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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衰败证明小农经济不是农村的真正出路

2016年05月05日 世事无常 ⁄ 共 766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5,635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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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当代中国农村陷入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出路到底是重新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还是建立美国式的农场,亦或是维持小农经济?多少年来,争论从未停止,今日尤甚。旷新年认为,大农场和小农经济都是“皇帝的新衣”。人类有着天然的协作观念、合作精神、合作需要和协作能力,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对于农村合作化,应当重新评价其成败得失,尤其应与20世纪中国的国家工业化联系起来看待。
  
  ——《三农何以危机?》后记
  
  11年前,我写了《三农何以危机?》一文。今天农村更加衰败,规模巨大的第二代“农民工”陷于进退两难之境。他们既无前途,又无退路:一方面,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难以在城市生存和立足;另一方面,凋敝、落后的农村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因此,无望的农村又使他们不甘返乡务农。比起第一代“农民工”来,第二代“农民工”是无根的和危险的,他们缺乏第一代“农民工”的勤劳耐苦精神,却有着比第一代“农民工”强烈得多的被剥夺感。
  
  合作化与国家工业化
  
  几年前,我回到家乡农村,村里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比我年长两岁、小时候在田间山上一起劳作的一位伙伴对我说起,文革末期,生活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如果没有分田单干,农村也同样会像今天一样相对富足。作为一个从小并且曾经长期从事田间劳动的农村人,我知道,除非遭遇严重的天灾,农作物产量的波动很小。从宋代以来直到1980年我离开农村上大学这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农业单产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我从来不相信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传说的某一种政策或某一个人物使作物产量突然翻了一倍的神话。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的沈志华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以历史事实支持、证实了毛泽东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性:“当年苏联推行全面集体化,从1929年开始到1936年完成,用了七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
  
  国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镇压,甚至使用了飞机、大炮,结果近二百万户富农被剥夺或驱逐到边远地区,死者近千万。强制性集体化造成的农业生产下降一直延续到战后,以至苏联1953年的谷物产量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
  
  南斯拉夫在40年代末执行集体化方针,也导致农民的全体反抗,后来不得不解散合作社。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1]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一开始是顺利和成功的。
  
  我们决不能简单、孤立、静态地来看待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民的低收入和农村生活的困苦,必须将之置于中国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观察与思考。
  
  1953年开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与统购统销都是为国家工业化这一目标服务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或者说榨取农村剩余,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是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原因。
  
  在开展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1953年,梁漱溟为农民仗义执言,将工农地位的差别比之为九天九地,与毛泽东发生了著名的激烈争吵,使得他们风度尽失。
  
  胡乔木后来为毛泽东辩护说:“同梁漱溟的争论,薄老的书没有提。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毛主席发火不对,但为什么发火?当时关键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
  
  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的争论主要在这里。梁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做不可的事。”
  
  我们无法相信冯友兰那样的唯唯国师,但可以信任梁漱溟这样的愕愕国士。那些简单地妖魔化毛泽东和合作化运动的人,应该去读一读富有良知、智慧和人格魅力的梁漱溟在1980年非毛化高潮中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这个世界会好吗》。
  
  艾恺认为,直到1950年代,中国才真正成立了。他认为,毛泽东的最大贡献是使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梁漱溟认为,中国缺乏两个东西: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中国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依靠这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定的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局面去搞建设。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基本的原理和逻辑。
  
  梁漱溟说,从抗战开始,毛泽东一直注重中国的特点,一方面,从农村入手,将散漫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方面,这两方面现在毛主席说的,他从开头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这是往组织里头去,不可避免,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
  
  在讨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农村合作化不是从农民本身的利益出发,而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这一直接的和根本的目的,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为了国家工业化最大限度地夺取农民的劳动剩余,因此,伴随着农村合作化过程的是,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情地剥夺和牺牲农民的利益。
  
  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这一广大群体替国家工业化支付了巨大的成本,从而使他们自己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因此,这就决定了根本不能单纯与孤立地以农民收入是否增加来衡量与评价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成败,因为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恰恰是以牺牲农民的当前利益以达到快速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农村合作化运动必须置于国家工业化这一目标与历史过程之中来加以思考与评价。也就是说,农村合作化运动是否成功必须看它是否加速实现了中国工业化这一目的。
  
