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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毛泽东的评价最科学?

2016年05月04日 关于毛泽东 ⁄ 共 13668字 ⁄ 字号 评论 2 条 ⁄ 阅读 5,897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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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怀念他的人,还是仇恨他的人,都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对毛泽东的评价绝不只是关系他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决定中国历史和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就像发展要讲科学性一样,对毛泽东的评价尤其有讲究科学性的必要。只有在弄清这个问题的前提下,目前面临的一切问题才好解决。本文只是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加以初步展开。
  
  自毛过世以来,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对他的评价不断,除了那些按主观需要做出的所谓评价,如“三七开”之类,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其反科学性日益暴露,而不值得作科学性探讨外;即使是一些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评价,也需要加以科学性比较研究。近三十年来流行的一些评价,如评价毛泽东为“巨人中的巨人”(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语)、“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语)、“二十世纪各国最伟大的领导人物之一”(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语)、“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美国前总统福特语)、“最伟大的中国人、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中国学者梁漱溟语)、“中国最大的民族英雄”(中国作家魏巍语)、“千古一圣”(网友语)等,是否全面、深刻、准确、完整和精辟?值得从深度和广度上作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
  
  通过这些年来的比较研究,我发现宋庆龄尊毛泽东为“举世无双的领袖”,是迄今最科学的评价。就像马克思过世不久,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一生作了最科学的评价一样,宋庆龄在毛过世不久,便以其享有的独特历史地位——最公正、最客观、最全面透彻的立场,用孙中山先生传承下来的贯通中西的学识,在同自己最敬佩的伟人——孙中山先生之生平事迹的对比中,将自己数十年来对毛的近距离了解,总结成“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领袖”一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对毛一生作了最科学的评价。作为最了解马克思的人,恩格斯最有有资格和条件对马克思作最科学的评价;同样,作为最了解毛泽东的人,宋庆龄最有资格和条件他对毛泽东作最科学的评价。因此,她的这一评价是最值得信赖的。
  
  学习宋庆龄的这个评价,我体会到她尊毛泽东为“举世无双的领袖”,从广度上看,是就全世界而言;从深度上看,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就是说:毛泽东不仅在二十世纪的全世界,而且在全世界的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领袖。这就把上述那些客观评价都统统概括起来了,因而,比那些评价更全面、深刻、准确、完整和精辟得多!
  
  各国政要和学者对毛的客观评价中,不少把他同世界历史上各民族最杰出的人物相比较,都显出其无与伦比的立言、立德和立功的才干和业绩。
  
  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论证:“毛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毛泽东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间断地读书。本世纪中没有其它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写过那么多东西。”
  
  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论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学者迈.哈特论证:“历史人物的排行中,毛泽东的威望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很多,因为他对世界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军事作家约本.海默评论:“是谁能够把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是毛泽东。他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和外部的压力下,取得了远远超越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华盛顿邮报》评价:“他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教导了人类,其数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领袖”。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论证:“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
  
