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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成功,拉美为什么失败——从国际资本的两面性看中国模式

2016年06月06日 世事无常 ⁄ 共 1365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672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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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李嘉图贸易比较优势模型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矛盾
  
  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使发达国家在生产所有商品上都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有优势,两国之间的贸易仍然能够能双方都受益。
  
  与它相对的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就是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外贸易的的过程中,应该先对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关税保护,让这些产业成长壮大到可以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再放开关税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德国在经济发展的前期是执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做得比较好的例子,都是先对国内的幼稚产业进行了有效的关税保护,然后再逐步降低关税,最后成功的从战后废墟中迅速成长,重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看起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虽然在数学上没有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那么清楚漂亮,但是很管用。甚至现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最得力的头号强国美国自己当年也是如此,美国首位财政部长汉米尔顿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最热情的鼓吹者和执行者[1]。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经济发展早期利用关税保护“幼稚产业”最得力的国家并不是日本和德国,而是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在总结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拉美经委会在1966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阿根廷的关税水平高达90%,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为50%,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为40%。这些税率大大高于联邦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挪威和英国(10-20%)以及丹麦和瑞典(不足10%)[2]。”此外,还有进口许可证限制,以及其它很多隐性的贸易壁垒[3]。
  
  然而,最后的结果很糟糕:由于过度保护,国内经济缺乏活力,受保护的产业在国内市场提供低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在出口上却完全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国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很弱。在短暂的发展以后,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在8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4]。
  
  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又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关税税率,还是隐形的保护,都大大降低了[5]。然而最后的结果还是很糟糕。
  
  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之后,到了1994年爆发了著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横扫拉美国家。还没有喘过气来,又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从此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拉美化”成了不发达国家执行经济发展战略失败的代名词。
  
  反观日本和德国,在贸易保护放开以后,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迅速,其制造业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国家就是中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进口许可制度和高关税政策。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始大幅度的全面的降低关税。此时很多国人都对此捏了一把汗,担心幼稚的民族工业和落后的国有企业无法抵抗外国商品的冲击,国外也有诸多学者或观察家持有这样的观点。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制造”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冲向全世界,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以至于鼓吹贸易自由最得力的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挥舞起“反倾销”的大棒来抵抗中国商品。
  
  这就是说,有些国家,执行贸易保护是对的,放开贸易保护也是对的;而有些国家,执行贸易保护是错的,放开贸易保护也是错的。
  
  那么,贸易保护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二)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教训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盈利。这和国内的民营经济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赚钱,外资什么都愿意干。它既可能通过创造财富赚钱,也可能通过掠夺财富赚钱。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能够阻挡这些外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控制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存量财富,控制金融杠杆的使用和遏制投机,外资就会从创造者变成掠夺者。
  
  拉美国家的问题主要不在商品贸易领域,而在于资本控制领域。无论在执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自由主义的时期,拉美国家对待外资的政策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宽松的。尤其是在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干脆连对外资投资领域的限制也基本完全放弃了,银行、矿产、粮食等各个领域可以让外资取得控制权。而且,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放开各种重要行业,任由国内个人和外资低价收购。整个国家经济变成了掠夺者和投机者的乐园,底层人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乱。
  
  在这个过程中,外资所起的作用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买油买地、安营扎寨
  
  外资进来以后,也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中的“寡头”一样很有“经济性觉悟”。寡头们可能还需要时间领悟,而外资在这方面就经验丰富得多,不需要“领悟”,直接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控制金融系统,购买土地,进入交通、通信、城市水电这样的要害部门等等。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同时内部的民营资本也没有成长起来,只能任由外资瓜分。
  
  第二个阶段:搞搞生产、挣点小钱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也需要过程,需要花时间来消化买到手的各种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资金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来发展简单加工制造业和农业,出口挣钱,当然也包括开采石油资源等出口挣钱。这个时期是外资和引资国之间的“蜜月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创汇,就业率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稳定。
  
