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大多数都变成了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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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社会百态

  先来讲讲“晏子使楚”这个典故,来说明当代的贪官污吏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一个好儿童、好少先队员、好共青团员、好优秀青年干部,而到了“特别是”的伟大年代就变成了“贪官污吏”的根本原因。
  
  将原文抄录如下:“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
  
  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
  
  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yì)王。王曰:‘缚者曷(hé)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为了给大家节省时间,我就将翻译过来的文章也展示如下:
  
  晏子出使楚国。楚人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洞请晏子进去。晏子不进去,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现在我出使到楚国来,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迎接宾客的人带晏子改从大门进去。
  
  晏子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来呢。”晏子严肃地回答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天就阴暗下来;一起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打发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里去,不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不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我晏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所以当然出使到楚国来了。”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消息,便对手下的人说:“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现在将要来,我想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手下的人回答说:“在他来到的时候,请允许我们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这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就回答说:‘是齐国人。’大王又问:‘犯了什么罪?’我们就回答说:‘犯了偷窃的罪。’”
  
  晏子到了,楚王赏赐晏子酒。当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个官吏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楚王说:“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官吏回答说:“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瞟着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窃吗?”晏子离开座位,郑重地回答说:“我听说这样的事,橘子生长在淮南就是橘,生长在淮北就是枳,它们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它们的果实的味道却不同。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现在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就偷窃,莫非楚国的水土会使百姓善于偷窃吗?”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现在阐述正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显著特征:就是有一少部分人的物质生活先富起来了,而另外一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还是在原地踏步,更有一少部分人的物质生活甚至还倒退了。在这个方面,大家已经做了许多论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就说说那些先富起来的那些贪官污吏们吧,现在的贪官们真的就象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楚。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大多数都变成了贪官污吏

  
  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群,遗憾的是只有他们这些人被抓了起来,有的人吃了枪子,另外一些人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说他们遗憾,是因为他们只是当代众多贪官污吏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还在我们的党内和政府内隐藏着,都还在神气活现的做着各式各样的政治表演,甚至有的官职比较高的还道貌岸然的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荧屏里。不过,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一定会进入那些高墙大院里去的。不信咱们走着瞧!因为现在他们的狐狸尾巴已经漏了出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必然要报。”我告诉大家:那一天就要来到了,时间具体一点:也就是三至五年。绝对!
  
  回到正题上:那些腐败官员的年龄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左右,用过去的话叫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都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长大的。查一下他们的档案,大部分的人从小就是好孩子、入了小学是模范少先队员,进了中学是优秀共青团员,到了社会上是优秀干部。他们的档案上都记载着他们在最初的工作岗位上,都是聪明善良、踏实能干的优秀青年干部。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以后,却开始蜕化变质,成了共产党内的蛀虫,成了人民的罪人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晏子使楚”的那个古代的成语典故中去找答案了。
  
  都是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然,是他们从一个个好端端的革命干部变成了个贪污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6月9号反思说过:“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讲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单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的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但是,在他讲了几年之后,社会形势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他把他所说的“最大失误”又重新开始。93年起,在他的南巡讲话的“鼓舞”下,全国又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政治思想教育又被抛弃到了一边,“最大的失误”又继续了下去——一直至今。
  
  这就是我的答案,由于我们的一些领导在“特别是”的年代里,抛弃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抛弃了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大搞拜金主义,把所谓的GDP当成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标志,而致人民群众的生死与不顾,他们自己生活在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之中。所以那些人在毛泽东时代都是党的好干部、好公仆,进入了“特别是”的年代后,是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让这些官员们开始腐化堕落,变成了开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进而变成了社会的蛀虫,人民的敌人。(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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