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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三)壮起来[1949~1976]兼论毛泽东治国方略!

2017年10月24日 历史真相 ⁄ 共 11759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2,35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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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三)
  
  作者:王小石
  
  壮起来1949~1976
  
  1919年,中华民族昂起了头颅,短短三十年后,中国人便站直了身躯,即便面对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大国也绝不屈服。而这一过程,几乎完全靠中国亿万同胞自己的觉醒和奋起,在人类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烙记。
  
  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全面内战,于1948年底已进入了人民解放军横扫华北并继续向南进击的局面,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眼看蒋介石就要兵败大陆、解放军行将进军江南完成统一大业,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发给中共的电报中却说苏联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毛泽东回复电报给斯大林坚定地说不,人民解放军果断南下势如破竹。毛泽东在1949年4月11日的谈话中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独立自主这条历史逻辑已经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绝不会再走对列强卑躬屈膝的回头路,即便对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短短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中国大陆境内军阀割据的局面被基本扫除,国家统一这一历史逻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执行与实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建立,外国军队全部退出中国的领土领空(旅顺口领海有苏联驻军),中国彻底收回关税主权。一个蓬勃向上的新中国让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内的各阶层人民为之振奋。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终于实现统一安定,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重中之重便是历史性地启动工业化进程追赶欧美列强,实际上建国后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展开的。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中国社会的进步奖主要靠工业的发展。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49年3月毛泽东再度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显露出毛泽东的治国方略:以工业化进程为强大动力,推进国家经济、国防、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福利。工业立国的历史逻辑终于在共和国建立后得以落地实施。新中国这个不屈的战士已经站起来了,但是仍然瘦骨嶙峋,唯有靠工业化建设壮起来,才能从容应对更为强大的对手。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发起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第二天美国便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并且派第七舰队野蛮进驻台湾海峡,中国收复台湾军事计划被迫搁浅,美国此时已粗暴地军事侵犯中国领海。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从仁川登陆,很快便打得北朝鲜军队溃不成军。中国起初断不同意北朝鲜贸然发动战争,但战争爆发后美军不顾中国抗议不断侵犯中国领海领空,而且向北越过三八线威胁东北工业建设,中国人民志愿军便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拒敌于境外,这恐怕就是我们外交辞令中“中国不惹事、但绝不怕事”的历史源头。中国在今日没被任何大国操纵,因为幸有毛泽东的决策担当,幸有彭德怀司令临危受命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志愿军将士们的浴血牺牲,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打出了比较安定的中朝边境,更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战结局都是割地赔款的民族耻辱。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保家卫国的同时,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敌对势力时时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安全,而农业生产、工业化与国家财政经济建设也都需要安定的内部环境,因此中央派军进藏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各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及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全国范围内针对官员体系展开“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三反”运动又发现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腐化、渗透各地官员,因此又展开针对资本家体系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些工作都还是以被动防守为主,真的要让中国安定,就必须要让人民安居乐业,那时人民就会自发联合起来与破坏安定的势力斗争到底,这就是民众联合的历史逻辑。那么,首先就需要把毛泽东自井冈山时期创造并实施完善的土地改革运动贯彻到全国范围内,解决最广大底层农民的安居乐业问题。同时这也是向人民宣告,“分田地”不是中共为夺取天下开出的空头支票,而是夺取天下后要坚定落实的目标。
  
  民国时期,由于人口多,土地少,而且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官绅、地主手里,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穷苦平民饿死,而近两亿的赤贫农民虽然不至于饿死,但也没有钱承担基本的医疗服务,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婴儿死亡率为20%,人均寿命只有区区35岁,这些如今看来不可想象,却是铁打的历史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包括民国在内的旧中国的真实写照。那些为地主失去财产权抱怨侵犯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虚伪得令人发指,他们难道不明白亿万平民的生存权要远远优先于极少数官绅地主的财产权吗?全国除西藏外的土地改革运动在1952年底基本完成,约三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从根本上解决了穷人的吃饭问题。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而且通过这次土地革命,还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平等意识和觉悟水平。穷苦农民挺直腰杆不再觉得低人一等,分到田地后一改萎靡麻木的精神面貌,干劲十足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事业中来。
  