  第三个阶段:制造泡沫、掠夺财富
  
  当国内经济初步发展,外资布局完成,而且劳动力工资开始提高,国内积蓄了一定的财富。此时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的外资就开始从创造转而进行掠夺,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制造经济泡沫,抬高资产价格,掠夺存量财富。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化。
  
  第四个阶段:拔寨而起、呼啸而去
  
  通过购买、生产、投机,外资已经把财富掠夺完毕,国家经济已无法再支撑资产泡沫。于是出现外资出逃,经济危机爆发,本国货币严重贬值,失业率上升,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获利的外资,又继续到别的地方兴风作浪,赚取利润。
  
  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跨越是关键。第二个阶段可长可短。最短的比如1989年开始的阿根廷私有化改革,用三年的时间把电信、民航、铁路、石油、化工。煤炭、金融、电视台、港口、城市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等全部卖光,而且几乎没有对外资有任何限制。
  
  阿根廷政府也根本就没有设立任何专门管理外资的机构。
  
  在此过程中,外资大举进入这些部门。外国金融家大力夸奖阿根廷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在此后的1992-1994年,阿根廷GDP增长达到6%-8.9%,这就是外资和政府的“蜜月期”。然而这个阶段也伴随着大量的投机和资产的泡沫化。
  
  等到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外资对拉美国家失去信心,连带着也对阿根廷失去信心,于是纷纷出逃,经济危机爆发。
  
  到1995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就达到了18%,GDP下降了4.6%,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飙升[6]。
  
  相比之下,外国资本在东亚地区就要“耐心”得多。这种耐心正是东亚地区政府强势控制外资流向的结果。
  
  拉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以为竖起关税壁垒之后,外资进入就只会促进竞争,因而“以提供进入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作为诱饵”来吸引外资;东亚则为了控制外国资本而“对外国投资者设置障碍[7]”。
  
  韩国和台湾当局基本控制了金融体系,在“80年代初以前……韩国政府在所有主要银行中都拥有控制权。[8]”1980年对韩国投资环境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外国投资者最不满意的是“官僚程序复杂”和“韩国国内银行的支持不够”[9]。这种意见和前文所言的国际金融家们对阿根廷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交口称赞截然不同。
  
  结果是1970年代,在韩国和台湾,跨国公司主要的影响力集中在电子产品出口中,而在同时期的墨西哥,跨国公司则控制了其橡胶工业、金属工业的100%,烟草工业的84%和化学工业的78%;在巴西,跨国公司控制了其烟草工业的91%和橡胶工业的81%[10]。也即前者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制造业,而后者则主要集中与上游原料产业。
  
  前者可以推动地区产业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后者则会逐渐消耗这些国家的存量资源,国民和政府财政能获得的部分很少,外国资本也没有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的动力。
  
  但是在1997年,外国资本突然失去了“耐心”,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开始爆炒房地产和进行金融投机,最终制造了横扫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客观的说,这主要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才给了国际金融炒家以可趁之机。但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监管不力所致,既对国内资本监管不力,也对国际资本监管不力。
  
  在贸易自由与资本自由化的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态度非常鲜明。美国人查默斯·约翰逊对此评述道:“自从日本在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之后,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资本在签约国之间合理地流动是该组织的目标之一。”
  
  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再催促日本加快推进资本自由化,而日本政府总是行动缓慢。
  
  “一想到资本自由化的问题,通产省官员和日本工业界的领导人心中便激起恐慌。在他们看来,贸易自由曾经只是意味着用产品(质量、设计、价格等等)来应对世界竞争,在这个水平上,日本已经制定出了成功的战略……但是,资本自由化却意味着在企业的每个层面的水平上展开竞争……当然,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民族问题——就某些日本人而言,他们认为尽管美国曾经想要买下西欧,便是也将要买下日本。[11]”
  
  由于美国军事占领日本期间对日本政治所作的改造,日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非常小。但美国军事占领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保留了日本的大财阀如三菱、富士等,而这些大财阀在二战前和战争中与政府关系密切。于是在通产省的联络下,几大巨头通过相互持股和安排董事的形式组成金融-实业联合体的方式来对外资加以抵抗[12]。
  