  合作化的功过是非
  
  除了受制于这种大的历史格局和历史条件之外,由于对公有制盲目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迷信,对私有制不是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不尊重客观的历史条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大刮共产风,强迫农民入社,直接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丧失了生产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农民没有丝毫能力和任何制度保障对抗“五风”干部,于是导致了领导干部的唯意志主义和瞎指挥,演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的历史闹剧,在唯意志主义的大跃进过程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劳动遭受巨大浪费。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历史灾难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1957年反右。1957年反右,所有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于是,人人噤若寒蝉,全国万马齐喑,投机分子则如鱼得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濯的《刘少奇同志在徐水》一文充分反映了大跃进运动的性质。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在徐水指导密植的时候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刘少奇这样鼓励徐水农民“科学种田”:“他听说这里有人给庄稼灌狗肉汤和打针——打葡萄糖,打胡麻油和棉油,不禁诙谐而风趣地说:‘那么作真有效果么?哈哈!那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愈刮愈甚,把共产主义卫星吹上了天,农民则坠入了苦难的深渊。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失误,不是合作化的错误,而是由于没有得到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
  
  干部的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使农村合作化在进入高级社阶段以后,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如果说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失败了的话,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是自下而上、出于农民的自主要求和自由选择,而是自上而下地由国家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推行的。
  
  20世纪50-70年代农村的极端贫困是中国广大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资本原始积累支付的必要成本和代价,是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短期利益。如果不考虑这一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而简单地把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宣判为“低效”、“吃大锅饭”,不仅是对农民的可耻背叛和忘恩负义,而且是一种卑鄙的谣言与无耻的污蔑。
  
  长期以来,有一个类似集体化“低效”的谣传:1974年,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央下令中国所有的银行收集美元,一共只收集到3万8千美元,以致于住在美国豪华酒店里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付不起普通的小费。
  
  事实却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当时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以致后来1976年华国锋上台执政之后,感叹外汇多得不知怎么花,于是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这就是后来备受指责的所谓“洋跃进”。
  
  然而,这种洋跃进并非始于70年代后期,而是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156个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趁西方经济危机和解除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之际,大规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在历史上称为“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1971年1月,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被称为“四三方案”。
  
  能够花43亿美元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却没有付酒店服务员小费的美分,只有天朝的谣言家才能造出如此伟大的谣言。
  
  沈志华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合作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初期实践是成功的。农村合作化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因为其研究时段的限制,没有涉及到后来的失败及其原因。
  
  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失败并不是合作化这一设想本身的失败,而是由于农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然而,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不是为了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如果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一契约和承诺得到保障与践履,为了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牺牲了一代农民的短期利益也许是值得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是白白地牺牲掉了。
  
  由于农民没有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性和必要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在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政策执行过程中,“五风”干部目光朝上、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瞎指挥,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且他们对农民任意滥施肉刑,使农民的人身权利受到严重威胁。
  
  1958年大跃进,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农民的房屋被拆毁,农民基本的生活设备如铁锅被投入炼钢的土高炉,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当年我们家乡的红薯没有收获,烂在了地里,从而导致了后来严重的饥荒。与此同时,森林被砍伐一光,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典型的小岗村所在的曾希圣领导下的安徽省最具有典型性。1957年反右,安徽一个落后的小省打了3万多右派,把所有说真话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和反党分子,因此,1958年大跃进,安徽也是共产风刮得最猛的省,结果,安徽和河南、四川成为了饿死人最多的三个省份。安徽这么一个小省饿死了400多万人。
  
  这时,曾希圣又从所谓极左跳到极右,从独断专行变为束手无策,撒手不管,农民分田单干,中国农村重新退回到几千年以来的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
  
  更为荒谬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曾希圣这一千古罪人却被描绘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其实,曾希圣的问题不在于左或右,也不在于推行的是集体化政策还是私有化政策,而在于其无法无天、独断专行和欺下瞒上。
  
  正如沈志华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的研究所显示的,初期的农村合作化带来的是正向效应,提高了生产效率。
  
  只有到了高级社尤其是人民公社以后,由于农民完全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才使这一政策走向了它的反面。1959年4月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根本制度。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解散公共食堂,退回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这一制度确立以后,农村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后来普遍流行的农村集体化时期“吃大锅饭”,“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样一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农村生产实际。农民具有质朴的高度智慧,在集体化时期,农民能够对农业生产进行合理分工和量化管理,达到理想的生产效率。当时,并非可以用“吃大锅饭”一语概括,而确实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在当时,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劳动,确实存在着“低效益”这一问题,但这决不等于“低效率”。在集体化时期,农闲时修水利、垦荒地,这种劳动的收益是很低的。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农村,农民除了外出打工,基本上没有农活可干,于是,他们只得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上。
  