  1951年,中共河北省委党代会上有人揭发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贪污国家救济粮及公款总计达171亿元(旧币)。当时对贪腐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仍采取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让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评议。参加评议的552人中有535人同意处以死刑。报到中央,毛泽东召集会议说:“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能正党纪国法。我们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呢?”会议一致决定判处刘张死刑。河北省的一些干部对此想不通上京求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答复:“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我们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乃至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才面临权力滥用这一重大课题,中共中央清醒地意识到唯有铁腕严惩腐败防微杜渐,才能确保整个政权组织始终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坚定反腐是中国道路的第十个历史逻辑。
  
  1952年10月,各地剿匪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西藏也已于1951年5月实现和平解放,这为1953年即将启动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创造了安定的内部环境。此时,还需要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做好组织上的调整准备。由于解放战争后地方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东南六个大区都是从军管发展起来的,因此四大野战军的指挥官掌握重大实权:一野彭德怀,二野刘伯承,三野陈毅、栗裕,四野林彪。中央出于防止军阀割据再现的考虑,几位开国将领也有忠心为国的政治觉悟,四大野战军的主要指挥者都先后离开了自己原来部队,另有安排。到1952年底,为进一步防止藩镇重权,中央再将四大野战军的继任负责人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和高岗等五大局的第一书记调至中央工作,其中高岗身兼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两大要职,史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这些安排都实践了中央集权这一历史逻辑,高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各省的掌控力,为国家一盘棋的国民经济计划奠定了高效率的执行力保证。
  
  1953年1月1日,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形势后制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建国初期,新中国领导人曾商议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可以开放地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进行经济往来,在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即先发展轻工业,缓和内部矛盾,逐步积累资源、资金再发展重工业,而进入物质生产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美国率领西方阵营国家开始对中国展开20多年的经济制裁与封锁禁运,并非坊间传闻的毛泽东要闭关锁国。工业化进程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生产设备,此时这些生产设备都在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之列,先发展轻工业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唯有发展装配制造重工业自行制造生产设备,同时共和国的国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都迫切需要重工业的支撑,因此中国效仿已经验证成功的苏联在封锁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西方之路,已是最优选择。1953年5月中苏补签《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的50项和1954年增加的15项,共156项,列入“一五”计划,涉及航空、军工、钢铁冶金、电力、机械、煤炭、造船等新中国最迫切需要发展起来的重工业领域。苏联技术和专家支持属于无条件支援,同时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十年期还清。这种地缘毗邻的一个大国近乎无私地帮助另一个大国推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重工业建设,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间肝胆相照的深厚友谊还是存在的,任谁也无法抹杀。
  
  苏联的外援毕竟只是起到引导和协助作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多还是依靠中国人自力更生的集体奋斗,甚至牺牲自身利益。由于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库的财富基本上都被蒋介石掠到台湾,新中国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中国以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的方式发展,因此实施以计划统筹国家产业建设、统一制定包括工资在内的各要素价格和高积累低消费的低成本发展方案。这种发展方案非常有助于落后农业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却容易在生产要素能够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开放结构下脆弱地崩溃,正是美国主导的对新中国经济封锁禁运帮助我们规避了这一风险,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中华辩证法思想再一次显现高明。在低成本发展过程中,农民低价向全国贡献了粮食等农产品,工人工资中的大部分归入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工业生产,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计收益地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当中,他们的收入虽然受到了损失,但他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因为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承诺给他们:中国必会在人民自力更生的工业化建设中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这是1840年后数代中国人共同的强国梦。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民满怀希望,这样的国家会不断地创造奇迹。希望和信念把中国人强化组织起来,组成了一部高效的国家机器,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澎湃能量。善于总结历史智慧的中华民族优势在于,只要适应了工业化这个游戏规则,迎头赶上就只是时间问题。
  