  日本经济成长过程中它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态度其实比较开明,而在涉及到金融、土地、自然资源的行业则始终严格限制外资进入。
  
  (三)对所谓“中国特例”的解释
  
  最后再次回到中国,则以下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曾经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特例’。一般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选择资源性的、与政府关联紧密、资本投入较大的领域,如能源、金融、电信等,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战略却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和生产洗发水的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很多欧美经济学家对此颇为不解。黄亚生的解释是:跨国公司在一开始都从人口的数量上来想象中国市场,而国内企业又都不堪一击;其次,这些外国人还不知道如何跟计划体制中的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影响中央政策来博取利益[14]。”
  
  首先,黄亚生教授发现的这个现象不是“中国特例”。起码他把日本忘了。这个遗漏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而黄教授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日本在战后复兴时期,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外资也是被严格限制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的。
  
  其次,黄教授的解释太复杂。外资之所以没有进入资源性的(如石油)、资本密集的(金融)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如交通通讯)这些行业,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不允许它们进入这些行业。
  
  这不是什么计划经济官僚不好打交道的问题,就是不允许。
  
  而所谓“跨国企业按照人口来理解中国市场”并不是原因。跨国资本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时候,最赚钱地方的不是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品市场,而是它丰富的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矿产和廉价的农产品。
  
  如果中国政府放开限制,它们一定会最先冲入这些产业,买地买油买矿,而不会去生产饮料和洗发水。
  
  可口可乐公司要在中国卖可乐,需要先把在国外制造的可乐原浆不远万里运送过来,然后要租用中国的土地建厂房,购买建筑建材,雇佣劳动力,购买塑料生产瓶子,购买中国的水资源来与原浆进行混合进行灌装,然后卖给国内的各大超市来售卖。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一瓶可乐才卖2.5元人民币。这个钱挣的也很辛苦。
  
  为什么国外的资本家们愿意在中国挣这个辛苦钱呢?因为不辛苦的钱他们挣不到。
  
  2007年,国际油价上冲150美元之际,深圳国有能源企业深南电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签了一个石油远期交易合同,双方对赌石油价格,如果油价上涨,深南电获利,反之,则高盛公司获利。
  
  然而这份合同运用了非常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里面暗藏投资陷阱:在油价上涨中深南电的获利数量是有限的,而一旦下跌,它的亏损是没有下限的,也即获利与损失严重不成比例。
  
  高盛公司利用一点小甜头诱使深南电进入了这么一个投资陷阱。
  
  刚开始,深南电挣了大约几千万美元。但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油价直线下跌,深南电很快就把挣到的钱全部赔了进去,还倒贴了不少,而且面临着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敞口。一旦油价继续下跌,深南电公司很快就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15]
  
  高盛公司挣的这个钱,就不是辛苦钱:搞搞金融模型再玩点小技巧就可以等着数十亿美元滚滚而来。
  
  这些财富也并非是它创造的,而是它所掠夺的:利用金融陷阱把中国企业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这里有政府的投入、资源的投入、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付出——据为己有。
  
  在这个过程中,权利界定清晰、双方契约自由,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完美无缺。但事实是:如果让高盛得逞了,结果就是企业破产,职工失业,深圳及附近地区的能源供应大受影响。
  
  这个实例也直接反应了那种“只要权利界定清楚,交易成本为零,市场交易就可以自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科斯第一定律”存在的严重缺陷:即使权利界定清楚,交易成本很低,由于权利所有者的才能存在差异,更有创造性或者说更聪明的一方可以通过复杂的交易设计来轻易掠夺另一方的财产权利,而无需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此类产权理论,从来没考虑过人的智力差异等主观因素,一律假定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知道如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而完全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而且从这个事件也可以合理推想当年国际资本进入拉美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存量财富,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类似方法劫掠一空的。如果允许外资的这种掠夺行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促进产业现代化就绝不可能。
  
  这个事情曝光以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纷纷出来谴责高盛公司的这种作为,新闻媒体网络舆论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最后,高盛主动宣布终止了与深南电公司的这项合同。这个不辛苦的钱,它最终没有赚到多少。
  
  我们既不应该以过分的恶意来揣测国际投行,但也绝不应该以过分的善意来看待它们。高盛公司之所以会主动终止此项合同,应该不会是良心发现,而是势所必然。这种“势”可能是具体的人,比如中国政府或深圳地方政府暗中派人交涉,也可能是国内舆论向它所传达的信息,总之就是一句话:“你还想不想在中国做生意了?”
  