  终生实地蹲点考察中国农村的美国专家韩丁结论:“毛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做出最有创造性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将所有这些论证综合起来,评价毛为举世无双的领袖,确实能将所有这些比较研究的结果统统概括起来。这就从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以全面而系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评价最科学,从而也最可靠,最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时代对毛泽东的呼唤,确实需要我们应用新方法来深化和升华毛泽东研究。通过应用新兴的文化与认识协同进化研究法(Cultural-CognitiveCo-evolutionaryApproach)考察人类进化史,回顾6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历程,展望人类进化的前景,我感到对宋庆龄这个评价的体会还要展开,即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只放到才有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来考察还不够深刻,还要进一步放到人类进化史中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站到适当的高度,充分探测和评估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影响之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并充分认识到他当之无愧为举世无双之领袖的客观依据及其形成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和整理人类精神进化史料,而历时十多年的这项研究尚未完成,现只将其初步结果略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独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蹊径,以史无前例的深度和广度对东西方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率先在哲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创作等领域攀登世界新高峰,为人类抵抗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思想的侵蚀,实现科技和文明的跨跃式发展,促进东西方文明的逐渐融合和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开拓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进行自主创新的全新思维方式,并领导四分之一的人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对这种方式的思维导致认识和实践飞跃的无比威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改进,从而开启了东西方人类精神进化由分道扬镳向协同进化转变的新纪元。这是数百万年来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根本性大转折,启动并指导这样一次大转折的毛泽东思想,在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地位之崇高,其起点里程碑意义之重大,令迄今人类思想史上的任何灯塔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二、毛泽东不仅以其无与伦比的立言、立德、立功的才干和业绩,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直到最危险的时候都绝没有全部退化;而且以空前的理论和实践贡献,组织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扭转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近二千年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的退化趋势,将四分之一的人类从亡国灭种的厄运中挽救出来,并领导他们走上中华复兴之道。自古籍记载伏羲为中华文化之祖、炎黄为华夏种族之祖以来,近二千年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已见证:毛泽东是中华复兴之祖。
  
  三、毛泽东毕生全心全意地战斗在人类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为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受压迫民族和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继“造反有理”之学,兴“造反成功”之道,并针对其“得而复失”的危险开创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他们提供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和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来反抗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为一小撮垄断寡头贪婪无厌地剥夺本属全人类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劳动成果,而迫使人类往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退化、制造重重灾害甚至不惜毁灭全人类,所采取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同这一小撮随其垄断资本全球化而日益孤立的人类公敌的反复斗争并赢得最终胜利中,促进人类进化通往共同的理想境界。伴随垄断资本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乃至人类生存危机之全球化的日趋加剧,正引发人类觉醒、反资反殖斗争、反帝反修斗争、民主革命、人民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全球化,从而导致毛泽东为人类导师之无可替代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毛泽东何以能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举世无双的领袖?何以能比历史上业已视为神奇的这些伟人还能累建奇功?如按常规法只是将他同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相比较,就会难以思议而陷于天才论或神秘化的困境。正是为了从此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把研究毛泽东的视野,由常规视野的历史时期扩展到整个人类的进化史、特别是人类精神进化史,从对人类精神进化的历史规律和逻辑顺序的考察中,来理解毛泽东举世无双之领袖地位形成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我认为这是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关键。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围绕这个关键展开的,这里将其结果摘要介绍如下:
  
  人类进化的东西分野是有生俱来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从中横隔下,人类的进化就分别在世界的东西两方平行并进,所处生态资源环境的不同,导致东西方人类在其生理、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进化出现差异。
  
  东方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主要靠植物资源维持,主要受气候资源的限制,以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为中心,实现群体采集向氏族集体农业的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对掌握农时节气的需要,以伏羲卦数为模式、阴阳原理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思维——易学思维方式发展起来,成为东方科技和理性思维发展的范式,经商代被神化后,于周代由先贤及诸子百家实现哲学化,此后在历代皇朝的统治下,其主流学界都是为巩固“独尊儒术”体制对此哲学化的成果加以考证和注释,并通过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持续强化了从玄化和伪化两方面来糟蹋易经的退化趋势;真正联系实际的易学思维继承和发展,只在传统科技和艺术中凭传统的惯性而得以延续到17世纪。
  
  西方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主要靠动物资源维持,主要受水资源的限制,以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流域为中心,实现以分散游猎为主的采集向家庭个体农业的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对灌溉水的需要,以水利灌溉工程技术为基础的重视局部细节分析的思维方式发展起来,经古希腊学者加以发展并哲学化、形式逻辑化,而成为西方科技和理性思维发展的范式,在中世纪被神化后,于15-17世纪间由加利略、莱布尼茨和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人加以复兴,并充实以实验证明和分析方法,发展成科学发展的力学范式,从此近代乃至现代科技便以力学范式发展起来。
  