  1953年底,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同时腾出更多时间考虑治国战略问题,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做相应调整。刘少奇关于税制改革的政策没经中央讨论直接施行下去,取了很不好的效果,引起毛主席不满和批评,风头正劲的高岗便觉得顶替刘少奇的机会来了,开始私下串联四大野战军的实权人物彭德怀、林彪、饶漱石、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的陈云。却只得到了饶漱石的积极响应,彭德怀和林彪不置可否,陈云和邓小平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而高岗不仅针对刘少奇与“四大金刚”,竟然同时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一时之间树敌太多遭遇反击。毛泽东虽然不满刘少奇的一些路线政策,也着实爱惜高岗治理经济的才干,但实在不能原谅高岗、饶漱石私下串联军队干部并封官许愿挑战“党指挥枪”大原则的过头做法,因为军阀割据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仍历历在目,党掌握武装这一逻辑再度生效。毛泽东指导邓小平、陈云做发言提倡增强党的团结,反对高饶分裂中央的行为,保护了刘少奇的党内权威。为了表彰邓小平与陈云维护党的团结所作出的贡献,1954年他们同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来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毛泽东仍当选为党中央的主席),而陈云则成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两人的党内地位迅速提高,与刘少奇、周恩来共同成为一线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1954年起毛泽东退居二线到各地调研制定治国战略和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可见毛泽东并不贪恋权力。执掌新中国仅仅五年,毛泽东就让出一线执政权力,着力培养比他年轻5岁的刘少奇和年轻11岁的邓小平。
  
  1956年,毛泽东拿出了他潜心研究的成果。他在内部做了《论十大关系》讲话,以特有的东方思维方式,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党内和党外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做了纲领性的探索,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要注意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这其实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使得知识分子群体非常振奋与活跃。1957年,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形成的原因,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个主要方面,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正是因为毛泽东终其一生致力于实现人民解放而获得平等地位,人民才世世代代地尊敬爱戴他,这是最朴素最公正的平民智慧。而官僚主义作风的蔓延不绝,也埋下了文化革命的起因。对于少数民族问题,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里又论述了民族平等这一历史逻辑的重要性。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省份实行民族自治,但这种民族自治与苏联的中央放手式民族自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是派大量汉族干部援助少数民族区域帮助他们建设发展,从而让汉族与少数民族形成深厚的民族感情,因此苏联在80年代经济发展停滞时期便发生严重的民族矛盾,最后民族自治区域就推动苏联解体成了独立国家,而中国则没有爆发严重的民族矛盾,原因在此。
  