  这里面的利害计算是很明白的:如果真的用这种方法把深南电这样一家国有大型能源企业搞破产,它一定会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击,在未来一段时间被驱逐出中国市场,也可能是其它别的办法,总之就是得不偿失。
  
  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可能等它把深南电搞破产了才采取行动。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这种反击的力量,国际资本才会老老实实的来搞投资、搞建设,靠生产汽水和洗发水挣点辛苦钱。
  
  ——资本的本质就是逐利。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来自于人的本性。但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让这种逐利的动机被应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他人生活的方面,而一个糟糕的经济制度会让这种逐利的动机被应用于掠夺社会财富的方面。
  
  (四)比较优势理论与雁行发展形态说
  
  本文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呼吁进行贸易保护和排斥外资。实际上,正好相反。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还要再来看一个贸易理论和案例: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雁形发展形态说”和日本棉纺织产业发展的案例。这个理论和案例也是很著名的,但本文要从新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所以必须详细介绍。
  
  雁形发展理论认为:一个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要实现由幼小产业发展成为世界性生产基地,必须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量进口该产业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同时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提高国产化水平,为国内大规模生产做准备;
  
  第二阶段,国内规模化生产,这时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完全标准化,产品质量提高,价格下降,产业开始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阶段,产品大规模出口,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
  
  雁形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根据日本棉纺织业发展的实践总结出来的。19世纪下本期,日本的经济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首先发展的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棉纺织业基本上就经过这样三个阶段:首先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棉纺织品,开拓国内市场;第二是本土纺织业开始发展,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替代进口,并且逐步利用本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开始逐步向国外出口;第三就是棉纺织品大量出口,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这三个阶段在图形上表示,如果三只大雁在飞翔,因而被称为“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16]。
  
  这个理论和案例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没有提到贸易保护。也即说,日本棉纺织业的成长案例中并没有体现出贸易保护的作用。不仅如此,贸易自由还在本土产业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进口产品可以达到启动国内市场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的效果。
  
  如果把它和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结合起来,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加强版: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贸易自由在静态来看对双方都有利,从动态来看还可以促进落后国家产业追赶发达国家。
  
  在中国的产业现代化过程中,也不乏符合“雁形发展形态说”的实例。比如华为公司以前就是进口程控交换机的中国代理,他们先从国外进口先进的程控交换机,帮助这些外国进口商品大开国内市场,加快了中国电信部门通讯技术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就开创了这么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在代理过程中,华为公司通过大力投入研发,研究出了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程控交换机,然后就利用本土生产价格低廉、熟悉销售渠道的优势与国外产品抢市场。在经过多年的竞争以后,国内的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占据了程控交换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然后开始向外扩张。目前,华为已经成为仅次于思科公司的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
  
  此外,联想公司在创办之初,是IBM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代理,通过代理销售IBM电脑起家。中国以前是没有家用电脑市场的,IBM等国外品牌的电脑的销售启动了这一市场。联想公司随即开始开发自己的电脑品牌,与国际品牌竞争。最终在台式机这个市场里面,国产电脑占据了主流。并且在2004年,联想公司竟然上演了“蛇吞象”,将IBM公司的电脑生产部门全部收购,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电脑生产商。
  
  这两个案例同时也说明,“雁形发展形态说”并不仅仅限于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如棉纺织业,在高端产业里面,同样可能出现。中国将来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这种发展模式应该还会继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外商投资,只要是在创造性行业,它就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益,既可以开拓市场提高国内消费者的福利,也可以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应该大大的欢迎,或者说仅做适当的短期的限制。
  