  如何对待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既成的这两种理性抽象思维方式?这是人类进化到17世纪后决定其精神进化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人类历史上最先提出并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欧洲思想史之核心”的德国人莱布尼茨(Go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莱布尼茨反复强调:“中国和埃及都是科学之母”、“伏羲64卦图是科学最古老的里程碑之一”,“中华民族是最早受过教养的民族”,“中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中国文字比埃及文字更富哲理、更基于理智思考”、“中国人长于生活实践和观察,欧洲人长于军火和几何学”、“中国人特别善于观察,欧洲人特别善于推理,我们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发展科学”(59)。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个的诀窍,他在众多的领域中取得了划时代科学成就,以致西方公认他为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科学和哲学而开启近、现代西方科技革命起了核心作用;公认他不仅是奠定近、现代西方科学基础的数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且在生物学、地质学、语言学、历史、法律、政治和宗教哲学等学科领域都有杰出建树,且在每个学科中的建树都足以使他名留青史,而尊他为近世通才(UniversalMan)(59)。
  
  继之而来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也注重从易经智慧中吸取营养。他指出:“中国人也注重抽象思维和纯思辨范畴,而易经古书,即变化原理之书,为此提供了基础;它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它的起源应归功于伏羲.”正因如此,他将易经哲学以阴阳规律为核心的有机整体辩证逻辑与古希腊哲学的朴素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建立起以矛盾对立统一、质变与量变、肯定与否定三大规律为构架的辩证逻辑体系。
  
  易经作为人类智慧之源,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易经被长期当作"卜筮之书"而遭左右蹧蹋,以致在17世纪的东方而黯然失色的时候,却一传入西方即开始发亮。以莱布尼茨﹑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先哲,从易经中重新发现真理,并将他们开创的微积分﹑二进制数学和辨证法哲学及其它科学成就﹐同易卦数理和以阴阳规律为核心的易经哲学和有机整体辩证逻辑联系起来﹐把西方的易学研究推进到后来者居上的境界﹐不仅为西方科技随之而来的后来者居上﹐而且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数学和哲学基础。
  
  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用来总结和概括近、现代西方科技革命的成果(自然辩证法)和西方人类由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程(历史辩证法或唯物史观),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把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和发展,组成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恩之后西方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历程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由此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成马列主义学说体系。他们的学说,既是对西方人类进化史的最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也是西方人类精神进化到20世纪的最高成果,从而在整体上代表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尽管他们的体系立足于构成西方的第一、第二世界而很少涉及东方人类及其同命相联者的第三世界,但是,他们整个体系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既然他们的唯物辩证法是由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而来,而黑格尔辩证法又来自易经辩证法与古希腊辩证法之结合,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列主义学说体系都包含易经辩证法的基因,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正是基于马列主义学说与易经辩证法之间如此亲密的天然血缘关系,马列主义原理一到精通易经辩证法的毛泽东手中,就能如虎添翼,就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就能发展得如此驾轻就熟,以致连历代明王圣主乃至孔子、诸葛亮等这些被传说为神明的易学大师的破绽都能为他所识破和克服,那些留学回来的“洋马列”在严酷战争的检验下也招架不住而只得将领导权让给他这个山沟里的马列,甚至连马、恩、列、斯本人之理论和实践的总和都让他超过,就不难理解了!原来湖南自古以来就有师传易学的民俗,毛泽东在此民俗的熏陶下,通过对四书五经和史书的学习,从小就操练出过人的易学思维能力,其中学作文就能获“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这样高的评价;到青年时期更迅速成长为精通易学思维方式的辩证法大师,就能看出中国文化“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的弊端,并为根治这一弊端而立志以对中西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为己任。凭着如此博大精深的易学思维功底,一旦初读《共产党宣言》,他就能无师自通,就能对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心领神会、活学活用。一旦到延安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他就能突破其辩证法三规律平列的格局,把握其内在的核心——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并围绕这一核心创造性地对矛盾展开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集人类辩证思想发展之大成至登峰造极而创立《矛盾论》,既恢复易哲学阴阳原理之核心地位、又全面实现了阴阳原理的现代化;既继承了唯物辩证法、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新阶段。从前一方面意义来看,他是易学真理复兴之祖;从后一方面意义来看,他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他以东西方辩证思维精华之核心的这种有机结合为中枢,进而将唯物辩证法的质变与量变、肯定与否定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等范畴,特别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同易哲学的天与人、行与知等一系列概念关系的辩证观结合起来,作为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展开的特殊方面、形式或过程,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演变的历史和现实过程的总结和概括,来分析其内外的各种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矛盾的转化过程,既贯通西方思维方式所擅长的精密入微分析,又融汇东方思维方式所讲求的有机整体综合;既强调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矛盾性质的马列主义原则性,也发挥非主要矛盾方面之反作用的易哲学灵活性,真把中西方哲学精华的结合达到迄今最高境界!如此最高境界,不仅中国历来的易学大师因缺乏精密分析思维而无法企及,就是西方历来的辩证法大师、包括马克思、列宁在内,也由于其有机整体辩证思维能力的先天或后天的不足而未能达到。这就是毛泽东的才干和功业甚至超过他们的核心奥秘之所在。
  