  前者可以说是“低效益”的;但是,你能说现在打麻将就是“高效益”或“高效率”吗?比起人民公社时期农闲时间劳动的“低效益”来,现在农村在农闲时间的打麻将、赌博可以说是“零效益”,他们每天所从事的是一种真正的“零和游戏”。
  
  更进一步,如果只要是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和规模化劳动就是“吃大锅饭”和“低效”的话;那么,现代大工业生产和规模化生产就必定是低效的了。按照这一逻辑,福特主义就应该破产,富士康这样规模巨大的公司早就应该倒闭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小岗村的神话:又一件“皇帝的新衣”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文革时期中国普及了初中乃至高中义务教育,农村集体化对农民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和全面的训练,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具有较高知识程度、具有基本的合作精神和良好协作能力的高素质、守纪律、高效率的劳动力。
  
  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其它第三世界能够复制和取得成功吗?比如印度,拥有据说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却缺乏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而这样一种曾经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普遍高素质、遵纪守法、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劳动力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尤其是把人的本性定义为自私自利,将分田单干神话化,这完全不符合农村生产的实际。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那样来定义人性,把自私和贪婪视为人的本性,那么可以说是禽兽不如。因为即使是普通的动物也具有基本的协作能力和为了集体和幼者自我牺牲的本能。农村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互助合作的观念和经验。
  
  在我上大学以后的第二年,全国已经全面分田单干。每年暑假一个多月时间,我仍然在农村参加“双抢”;但是一个多月的“双抢”时间,只有两三天时间是在自己家里的田里干活,其余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帮别人干活。
  
  1981年分田单干,农民确实是拥护的。他们之所以拥护分田单干,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以不再受干部的瞎指挥和不合理政策的折腾,可以合理种植,多种经营,但并不意味着真正退回到简单的、纯粹的“单干”。
  
  在农村,只有极端自私自利、缺德失德的人,才会像小岗村人那样孤立无援,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单干”状态,而一般的农民通常都会自动地找到哪怕是简单的、初步的互助合作的方式。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反,自从原始社会集体狩猎以来,人类就有着天然的协作观念、合作精神、合作需要和协作能力,中国农民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后,安徽小岗村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旗帜。正如大跃进的亩产万斤是一个已经破产了的神话一样,安徽小岗村也是新时期的一件“皇帝的新衣”。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位领袖人物一贯强调的口号,但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小岗村贫困、绝望的现实明明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小岗村经验的无比荒唐与彻底失败,明显地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和荒唐,可是,今天没有人愿意承认这种落后性和面对这种荒诞性。
  
  中国兴建高铁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哺育出来的所谓自由派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普遍反对高铁规划和高铁建设,因为这种规划和建设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和逻辑,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试飞成功的运-10大飞机不符合他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不符合他们“用裤子换飞机”的逻辑。
  
  事实证明,高铁是新时期唯一可以和“两弹一星”媲美的一项伟大的世纪工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是高瞻远瞩的民族工程,是使中华民族腾飞的工程。
  
  高铁大大提高了中国社会流动的速度,同时却大大降低了流动的成本,因此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流动性和效率。我们也同样应该以这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50年代伟大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如果运-10没有下马,中国的制造业就不会停留在今天低端、落后的状态,就不存在所谓“制造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因为运-10不仅仅只是一架大飞机,而是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工业体系,在大飞机的带动下,中国整个制造业本来可以腾空而起,随之升级和飞跃。
  
  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农业应该借鉴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的经验,中国决不应该,实际上也决无可能简单地采取美国工业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对温铁军、贺雪峰从消极、保守、简单的“保护”农村和农民的角度出发为“小农经济”辩护的观点,我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尽管我找不到一条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合理的出路,但不论是厉以宁、周其仁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那种“土地流转”,还是温铁军、贺雪峰等人试图维护的“小农经济”,都无法为中国农村和农民提供真正的出路。
  
  2016年1月30日
  
  注释
  
  [1]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第149-15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胡乔木所谓“薄老的书”指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
  
  [3]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268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65、87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5]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第3版。
  
  [6]康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第2版。
  
  [7]参见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第457-45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作者:旷新年;源自:破土网;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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