  而拉美国家则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先竖起很高的贸易壁垒,然后让外商到国内来投资生产以此作为开放市场的条件。想法很好:外资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实际情况却是贸易保护之下,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很低。外资并不是来行善积德的,有了关税保护,它也乐得卖高价。国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专门高价卖给国内市场,赚到的钱都被外资拿走了。这些高价产品又没有办法出口创汇,导致了外汇紧缺。后来一放开又完全放开,连能源土地和经济命脉也让外资控制,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总之,就是如果一国经济制度不能阻止外商从创造者向掠夺者转型,则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雁行发展形态理论就会同时失效。
  
  (四)对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政策的反思
  
  中国的产业政策方面总的来说做的很好,前文一直拿中国做正面教材,但其中也不乏失败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做法跟当年的拉美很相似:高关税壁垒,然后引进外资来和国有大型汽车集团合资生产。而且还进行产业限制,排斥民营资本进入该行业。结果就是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高价卖车,一辆国外生产线都淘汰了的桑塔纳要20万一辆。到了2009年,中国汽车年产量超过了1000万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但大部分都是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的汽车,民族汽车品牌非常非常少,而且也很弱。直到现在,同样一款汽车,在国内都要比国外贵出许多[17]。这种做法,既伤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让国外汽车巨头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民族汽车制造业又始终发展不起来。
  
  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与中国的汽车发展政策有两点巨大的差异。
  
  首先是它没有搞合资,而是坚持走了一条本国汽车制造业独立发展的道路。丰田汽车公司是从生产纺织机转型过来的,本田汽车则是从汽车维修到生产零配件再生产摩托车然后生产汽车这样转型过来的。这两家日本最大的汽车企业,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日本汽车巨头只有一家选择了与外商合资——三菱汽车,但它发展的不好。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本土车企与外国汽车巨头合资,在本国卖汽车,外资肯定不会大力帮助你发展三菱品牌,而是利用你的渠道和生产线来扩张自己的品牌,同时慢慢的利用各种手段淡化三菱品牌,这是从外资的利益角度来看必然要采取的策略。外资到中国来也是一样,在大众与一汽和上海企业合资以后不久,一汽的“红旗”和上汽的“上海”牌轿车就悄然停产了。
  
  其次,日本通产省制定的汽车产业整合政策实际上失败了。正是这个失败,才让本田汽车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汽车企业。
  
  如前文所述,日本通产省直接干预产业的权力其实不大,只能通过各大财阀的合作才能实现。因此,当它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试图整合汽车产业的时候,遭到了本田公司的反抗。当时的通产省希望把一些小的汽车企业整合为几个大的汽车制造集团来与国外汽车巨头竞争。而本田就是个生产摩托车的企业,连被整合的资格都没有。通产省坚决反对本田公司转而生产汽车。但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是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这辈子的梦想就是造汽车,所以他决定和通产省对着干。通产省对此无可奈何,最多也即在银行贷款方面做一些限制。通产省提议国会通过法案,禁止成立新的汽车公司。但这项法案没有被通过。
  
  而且,来自本田的强有力的竞争,也迫使丰田公司加强了其生产过程的节约和质量控制。国内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让两家都变得“身强力壮”,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到了极致,最终“走出日本,冲向世界”,使得日本成为了汽车制造的世界强国[18]。
  
  对汽车产业来说,规模当然重要,技术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既不是规模也不是技术,而是这个产业里面有没有一流的企业家,能把技术、资金整合起来,能够开拓市场和优化企业内部的管理。而最优秀的企业家只能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跟本田宗一郎比较类似的是吉利集团的李书福。李书福从1992年开始就想造汽车。他也是把造车作为自己毕生的梦想。而且他也是从造摩托车向造汽车转型的。从92年开始,李书福不停的到到国家生产主管部门奔走,申请造车许可。他说:“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可是,这并没有融化汽车产业政策的铁板。他又通过各种方法申请,一直等了十年,到了2001年年底,才通过审批[19]。
  
