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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5)农耕中国·帝制时代

2015年06月15日 谈古说今 ⁄ 共 330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580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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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条件的这三个“最”,最终促成了中国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治理国家。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延续至今。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极高的效率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和治理黄河水患,其中主要是抵抗外敌入侵。
  
  中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来源于战争,其身份定位主要是军事领袖兼任帝国元首。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一般会被叫做“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排在政务之前的。政府关心的事情主要就两个:一以耕、一以战。也就是鼓励农业生产和组织战争。以耕养战、以战保耕。
  
  中国的国土幅员辽阔,古代的信息传输手段非常落后,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
  
  从这个规定看,最紧急的军情传送也就每天500里。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从范阳到长安今天走高速公路大概1100公里,2200里,当年的官道肯定要绕一些,距离大概就是3000里,消息过了六天才传到长安。这已经是最紧急的军情了,平均传送速度每天还不到500里。这是每三十里路换一次马,每一两百里路就换一次人,日夜不停的狂奔才能达到的速度。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把水路传递速度平均下来,估计每天信息传递速度也就150里路。按照这个速度,从北京或者南京地区跟长安的政务联系,大概一趟就要20天,来回一次就是一个半月。各地进京办事,官员们走的还要更慢。偏远一点的地方,去长安一趟,回来,就是小半年。
  
  如果不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啥事都要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蒙古人就打到家门口了。
  
  外部的军事威胁随时存在,不可能啥事情都搞民主协商。就需要君主完全的独断专行,掌握征收粮食物资和组织军队出征的绝对权力,
  
  就好像前面说的,征服匈奴的战争,需要动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超过两百万,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草和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这种组织力量非常可怕,而且必然会遇到激烈的抵抗。比如江南地区的人民,感觉不到异族的威胁,他们肯定没兴趣交纳军粮和跑到北方的大漠去战斗。必须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集合这些战争资源,捍卫华夏文明,
  
  今天我们说独裁专制感觉好像很愚昧落后的样子,其实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还是封建领主割据,一盘散沙。欧洲人听说中国的皇帝只需要坐在朝堂上点头和摇头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就好像听见神话一样,羡慕的流口水。www.shaibaonet.com
  
  欧洲的封建社会跟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封建”,从汉语的字面上理解,就是“分封土地,建立政府”的意思。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真的是封建领主一家建一个城堡,管理着城堡周围的土地。领主的身份是世袭的,不由国家委派。这一片地方,就是领主们的小王国。他们在这里面享有向农民收取租税、行使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只对封建领主效忠,不对国王效忠。国王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指挥得动封建领主。这种“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分封制”比较像。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商朝和周朝才是封建社会,齐楚燕赵这些个诸侯国就类似于欧洲的封建领主。
  
  而我们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称的“封建社会”,是用马克思分析欧洲历史的结论来套同时期的中国。这个套用很不正确。
  
  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建立了郡县制。也就是取消了封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文官来管理各个地方,建立“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机制。拥有土地的那些地主,只有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力,在其土地范围内没有行政司法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秦朝把这个事儿做的比较绝,但只持续了两代就灭亡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还是应该有分封制,这样地方叛乱的话,封国的军队可以帮忙镇压。汉高祖刘邦接受了这个结论,有限度的恢复了分封制。但他还是担心封国作乱,所以是只分封自己的儿子,而且死前还搞了一个“白马盟”,杀了一匹白马跟诸位大臣立下盟誓:不姓刘的封王,全天下一起讨伐他。
  
  但是,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起来造反的正是这些姓刘的封王。其中带头的吴王刘濞就是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封王。说明造不造反、危害不危害国家稳定,跟是不是封刘姓的王没啥关系。
  
  削平了七国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就逐渐的把所有封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解除了。这些封王在分封的土地上,只有收益权。也就是这部分土地的地租或者税赋归你享用,但是其它权力归政府。这样分封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经济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说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应该是“郡县社会”,“官僚制社会”或者说“帝制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没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更为准确,它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字眼上较真呢?因为如果叫封建社会,就会掩盖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到了汉朝,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里面把这个问题讲的更明白了: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应该再寻求其它经济收入。官员之家,就应该以俸禄为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他执法的时候,才能公平的分配利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1]。
  
  从秦朝开始,政治权力内部又开始进一步的细化分工,形成一套更为复杂的权力组织体系。总的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组织可以这样理解:
  
  皇帝为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下面军权、行政权和监察权“三权分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出征的时候才临时授予军事将领统兵之权;宰相担任政府首脑,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另外设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监督政府行为,也有部分司法权,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皇帝本人还可能临时设立一些由宦官控制的监察机构,对整个文官和武将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朝时候的东厂和西厂。
  
  尽管每一个朝代的具体做法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大的框架是基本维持的。我们研究农耕中国的崛起和衰落,有了这么一个大框架作为背景,思路就会清楚很多。
  
  一个王朝的兴盛,一般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各个权力机构各司其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业生产,并高效的调动国家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以及建设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
  
  反之,一个王朝的衰亡,则无非那么几个原因:皇帝昏庸或者暴虐、文官集团贪污腐败、军事力量失去控制。
  
  这就是俗话说的:“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王朝崛起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而覆灭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1]原文:“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董仲舒最后总结了一句“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它跟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点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
  
  孔子说的是“君子”和“小人”的个人修养问题,而董仲舒把它变成了“庶人”和“大夫”的身份差异问题。也就是说,“义大于利”,不仅可以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可以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想做官的人,就必须坚持义大于利;普通老百姓,才可以“求财利”。
  
  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古代著名的“义利之辨”,不仅是伦理话题,它还可以是政治话题,起到了推动权力和经济分野的作用:在商言利、在官言义。通俗点说,就是“做官不求财,求财不做官”。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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