  目前国内外研究毛泽东,对其成功的奥秘大都归结为:他“有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刻了解,简直罕有其比;极高的领悟力,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集大成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智慧的国度,他赖以征服其追随者的绝密武器,并不单单是人格魅力、人生志向,更重要的,或许是其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智慧。孙膑、诸葛亮、刘伯温等“人中龙凤”是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有绝对地位的,但在他面前,他们的智慧显然境界不够,远未炉火纯青”。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也认为:“什么是毛泽东不同于其它人的个人特点呢?十分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一开始时就非常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他不仅钦佩东西方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者──从秦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到彼得大帝和拿破仑,并在早年就坦率地确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超过他们。…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点是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必然会坚持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确实,毛泽东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出自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中,在它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之前,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农民的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这些东西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和充分的体现,使他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说法,说的都是事实;但由于没有研究毛泽东的这些独特优势形成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就都没有说到其根本。
  
  毛泽东之所以早年就确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超过东西方历史上的领袖,之所以有极高的领悟力,之所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智慧,一句话,之所以有这些独特优势,靠的不只是集中华智能之大成,更不是一些人所鼓吹的“全盘西化”或“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果;而只能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靠的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即他提出并终生实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人类实践与认识协同进化之历史和逻辑一致的顺序来看,当人类实践与认识进化的东西分野达到相当程度而需要东西结合来取得杂交优势以实现大飞跃的形势下,毛泽东适应了人类进化的这一历史的和逻辑的需要,以超过常人的毅力和勤奋坚持在同工农群众的结合中不断的学习、调查和实践,把东西方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华都继承下来,加以有机结合,达到了迄今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的最高境界,才造就出他的这些独特优势。可见,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人类进化以内在规律展开到20世纪之后的必然,而绝不是什么“天才”或“神奇”的偶然显世。恩格斯说:“人类思想史中概念或概念关系的进化,是同它在辩证法家个人思维中的发展相一致的。”人类实践与认识进化以其内在规律在历史上顺序展开的飞跃,是通过辩证法大师个人思维在其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良性循环中依相应逻辑顺序而上升的发展来实现的。就像莱布尼茨靠当时东西方已有科学和哲学之精华的结合而成为西方科技革命的核心一样,毛泽东正是靠现代东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化之精华的结合而成为中国以至世界社会和文化革命的核心的。
  