  后来吉利集团发展很快,在2010年收购了国外知名汽车品牌沃尔沃,算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但同时也面临着资金不足和收购以后整合能力不足的疑问[20]。吉利集团的这次收购能不能真的成功暂且不论。这里仅作一个设想:过去十年吉利汽车的发展,说明李书福确实是个能在汽车制造行业里面有所作为的有能力的企业家。如果从1992年开始,一辆桑塔纳卖20万的时候,他就开始制造汽车。十年之中,他可以积累多少发展资金,积累多少市场销售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培养出多少汽车销售和管理的人才?那么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了,有了收购沃尔沃的机会,肯定就会更有实力而更少风险。这种错误的产业控制政策,把一个企业家的才能压制了整整十年。
  
  而且,吉利最终还拿到汽车生产的许可了。这中间,有多少企业家试图制造汽车的努力就完全被扼杀了呢?恐怕是数不胜数。李书福不一定能成得了中国的本田宗一郎,但如果允许竞争,不搞产业控制,中国汽车制造业出现丰田和本田的可能性一定会大大增加。
  
  正确的汽车产业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呢?外国的汽车想想到中国来投资建厂,合资也可以,独资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买到质优价廉的汽车,激活中国的汽车市场。中国的企业看到了市场机遇,想要造汽车,政府不应该进行产业控制,相反,可以给予税收金融上的各种优惠,技术研发上给予支持,在政府采购上予以倾斜,也可以有短暂的关税保护,但不能直接干预市场竞争,以市场准入的行政手段来保护效率低下的企业。它们造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价格太高卖不出去,亏损了,该倒闭的倒闭,该被收购的被收购。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民营企业也是如此。
  
  但是在这个竞争中,一定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成长起来。因为这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具有天然的优势:更了解中国人对汽车的偏好,更了解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更能够管理好中国的汽车产业工人。这种基于本地化的信息和交易成本优势是不能被抹杀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彩电、冰箱、摩托车都出现过严重的所谓“产能过剩”,外资巨头如三洋、索尼、松下等也纷纷进入,整个行业经历了极为残酷的生存竞争,一大批企业倒了下去。但是最后中国的彩电、冰箱价格迅速下降,中国的消费者可以用比以前便宜得多的价格买到这些产品。同时,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彩电产地、最大的电冰箱产地和最大的摩托车产地。这些产品既有自主品牌,而且行销全世界。联想和华为的成功更说明了这个道理。这就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雁行发展形态说”中蕴含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是,反观汽车制造业,中国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国内市场几乎完全被国际汽车巨头占领,出口更是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就是缺乏竞争。国家产业政策对内限制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对外高关税限制汽车进口。国有汽车集团和国际汽车巨头合作,关起门来向中国消费者高价销售汽车,享受暴利、不思进取,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来吸收核心技术和开发自有品牌。
  
  汽车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产业。越是战略性产业,就越要充分竞争。只有如此,才能让这个产业变得“强壮”起来。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国家想要重点发展这个战略性产业,想尽办法扶持国有汽车集团,限制竞争,最后反而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国际汽车巨头,本来是要因为水土不服而付出一些代价的。它们了解和熟悉中国市场的过程,正是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联想公司在开发自有品牌电脑的时候,价格比国外主流电脑低50%。一经推出,惠普公司的中国代理赶紧向上汇报。但是由于层级太多,决策层远在美国,搞不清楚情况,竟然无动于衷,让联想有充足的时间利用低价攻城略地。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联想公司已经站稳脚跟。美国网络商务巨头Ebay收购了中国第一家网络交易网站易趣之后,淘宝开始试图进入这个市场,ebay公司同样反应缓慢,试图依靠自己的资金实力封杀淘宝广告来获胜,而没有花时间研究中国市场,改变经营模式来适应中国。结果被淘宝击败。中国的民族企业,正是利用这种机会成长起来并具备与外资一争高下的实力。外国品牌熟悉和了解中国的时间,市场的空间已经打开,但它们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准备好一口气吃下,正是国内企业成长的“黄金时间”。也即“雁行发展形态说”能够变成现实的微观基础。
  
