁文才十分佩服,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接着毛泽东提出赠送给袁部100条枪,让袁文才十分感动,彻底消除了疑虑。袁文才当即回赠了革命军1000银元,并表示将对革命军鼎力相助。这次由龙超清牵线的毛、袁会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毛泽东得以率领秋收起义余部顺利进驻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四、“土客”对立,袁文才和龙超清爆发严重冲突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后,袁文才和龙超清都担任了重要职务。袁文才起初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红四军成立后,袁文才担任了红四军军委委员兼三十二团团长。龙超清则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袁文才和龙超清本来是朋友,配合也很默契,但这种“蜜月期”时间不长,随着革命的深入,湘赣边界爆发了著名的“土客籍之争”,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以至于最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土客籍问题,在井冈山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主要发生在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土籍人来得早,占领了平地,客籍人只能占据山地,并时常要受到土籍人的压迫。大革命失败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毛泽东曾认为:“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2]但事实上,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和各种权利上的争夺,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和发展。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捉拿8个土豪,其中土籍的6个,客籍的2个,于是一些土籍群众就认为土籍人吃了亏,表现出强烈不满。宁冈有个巽峰书院,是当地土籍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因土籍豪绅常在此商议“进剿”农民自卫军的事,袁文才一怒之下把它给烧了。对此,土籍人大为恼火,龙超清也很不高兴。
  
  1928年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伪县长张开阳的农民暴动队队长、土籍农民文根宗出任主席。才过3个月,客籍人提出要轮流坐庄,因客籍人拥兵自重,5月份即换上客籍人甘金煌任主席。甘金煌当主席才一个月,又被土籍掌权的县委以“文化低,能力差”为由,给撤了。对此,毛泽东也不由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3]
  
  土客籍对立到了后来,基本演变成了党内以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人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人军事势力间的激烈对立。1928年3月,袁文才与龙超清发生了一次较为严重的直接冲突。在一次宁冈县的党、政、军干部会上,龙超清带了一支在战斗中缴获的手枪。袁文才先是斥责龙超清没有资格佩枪,然后很不客气地当众缴了龙超清的枪。从此,两人矛盾越来越深。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势,毛泽东可谓是伤透了脑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县工作;将袁文才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擅长做政治工作的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做了调整。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客之争”,但没能从根本上消除。
  
  五、“六大”决议,袁文才突然成了“土匪”
  
  1928年底,中共“六大”决议案从莫斯科辗转千里,传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4日,井冈山前委在宁冈柏路村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及各县、区委联席会议。会议第一天,由毛泽东传达中共“六大”文件。会前,毛泽东也没有来得及看,正念着文件,突然毛泽东以天气太冷为由宣布休会。原来,中央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提出“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4]当时袁文才和王佐都在场,毛泽东故意没有念下去。会后,毛泽东组织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专门讨论此事。
  
  土籍革命派王怀和龙超清率先表态,要求按中央的政策办。毛泽东知道龙超清和袁文才有矛盾。于是,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列举了袁、王为革命做出的种种贡献,表示不能把袁、王等同于一般的土匪武装,最后明确作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毛泽东表态后,朱德、陈毅、谭震林、宛希先等主要领导均发表意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宛希先怕文件精神泄露出去,影响袁、王的情绪,想出了一个办法:当下红军主力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正准备下山,让袁文才跟毛泽东下山,暂时离开是非之地。经毛泽东做工作,袁文才勉强同意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之职,随毛下了山。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和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在东固会师,就在这时,袁文才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关于处理“土匪武装”的政策,他越想越怕,于是就带着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亲信,乘夜开了小差,返回宁冈找王佐。
  
  六、血洒永新,龙超清是错杀袁、王的主谋之一
  
  袁文才和王佐会合以后,一起找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与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宛希先与袁文才是至交,也未深究,只给了袁党内警告处分,把他安排到宁冈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对宛希先的处理,龙超清、王怀等十分不满。不久后,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被捕牺牲,永新县委一班人等竟借故将宛希先残忍杀害。宛死后,袁文才感到身单力薄,缺人少枪,很不安全,就联合王佐,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活捉。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为了壮大实力,袁文才对罗故作亲热,亲自给罗克绍松绑,酒肉款待,还陪罗克绍打麻将。这时宁冈县委书记是谢希安,他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杀罗克绍,并将此事报告了龙超清和边界特委。
  
  1929年底,中央派巡视员彭清泉(潘心源)到边界巡视工作。1930年1月18日,彭清泉在遂川县于田主持召开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对边界军事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根据“六大”文件和龙超清等的情况汇报,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错误决定。于田会议虽然对诛杀袁、王定了调,但苦于没有借口,罗克绍事件的出现,正好给了边界特委一个理由,他们认定袁、王已和地主豪绅同流合污,决定立刻对袁、王下手。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要他们前往永新参加攻打吉安的军事会议。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彭清泉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王佐和彭清泉吵翻,都把手枪拍到桌子上。晚上,彭清泉命令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请求彭德怀派出红五军第四纵队前往救急。24日拂晓时分,部队包围袁、王驻地,并在手臂上扎了白带子作为记号,朱昌偕率先进入袁文才房间,将袁打死在床上。王佐逃出城外遇河泅渡(桥已被事先拆掉),淹死在东关潭中。尔后,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主要骨干,如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龙超清立刻表示这些人不能放,否则会为袁、王报仇,于是这些干部都被处死。
  
  数日后毛泽东得知消息,悲痛之至,连呼“杀错了”。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从此,井冈山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数次想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一直没有成功。肖克曾经率红十七师攻到黄洋界山脚下,也只能远眺井冈山,望而兴叹。直到解放后,人民军队才重新回到井冈山。
  
  七、尾声
  
  1930年2月,赣西南特委成立后,龙超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1930年10月,龙超清在赣西党内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县被错杀,距离袁文才被错杀还不到2年。
  
  龙超清曾经是袁文才的革命领路人,却又在袁、王被错杀的事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中国成立后,袁文才、龙超清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资料:
  
  [1]杨成国:《我市学者收藏袁文才致毛泽东的信》,江城晚报,2011.5.10,第4版。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第74页。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400页。(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文章摘自《世纪桥》2011年16期作者:熊轶欣;原题为《袁文才和龙超清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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