  既然哲学的真谛就是他所揭示的“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宇宙万物的“认识论”,那么,毛泽东把东西方哲学精华的结合达到迄今最高境界,就等于掌握了迄今最先进的科学的科学,就能用这套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论来驾驭其前进道路上每个问题领域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就能对其中的各种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转化过程做出最科学的调查和分析,从而准确把握事物本质,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直至能高瞻远瞩而做出准确的预测,能统筹全局、多谋善断而制定出科学的决策,能出奇制胜而开创出新局面、新成果。列宁说:“辩证法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则进一步说:“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正是凭借这套最先进的矛盾分析理论和方法,他能驱动自己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良性循环,于不断积累和消化有关书本知识、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及吸收和升华群众智慧之中,循序上升以致达到这些领域前人未曾达到的境界。他在社会科学、军事科学以及文学艺术诸多领域取得攀登世界高峰的成就,甚至在其涉猎不多的高能物理学领域预言“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都是同他结合东西方哲学精华而达最高睿智境界的哲学头脑分不开的。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对人类精神进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巨人外,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也可能由其它大思想家和科学家来感知或体现。如爱因斯坦(EinsteinAlbert,1879-1955)在给J.E.斯威策的信中写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63)仅由这段话也可见他不愧为现代最伟大科学家的非凡见识,他不像一般所见,将西方科学这两大成就没发生在中国归咎于中国贤哲的易学思维方式,更没有由此而推论易学思维方式有什么缺欠;恰恰相反,他惊奇的是中国的贤哲不靠这两大成就也能把“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的易学思维方式.他这样比较这两种方式,并暗示二者能殊途同归﹑相互补充的前景。
  
  又如波尔(NielsBohel,1885-1960)批评“西方本体论的概念是对经验现象产生的概念体系的不适当的外推”,而把他创建的量子力学同阴阳互补原理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阴阳太极图是互补原理的最佳图示(64).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Capra)认为“易卦符号是一套宇宙原型.过去数十年间现代物理学引起的这些变化,好象走向了类似东方的世界观:宇宙的全部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和谐的整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使“不少人发现了周易中保留着自然科学的原初形式,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迪.”(65)
  
  再如瑞士心理学大师容格(C.G.Jung,1875-1961),通过以易经作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来开展本专业的研究和实践,发现了一系列心理学定理,革新了西方心理学的整个体系,开创了心理易这个易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在与西方科学的对比中论证:“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易经是伟大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西方科学以因果律和实验方法为主要基础,而中国人则着力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规律,因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努力.它经历沧桑却依然万古常新,永保其生命和价值."他肯定:"易经能够对物质和精神世界中碰到的问题给予指导."并以自己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同步性原理,对易经如何给予这样的指导,做出了有实验证据的解释:“由希腊哲学培养出来的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中国思维不只是要把握细节,而且把细节当作整体的一部分来把握”。由此,他定义易经筮占“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实验基础,即已知最古老的由整体来把握个别局势﹑并通过阴阳相互作用将其细节同宇宙本体相联系之方法的实验基础。
  
  再如现代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者L.Prigogine(1917-)在其《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赞扬:"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启迪的源泉。"
  
  还如当代法国大思想家、考古学家MichelFoucaul(1926-1984)以对当代西方思想危机的论证而闻名于世,也把克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东方思想上,他说:“欧洲思想界已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从历史上看,这个转折就在于帝国主义的终结。西方思想的危机同帝国主义的终结是一回事。这个危机没有产生能够将其加以把握的伟大哲学家。危机中的西方思想只是以平庸而世俗的消极来表现,但没有一个哲学家来作这个时代的标志。这就是西方哲学时代的终结。因此,如果有未来哲学家出世,那必定是出生于欧洲之外或出生于欧洲与非欧洲的会合和相互影响中。要通过多种途径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要通过心理分析、人类学和历史分析的途径。我也认为通过东方思想与欧洲思想对证才能进行重新思考。”
  