  然而正是在这个“黄金时间”内,在汽车制造业中,中小企业被禁止参与竞争,根本就没有成长壮大的机会。国际汽车巨头在与几大国有汽车集团合资以后,彼此之间进行垄断竞争,在这种被保护的竞争中,一边赚取暴利,一边逐渐学会了解中国市场,推出的产品越来越符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销售渠道越来越完善。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空间也就被日益压缩。这种政策,一定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及时加以改变。这里的关键不是民营好还是国营好,关键是是否允许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只要民营经济不去试图跟政府官僚或者国企“内部人”勾结,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来侵吞国有资产,那么民营企业自己创业经营,跟国有企业抢市场的竞争越激烈越好。比如在通讯设备市场,民营企业华为和国有企业中兴、大唐就有竞争,现在看来华为占了上风。这很好,几乎没有人会有意见,即使是那些最激烈的公有制支持者也无话可说。有了竞争——不管是外资的竞争还是民资的竞争,国有企业也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创新发展。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双赢,而不是双输。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对外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有力的控制着自然资源等存量财富和通信交通金融等国家经济命脉,没有给外资以轻易赚钱的机会,然后,通过放开普通商品市场,外资要想在中国赚钱就只能发展实业,所以他们就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实业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他们赚了钱,但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所以中国的开放成功了。
  
  反之,拉美国家没有掌控住国家经济命脉,却对普通商品建立高关税壁垒,结果外资都进来买资源买银行,而不是安心做实业。最后的结果就是外资把这些国家的存量财富哄抢一空,留下一个烂摊子。所以拉美的开放就失败了。
  
  这个道理,用来处理中国民族资本和外资的关系是恰当的,用来处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也是恰当的。如果中国的法制允许不负责任的存量财富私有化,那么中国的改革就像俄罗斯一样越改国家越穷;但如果为了维护公有制的所谓主体地位,拒绝让民营企业参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那么就会像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国家一样,使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丧失创新和创造的活力。所谓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中间,找到一条更加均衡的,既有效率又能体现公平的发展方式。
  
  [1]D·格林沃尔主编:《现代经济词典》(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8页
  
  [2]拉美经委会:《拉美的工业发展进程》,纽约,1966年;转引自江学时:《拉美发展模型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3]江学时:《拉美发展模型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45-46页
  
  [4]江学时:《拉美发展模型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5]江学时:《拉美发展模型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6]江学时主编,《阿根廷危机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2-85页。
  
  [7]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8]江学时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第162页。
  
  [9]江学时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第151页
  
  [10]江学时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第152页
  
  [11]查默斯·约翰逊著,金毅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306页。这段话最后一句的翻译似乎有语法毛病,结合上下文意思应该理解为:“尽管美国曾经想过要买下西欧(而没有成功或没有那样做),但是现在却想买下日本。”这种翻译上的误差不影响我们对本段核心意思的理解。
  
  [12]俞宜国,《日本企业活力的源泉》,载陶哲主编,《日本经济日本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13]查默斯·约翰逊著,金毅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338页
  
  [14]吴晓波著,《激荡三十年》,第175页
  
  [15]毕夫:《警惕高盛在中国市场的欺诈行为》,载《对外经贸实务》,2010(7):18-23
  
  [16]叶裕民,著:《中国区域开发论》,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88-189页
  
  [17]《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年度报告(2011)》,载《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1)》,北京:《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第103-116页
  
  [18]理查德·约翰逊著,毕香玲刘颖译:《传奇:改变世界汽车工业的六巨头》,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第33-43页
  
  [19]罗凰凤,《李书福:吉利托了WTO的福》,载《钱江晚报(杭州)》,2011年11月5日
  
  [20]孙旭东,闫蓓,曹圣明:《李书福危局:海外高利贷勒紧吉利脖子》,2011年11月14日,载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11114/0959108087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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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鹏;本文来自作者写的《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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