  1956年到1957年,中苏关系发展进入了蜜月期,虽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不满,提出斯大林同志虽有独断专行问题但主流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中苏大方向还是合作更加密切了,中共也在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更高的地位,“波匈事件”都是中国帮助处理,稳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面。但“波匈事件”也触发了中国国内的反右运动,1957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连同之前的党外人士,合计五千多人,这是当时毛泽东及中央对反右运动规模的一个预估。在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主导下,最后呈报给毛泽东却是右派五十五万人,难免有一部分右派是为完成指标的应付错划,但反右运动本身在当时国内的情势下却是正确的,凝聚了民心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任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侯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1958年启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成了主题词,这里面有国内国际的多重因素。国内方面,苏联在战后用了12年恢复经济,又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而中国只用了3年时间恢复经济,不到3年的时间在1956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给了中国领导层可以快速赶英超美以很大信心。国际方面,1957年美国单方面终止大使级外交沟通激怒了毛泽东,他深感美国敢于如此傲慢就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太落后,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与美国掰手腕。而在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后主要工业品产量将超过美国,毛泽东便信心满满地回应15年后中国可以在钢产品产量上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全国正式宣布了用15年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超英国的口号。除了周恩来和陈云曾坚持保留反冒进意见外,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内的大多数中国领导层与毛泽东一样信心百倍。大跃进出发点并没有错,这是从上到下全体中国人忍辱百年后喷薄而出的强国心愿,而且15年赶超英国也并非毫无可能,事实上17年后的1975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但急于求成的情绪自上而下蔓延过度,催生出粮食产量浮夸风、全民土法大炼钢铁和仓促推进人民公社等激进做法,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被弃之一边。刘少奇作为一线主要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与发动。刘少奇依据熟悉的苏联集体农庄模式提议建立了人民公社、集体食堂,人民公社推进速度之快让全国上下相信马上就能进入共产主义。对于赶超英美刘少奇甚至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乐观估计与浮夸指标也让毛泽东对亲自发起大跃进运动的成效深信不疑,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宣布1958年钢铁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但很快地,真正做过农民的毛泽东就率先发现了亩产十万斤粮的浮夸指标严重偏离了实际。1958年11月起,毛泽东各地召集会议批判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要求纠正“共产风”和“浮夸风”。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是,很多省委书记仍坚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毛泽东的批评有抵触情绪。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我要搞右倾机会主义反浮夸风,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要求纠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进思想,反对集体食堂吃大锅饭。1959年的上半年毛泽东继续到各地推进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同时也多次进行自我批评。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已定调为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错误,但半路杀出的彭德怀用万言书批评毛泽东纠左不够彻底,显然指应追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毛泽东为了再次维护党的团结与稳定,不得不把庐山会议主题改为批判彭德怀,事实上维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集体的权威。会后,反“左”的口号虽然不再提,但毛泽东仍然没有放松反浮夸风、共产风工作的推进,1961年刘少奇在深入农村调研后也开始反思浮夸风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在大会上予以高调表扬。
  
  全民大炼钢铁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河南等地的夏粮甚至因为没有收割而坏在地里,各地粮食产量并没有像上报数据那样增长反而是减产了,1959年到1961年中国经历了建国后第一次粮荒。民国时期几乎是年年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解放后因为采取土改政策以及国家统购粮食调度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1958年掀起的浮夸风令国家统购计划调度基本失灵,造成了此次粮荒的意外发生。孙经先教授通过多年收集数据调研分析,用严密的论证与充足的事实揭穿了流传甚广的“饿死三千万”谎言,三年期间实际上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年不到90万人,但已称得上是重大施政事故,足以反映出偏离实事求是作风搞浮夸风危害之大。毛泽东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反五风之后,中国就彻底告别了几千年中国历史摆脱不了的饥荒问题。1964年,毛泽东为彭德怀平反,在宣布平反的会议上毛泽东安排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参加,当着大家面对彭德怀说:“老彭,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但毛泽东没有后悔庐山会议上的抉择,因为相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个人的荣辱实在不算什么,毛泽东自己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遭遇几起几落的个人磨难,他自始至终注意维护中央的权威。
  