  近三百多年是人类实践和认识进化史上空前大跃进的时期。同世界上近三百多年来所有的这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对人类精神进化的贡献相比,显然,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创造了、甚至至今仍保持着世界记录,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对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进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也都只是利用东方思维进化成果中的某些原理或要素,来革新、改进和完善西方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在更多的学科和精神文化领域创造了和保持着世界记录,也不仅吸收和利用西方思维进化成果来革新、改进和完善东方思维方式,而且为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相结合,开创出全新的思维方式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独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蹊径,以史无前例的深度和广度对东西方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开拓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进行自主创新的全新思维方式,并领导四分之一的人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对这种方式的思维导致认识和实践飞跃的无比威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改进,从而开启了东西方人类精神进化由分道扬镳向协同进化转变的新纪元。这是数百万年来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根本性大转折,启动并指导这样一次大转折的毛泽东思想,在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地位之崇高,其起点里程碑意义之重大,令迄今人类思想史上的任何灯塔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毛泽东的这一贡献对未来科学和人类精神进化的深远意义,目前确实是无法估量;但通过理解人类精神进化的历史规律和逻辑顺序,对此就会有起码的认识。原来,思维方式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同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一样,都存在着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性质区别,且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演替有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性进化过程。导致科技知识生产的理性思维,特别是导致科技发明的创造性理性思维,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且随着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的进化过程。我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论现代综合思潮》一文,对此作了论证:“人类的产业﹑技术和科学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沿着由自在的整体经过细分化达到组成要素﹐再由组成要素经过综合化达到自觉的整体的轨道循环发展。如果把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对基本粒子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这样循环发展一大周期中的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迄今为止的人类科学史还只走完了这个周期历程的一半,即由古代对于自然之自在整体的综合经细分化而逐步成为分门别类地逐层研究自然整体各层次的组成要素的现代科学体系;下半周期的任务则是要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揭示基本粒子通过无穷多的特殊结构而形成自然整体的规律。”近些年来,包括李政道教授在内的一学者也提到这一过程。最近,代表西方经济学前沿的美国学者BrianArthur也从目前高科技带动社会经济复杂化的发展中看出:“此时此刻,我们预感到自己已经站在另一场文明启蒙运动的门坎上——她不是再回古希腊,而是走向古中国;她不是爆发在西欧,而是在全世界蔓延!”这说明,人类理性思维的进化,必然是一个由自在的整体-综合-分析-自觉的整体综合的辩证过程。
  
  人类进化到20世纪之后需要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来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正在由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来贯彻。随产业工业化达到顶峰而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实验分析认识逐渐发展到趋近自己的极限,由二十世纪后期开始的科学综合化,正在趋向于把实验分析学科的细分化成果统一起来。以爱因斯坦为先驱的现代科学家们,力求在以德国辩证思维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哲学的指导下,实现这个划时代任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对现代哲学失望之际,越来越多科学家发现:现代科学各领域的成就都在按易经宇宙模型的内在逻辑汇集起来,对易经有机整体哲学给予越来越强劲的支持。人类认识由综合——分析——综合的逻辑和历史规律决定了,用易经总结的宇宙规律和有机整体辩证逻辑来统一现代科学成果,是新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趋势之必然势不可挡,顺之者昌盛;逆之者衰亡。
  
