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6)农耕中国·打倒“走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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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目光放的很远,想为自己的王朝、为华夏文明开创千秋万岁的基业。一统中国之后,就很快制定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决定。他建立的郡县制沿用至今——省和县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级地方政权。
  
  除此以外,他还在北面修建长城,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蒙古地区的军事物资通道“秦直道”,向南派大军征服了南越,开凿灵渠,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纳入帝国版图。把中华帝国的“骨架”搭建起来了。
  
  这些军事行动和公共工程如果一件一件的去做,就是非常伟大的政绩,但是他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一块干,这就超过了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变成了暴政。
  
  单纯做这些,也许还不至于把帝国推向灭亡。但是他还在骊山修建规模浩大的陵墓和阿旁宫。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型工程的兴建、个人的穷奢极欲,这三个方面加起来,让人民不堪忍受。秦始皇死后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这就像是点了一把火,农民起义立刻风起云涌。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也趁机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叛乱形势。
  
  此时,中央政府的主力兵团正在远离中原主战场的地方:有三十万军队在蒙古地区和匈奴交战,有五十万大军在南越。这个时候版图太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主力兵团来不及回来扑灭叛乱,叛军联盟很快抵达了战略要地函谷关。中央政府只能临时把在骊山修建宫殿的民夫武装起来,组成军队出战。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很快就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率领的楚兵团击败。
  
  随后,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带兵攻入首都咸阳,秦王朝灭亡。秦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底层暴动推翻的中央政权。
  
  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以后,他和他的继承人,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开始搞“休生养息”:对外向匈奴屈服,用和亲政策代替战争,对内什么工程也不搞,皇家用度也十分节俭。基本上就是除了管管治安以外,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干。这就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老政治”,也就是体现了传说中黄帝和老子的治国理念。这段时期主要是从汉文帝到汉景帝时期,因此又被称为“文景之治”。
  
  对于“文景之治”,后世说起来一般都会津津乐道。但它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这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发展壮大。
  
  我们现代人想象“黄老政治”、“文景之治”这些东西,很容易把问题想得很浪漫:政府什么都不管,大家就埋头种地搞生产,然后就国家富足了人民也生活好了,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一般。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一样,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童话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人性并不完美,是有贪婪之心的。很多事情政府不管,就会有人钻空子占便宜,而不是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埋头搞生产。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大户,对上贿赂官员,对下雇佣家丁打手,兼并土地,称霸一方。《史记·货殖传》里面记载:“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基本上就是几十年的休生养息下来,每个郡县都有了独霸一方的地主豪强。
  
  当然,官员们自己也不会闲着,跟地主豪强结合,买房置地搞得不亦乐乎。最后的结果就是《汉书》里面说的,“文景之治”结束后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几十年经济大繁荣的好处并没有落到底层老百姓身上。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事务上来,开始严厉整治豪强。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杀,二是迁。所谓迁,就是把豪强地主强制迁往西北落后地区,发给他们一大片荒地自己去开垦,原籍的土地由政府没收,分配给当地农民。当时迁徙豪强的标准主要就是:家产三百万钱以上的,而且家里房子占地面积和高度超标的,一律迁走——按照财富数量来划线整人,很有点搞阶级斗争的味道。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采取了跟汉武帝几乎一样的政策:把雇佣超过3个人、拥有农业机械的富农全部迁往边疆落后地区,没收他们的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相比之下,汉武帝标准要宽松的多:汉朝的300万钱可以购买上千亩土地,远远不止需要雇佣三个人。
  
  武帝的铁腕引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抗。他们对皇帝没有办法,就攻击政策的执行者。那些被汉武帝派往各地捕杀豪强的官员被称为“酷吏”,纷纷被各种贪污举报或政治诬告下狱。
  
  最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91年,汉武帝的“酷吏”江充跟太子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子刘据一向为人敦厚,但是长期处在深宫之中,对地方和底层的情况缺乏了解。豪强地主阶层既然搞不定皇帝,就把希望寄托在“接班人”身上,不停的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反映酷吏如何迫害老百姓,制造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剧。
  
  实际上,酷吏们迫害的并不是普通底层百姓,而是土豪黑社会分子。这里面冤案肯定很多,“酷吏”收黑钱搞栽赃整人的事情也不少,这是不可避免的。汉武帝一方面任用“酷吏”,一方面“酷吏”们只要被证据确凿的举报犯有贪污或者滥杀的罪行,也坚决惩处。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
  
  以刘据的社会阅历,不可能了解老百姓和豪强的区别,他认为他的父亲是在跟秦始皇一样搞“暴政”,国家可能会像秦朝一样灭亡——他可不想当秦二世。因此,刘据就处处与“酷吏”为敌。他不懂得,他的父亲其实是在努力修补帝国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
  