  在高饶事件和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两次维护了刘少奇的权威,显露出他对亲自选择的接班人寄予厚望,虽然两人在治国理念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毛泽东一直希望通过沟通、指导让刘少奇达到心中期望目标,在自己离世后能够继续为人民全面解放而奋斗。但是1963年到1966年的四清运动,毛与刘的分歧却发展到不可弥合。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总路线上高度一致,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治国理念上。刘少奇因有苏联留学经历,耳濡目染苏联的官僚体系治国模式,因此在治国理念上更强调秩序,以各级官僚领导民众实现国家建设目标。而毛泽东是在农民运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深刻地感悟到民众联合的力量之伟大,也真切地看到底层民众受到官绅地主压迫之惨痛,因此在治国理念上更追求平等,正如他答复黄炎培周期律之问所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大跃进运动中对于各级官员做假指标浮夸风,民众却不敢揭穿批评,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官僚权贵阶层”将会重新奴役人民的忧虑。四清运动在毛泽东的设想中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来教育民众起来监督政府。刘少奇虽然也认为当时中国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要反修防修,但是认为党的高级干部是可靠的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因此把四清运动推进成中央及省委干部组成上万人的工作队下到公社基层批判基层干部甚至社员农民。这种做法遭到了毛泽东罕见的严厉批评:“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制定和通过了《二十三条》,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过“左”的偏差。邓小平和彭真接替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一年半后,“文革”爆发了,扭转了把四清运动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的做法,而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就是要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碎几千年的官僚体制。从反对官僚主义到打倒官僚体制,毛泽东的认识逐步清醒深刻。他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打破几千年封建等级文化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思想枷锁,给中国人带来彻底的解放,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也确实把中国带进了彻底的平民社会,经过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人民第一次平视了官僚的权威,敢于对仗势欺压民众的权贵官僚进行批斗声讨。这种粗放的民众监督政府模式意在消除三大差别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而为了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进了农村工业化战略,为了提供知识、技术支撑,他又策划让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上山下乡”,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实验,这是一条迥异于城市化的工业建设道路。但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推进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毛泽东虽然一直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缺乏清晰具体的指导原则,而且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权威和能力尚不足以匹配如此伟大的革命任务,因此在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失控的现象。文革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批判和扬弃,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却没有建设到位。另外就是在对各级下放官员及知识分子进行参与劳动教育的方面手法简单粗暴了一些,让他们蒙受了一些委屈。文革存在的问题需要反思,但文革所蕴含的平民主义思想也要吸收,民众起来监督政府的大方向是没错的,只是要改进完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层面。
  
  文革时代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中国在文革时期已经谋划走向世界。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中国开始打破封锁禁运的国际关系坚冰。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拉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序幕。没有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违背诺言,从共和国建立时基本没有工业体系,到1970年时就跃居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2年,工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1976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即便是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从1952年至1976年期间,粮食总产量从16392万吨增长到了28631万吨,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
  
  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三)壮起来[1949~1976]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客观指出,“毛泽东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快速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工业大国。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这段历史时期并不仅仅注重经济建设,同时还把目光聚焦在人民健康和文化教育上。由于医疗保健覆盖以及生存环境的持续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提高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因为国家大力推广简化汉字和普及义务教育,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从1949年前的20%提高到了1976年的70%左右。许多国外专家认为,中国得以如此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原因得力于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政策、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是的,1976年前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富裕舒适,但要切记1949年的起点是一片废墟,中国当年就好比一个瘦骨嶙峋的战士,刚刚站起来打跑了欺辱他的敌人,此时最先要做的是想办法填饱肚子,然后干重体力活长肌肉,同时高度节约的存下积蓄来换掉劳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那个时期本来就不是躺下来享福的时候,躺下来的唯一命运就是丧失发展机会毁掉未来和希望,恰如今日的印度和越南。
  
  当然,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这种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推进工业化建设本来就是没有先例的社会实验,发生一些波折在所难免,这不过是走向成功的必要代价。而这些波折所引发的学界争议如此剧烈,怨恨的骂声甚至于掩盖了工业化建设巨大成功的光芒。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了至亲及族人的军队将士们尚且无怨无悔,为共和国的工业化建设抛洒血汗的农民、工人们也一直感恩毛泽东的呕心沥血,唯独一部分知识分子只受到一点点委屈,便幽幽怨怨地控诉咒骂了毛泽东一辈子,良知与骨气何在?
  
  总结起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封锁禁运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道路,在资源不足外援很少的情况下推行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充分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通过推行简体字、义务教育以及改善医疗保健条件大幅度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知识水平。而以上因素不仅实现了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后面启动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奠定了重工业基础和优质人力资源。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与世长辞。法新社综合说:“当代很少有哪位领导人象毛泽东那样,了解人民的需要和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不再是被饥饿、洪水、疾病和自然灾害的阴影所笼罩的东亚病夫了。农业得到了发展,而且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包括核武器和卫星。人民生活逐步提高,成了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毛以一个小学教员创业,而到他逝世时候,给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整套全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
  
  毛泽东虽然离开了世间,但由他主导推动无论从身体还是在精神上都壮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却将继续乘风前行,以不辜负这位历史巨人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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