  顺之者何以昌盛﹖上述这些非凡成功者的业绩已给了答案。逆之者何以衰亡?华夏民族近二千年前后精神进化的演变史,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华夏民族有生伊始便一直靠易学科学范式搞发明创造﹐成为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民族﹐以致国际科学史家们公认“中国文明在其独创性方面雄冠整个世界”(1)。近二千年来﹐“易本卜筮之书"说的蛊惑而引起的精神瘟疫在国民中传染扩散﹐导致整个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和能力在其腐蚀和瓦解中日益衰退﹐到十七世纪以后便从整体上失去了用易学科学范式搞发明创造的能力;被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说的朱子理学所陶醉的中国主流学人﹐将其祖先数千年中成功地用来搞发明创造的易学科学范式忘记得一干二净﹐而不得不转而学习西方的力学科学范式﹐以致近代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只能跟在西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做学问﹐即使有所发明创造﹐大多也只是独立地重复西人的工作﹐充其量也只能是应用西方力学科学范式而取得成果﹐而同原来中国传统科技靠易学科学范式搞发明创造大异其趣。这样一来﹐近代以来﹐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西方先进水平相比一直有较大差距。尽管毛泽东时代大大缩短了其间的差距,在一些领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或超过世界领先水平;但近三十年来随“让少数人先富”等特色理论的贯彻执行,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说的儒学及其它一切腐朽思想和腐败势力又东山再起,全盘西化的旧局面也随之重振且与时俱进愈演愈烈,其间的差距又趋于拉大;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弱,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越来越低,本土的发明创造越来越难得到西方的承认,中国人取得的学术成果越来越要西人说了算,世界名牌产品中的中国拥有者越来越少,中西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和“科技间谍”之争越来越没完没了,洋人以科技封锁作打压中华之王牌武器越来越凑效…。说白了﹐还是人家用其祖先原创的科学范式总比外人更能得心应手;靠全盘西化的思维方式赶超西方只能是“瞎子赶婆娘”。长此下去,就只能是被胡适的“中国不亡,天理难容”所言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民族自主创新能力的复兴。要恢复十七世纪前使中国科技领先于世界的那种自主创新能力──以易学科学范式来搞发明创造的能力﹐就要像毛泽东把易学的阴阳哲学和知行观同现代西方哲学之精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创作出代表当代哲学最高水平的《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新理论那样,像毛泽东把孙子兵法等易学的军事应用学科同现代西方军事科学之精华结合起来创建领先世界的新军事科学那样,在东西方文化精华的结合中搞创新;就要像他那样重新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重新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重新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重新走出中国自主创新道路,摆脱亦步亦趋跟在西方后面搞西化的被动局面,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真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定不移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人民的头脑,坚定不移地用毛泽东式的思维方式来教养我们民族的世世代代,让世世代代沿着他率先示范和开辟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前进,坚定不移地学习、应用、研究和发展毛式思维方式。只有真地这样做,我们民族才会毛式人才辈出,来响应时代对毛泽东的呼唤。
  
  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民族的一代,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是否在退化?是很难发现的,即使是用现代DNA检测技术也难查明。历来一些沦为人渣的败类、一些亡国灭种的民族,就是在不自觉的退化中被淘汰的。自从出了个毛泽东以来,这个命运攸关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因为如上所述,毛泽东代表了今后人类进化的正确方向,对毛泽东的评价便成为检验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在进化还是在退化的试金石。如一个人、一个民族的首脑和主流,从感情上和理性上,都信服毛泽东,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那这人、这个民族,不论其目前发展程度如何,他都是处于进化之中,其前途必大为光明;反之,从感情上和理性上同毛泽东格格不入,不是公开地非毛、反毛,就是用“永远高举”之名行“彻底否定”之实,就必陷入退化而后患无穷。恐龙及其相同命运的一系列物种,古巴比伦及马雅等一系列民族,由于进化方向一错而遭全部绝灭的历史;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思想武装前后由退化转变为进化的历史,已从反正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生命进化史铁律的严酷无情。可见,弄清毛泽东评价的科学性,是何等重要!【作者:邓宏海;来源:微博;这是海外学者、民族爱国主义者邓宏海先生集心血研究毛泽东的一篇好文,希望有复兴中华愿望的人们从中吸纳真理和智慧,为人类和平正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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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亳人此文是我长时间以来见到的最好的文章 2016年05月04日 下午 1:52  @回复  Δ-49楼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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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西亳人 2016年05月04日 下午 1:54  @回复  Δ-48楼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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