  当时汉武帝已经66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江充等人害怕武帝死后他们会被整肃——这几乎是一定的。他们利用汉武帝生病去城外的宫殿修养的机会,以搜查“巫蛊”为名,从太子府里面搜出来了一些针扎小人,上面有武帝的生辰八字之类的东西,想要以此为证据告发太子想咒死皇帝早日继位。
  
  刘据得知以后,慌乱之中竟然发兵将江充等人杀掉。江充的亲信逃脱,急报太子谋反。
  
  武帝起初并不相信,派人去了解情况。刘据起兵杀人之后头脑发昏,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向武帝通报,而是占领宫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武帝的使者被吓得不敢进入城内,根据外围的情况就认为太子已经谋反。武帝这才下令发兵。刘据也是横下一条心,竟然跟他父亲派来的军队硬拼。汉武帝的军队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刘据那点乌合之众不够看,最后兵败自杀。
  
  汉武帝死后,豪强势力反攻,一切恢复到汉朝初期的情况。一百年后,皇太后的侄子王莽——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生活简朴,以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为人生目标——利用太后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夺取皇位,又开始了新一轮抑制豪强的改革。王莽试图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巩固。改革方案比汉武帝还要激进,却远远没有汉武帝的威信和政治才能。改革失败。王莽本人也被杀掉,汉朝后裔刘秀夺回皇帝位,继续依靠豪强势力执政。www.shaibaonet.com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汉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官员选拔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主要是靠下面推荐和上级考察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又叫做“举孝廉”:让有孝心的人进入官场,让清廉的官员被提拔。
  
  孝和廉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弄虚作假的。什么样的人能被“察举”,能当上“孝廉”,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标准。越是地方豪强子女,越容易打通关节,被地方官员“推举”。还有就官员之间互相推举:你提拔我的孩子,我提拔你的孩子。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直到今天中国的官场也存在这种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豪强子弟的行为越来越赤裸裸,不是豪强出身的家庭弟子基本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最终形成了豪强问题的加强版:门阀政治。
  
  豪强主要是在地方上称王称霸,“门阀”则是一些超级大豪强,在中央也能称王称霸了。这些家族的子弟仅凭出身就能获得中央的高级职位。比如后来跟曹操争霸的袁绍,他们家就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担任正国级的“三公[1]”领导职务。这样的门阀家族,一般被称为“士族”。
  
  到了这个份上,皇帝的权力就基本被架空了:地方上被豪强控制,中央政府官员由门阀世袭。豪强,是郡县这一级的武装地主;门阀,就是国家级的豪强。秦始皇建立的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郡县制度也随之失效,封建制度“复辟”。
  
  所谓“封建复辟”的意思,就是说: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土建制”——分封大片土地的人同时被授予土地上的政治治理之权;尽管这个制度被郡县制代替了,但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大片的土地再次集中;并且,有大片土地的人利用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变成了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利用权势霸占大片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合二为一,最后形成豪强和门阀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跟商周时期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点是一致的。这个集团掌权,就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复辟,皇帝制度名存而实亡了。
  
  秦朝的皇帝和商周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周的国王通过诸侯来治理国家,诸侯的位置是世袭的,而且在诸侯的封地内部,政治军事经济都由诸侯说了算;而秦朝的皇帝,则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官员只是职业,不能世袭。当皇帝失去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只能根据世袭血统来分配权力的时候,皇帝制度就退化成了跟国王制度差不多的东西。
  
  我们套用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语来分析这个事儿: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是应该和地主阶级脱钩的,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去当地主,当地主的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们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的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慢慢的,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一致了——希望掌握土地多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大,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日益严重,汉武帝逐渐的发现:在他的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希望帝国回到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去,让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的土地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权力,这个是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对皇帝不利,对老百姓也不利,只对豪强地主和腐败官员有利。为了打击这些“走封派”,武帝任用酷吏,杀贪官、徙豪强,大搞“阶级斗争”: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配给农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他们早年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武功,大家争议不大,都认为他们雄才大略,为国家做出来重要贡献;但是对于他们晚年在整治“走资(封)派”的问题上,争议却很大。汉武帝的太子坚决反对他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也和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把刘打倒。汉武帝任用“酷吏”江充、王温舒等人来把豪强集团杀的人仰马翻,毛泽东则任用康生、“四人帮”搞得天翻地覆。江充等人搜出来假人污蔑太子谋反,“四人帮”则整出来材料说刘少奇是叛徒。
  
  最后,汉武帝一去世,他手下的“酷吏集团”就被整肃;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立即被逮捕判刑。时间相隔了两千多年,很多基于人性的政治经济规律,其实还在发挥着作用。而关于汉武帝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争议,也将会继续下去。
  
  [1]“三公”指负责政府管理的宰相、负责军事指挥的太尉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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