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4-4)布衣天子(上)·官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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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谈古说今

  在朱元璋的治下,大明朝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农业税。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老朱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的家庭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1]”
  
  一担大概等于100斤,谷子打成大米大约要损失30%的重量,毛泽东所在的晚清时期亩产有所上升,大概每亩200斤。一家五口一年要吃35担谷子,就是3500斤,就相当于消耗2450斤大米,人均490。一个月大约40斤。一斤大米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路里,相当于正常人一天消耗的热量。汉朝边防军的军粮是每天一斤半小米。青壮年男性吃的多一些,小孩老人和女性吃的少一些,所以一家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天一斤米是够吃的,一个月就是30斤,剩下的10斤应该是用来换作肉类、蔬菜等其它家庭用度。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大概五分之一多一点(2450/10800=22.7%)即可。
  
  当然,这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假设毛泽东的父亲不想积累财富,全年的粮食都用到家庭的吃穿上,那么应该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这只需要消耗4200斤大米即可。相当于县令工资的三分之一多一点(4200/10800=38.9%)。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的38.9%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而毛泽东的家庭当时实际花费了60担中的35担,也就是58%的收入在食品上,刚刚进入温饱线——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农村中农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中国古代的生活水平,是基本靠谱的。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赚到两个半中农家庭的全部年收入,全家吃饱吃好。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而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子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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