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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

2016年05月27日 世事无常 ⁄ 共 559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2,040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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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读《东藏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在那战后纷飞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如同“铁磨铁”一般,真假倒是比较容易判断。而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比如,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尽管学问博大,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冯友兰屈从于四人帮的玩弄,晚年未能保持西南联大时期的气节。而钱钟书被誉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班达所说,必须具备对超验真理的信仰,他们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于永恒和普遍。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改定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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