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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3)成化中兴·编户齐民

2015年07月07日 谈古说今 ⁄ 共 343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33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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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杰这个人,堪称“治乱专家”。先在江西管理治安,效果很好;又被升到山东任巡抚,遇到荒年,负责赈灾救济,百姓没有流离失所。后来到户部当副部长,又负责黄河泛滥的遗留问题。基本上就是“哪里有灾哪有我”。
  
  成化十二年(1476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写了一篇《流民图说》的文章,文章里面说:
  
  “我之前在参与修编《地理志》的时候,读到东晋时候治理荆襄地区的故事,当时江西的流民聚集到荆州,政府就在荆江的南面设置了松滋县来安顿这些人;后来陕西雍州的流民又聚集于襄阳,政府于是在襄阳边上设立了南雍州来安置。松滋县归荆州管辖,南雍州归襄阳管辖。现在松滋县和南雍州这两个地方,经过了上千年,还是比较稳定。今天如果像东晋一样,允许流民在附近的州县落户口,对于那些偏远的地区,则设立新的州县来安置他们,任命官吏、编制户口,建立里甲制度[1]、轻徭薄赋,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这些流民就可以变成齐民了。”[2]
  
  这篇文章被右都御史李宾看到了,觉得写的不错,就呈给朱见深。朱见深也觉得说的很好,想到原杰好像很擅长干这个,就把这篇文章给原杰看,并叫他去荆州照此办理。原杰这个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而且刚娶了一个年轻的小妾,已经没有进取心,只想在北京娱乐晚年。听说皇帝要派他到荆襄去处理流民问题,那是相当不爽。一打听,这个《流民图说》是李宾进献的,正好他跟李宾的一个学生薛某有过节,就认定是这个家伙撺掇李宾上书派他去荆襄受苦的。所以就跟皇帝说:让我去也可以,不过让这个姓薛的家伙跟我一起去。
  
  朱见深一看,这还有啥问题?这人我都不认识,你想带就带吧,马上批准。
  
  这哥们就很郁闷的被自己的死对头带到荆襄蛮荒之地干活去了。原杰成了他直接领导,估计没少给他穿小鞋。但是后来因为荆襄治理成功,朱见深以为这是原杰推荐的人才,不停的给他升官,以至于立碑传世、名垂青史,成了荆襄治理的大功臣,简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现实版。
  
  两个月以后,一个低级军官叫做文会的上书,谈了自己对荆襄治理的看法,提了三条建议:“首先,开垦山区土地,安置流民;第二,建立行政和军事机构,实现荆襄治理常态化;第三,荆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实际上是一个交通要道,发展商业贸易的位置很好。建议修建道路,在关隘险要的地方设立卫所,并且建立学校传播文化,这样把当地的治安搞好,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之后,自然就不会作乱了。”
  
  这篇上书极有见识。前面两条与周洪谟的观点差不多,第三条则立足于荆襄特殊的交通区位条件,提出了发展商贸的针对性意见,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推进措施,已经有了现代区域经济规划的理念雏形。朱见深非常赞同,转发给原杰参考,让他照此施行。
  
  离开了京城的繁华之后,原杰慢慢的又找回来当年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一路走一路看朱见深不断给他转发过来的各方面意见建议。到了荆襄后,就带着小薛同志“遍历各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问民疾苦。”又召开会议,召集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地的各种地方官员讨论问题、搜集档案资料。经过艰苦的核查,取得流民信息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合计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人;其中近年逃过来的,在原籍还有房子土地的,有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合计四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原杰先把他们遣返回原籍,剩下的就编入邻近州县的户籍,正常纳粮当差。
  
  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完以后,原杰又亲自观察地形、调查关隘,按照文会上书中所说的,在许多关键地方布置设立了驿站和军事卫所。然后,又开始着手地方政权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经过调研和通盘考虑之后,他向朝廷上书说:
  
  “郧县(今天的湖北郧县,在十堰市区北面大概25公里)这个地方,周围平原面积比较广阔,又靠近汉江,可以连通竹山、房县、上津、洵阳、淅川等五县,四通八达。但是一直以来盗贼猖獗。可以在这里修建城池,建立军事卫所,控制地方,安抚居民。”
  
  郧县地处荆襄的中心地带,又是交通要道,但是距离最近的州府也有五百多里地,方便盗贼、土匪活动,不利于官府抓捕。原杰经过一番山川地理形势的考察分析,认为适合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郧阳府,用来统管荆襄地区。把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上津县和郧西县六个县纳入郧阳府管理。同时,在陕西的西安府、河南的南阳府的辖地内,再新设一二个县,来对偏远地区进行管理。对一些已经有了政府管理的如固阳、信始等地,又对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调整,加强对山区地方的管理。
  
  郧阳府设立以后,原杰推荐由原邓州知府吴远任郧阳知府。然后,又推荐河南巡抚吴道宏接替自己。朱见深立即下令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命令他负责巡抚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基本上就算是设立了一个“荆襄省”,由这六个州府组成,巡抚坐镇郧阳。郧阳也就大体相当于成了荆襄地区的省会。同时,原杰又在郧阳设立行都指挥司,统管地方治安部队。这样,荆襄地区的军政管理体系基本建设完毕。
  
  原杰把这些事搞完以后,马上就要想走人,回北京去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是运气不好,因为他功劳大,朝廷决定给他升官。但是这个级别的官位暂时没有合适的,只好再给他提半级,任兵部尚书,但任职地在南京。其实算是一种照顾,因为他年龄大了,南京比北京繁华,气候也更适合养老。而且,南京兵部尚书位居南京六部之首。江南地区的事务,主要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镇守和南京守备三大长官共同决策。南京守备是武将,南京镇守是太监,兵部尚书作为文官首领,地位在二者之上,是整个江南地区实际上的最高长官。但原杰还是很不爽,就想回北京,来回讨价还价了很久,最后无奈只得启程。很不幸刚走到南阳,还没有走出荆襄地区,就因病去世了,享年61岁。
  
  原杰死时,史书记载“荆襄人闻讣,为巷哭罢市”;“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
  
  对原杰治理荆襄地区的功劳,历代史学家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区画流民一事,尤为卓伟,使国家百年意外之变,一旦潜销默定。”《明实录》
  
  “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也。”《明史》
  
  “一介之吏,贤于十万之师。”《明史纪事本末》
  
  “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国榷》
  
  这样高的评价,原杰当之无愧。荆襄地区已经闹了几十年,朝廷不停的安抚、镇压,再安抚、再镇压,反复循环,都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一旦遇到天灾,这个地方马上就变成火药桶,爆发个十几万、几十万的人起义是常事,动不动就攻陷州府县城,又是建国又是称帝的,搞得不亦乐乎。光成化年间就派了白圭、杨璇、王恕、项忠至少四拨人去处理了,其中两次派出守卫北京的中央精锐,劳师动众、耗费极大。但经过原杰这么一整顿,情况立即好转。
  
  郧阳城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县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门、巡抚衙门和行都指挥司驻地,城池大规模扩建,修浚水道,拓宽街道。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小城一跃成了“雄藩巨镇”。很快,郧阳城成为汉江上最大的商埠,经堵河可达巴蜀,由丹江可入商洛,而汉江则上可直达汉中、下可直达荆襄及武昌以至南京,商业极为发达(文会的预言成真了),到处是商铺、会馆,酒肆、学宫、校场……
  
  以郧阳府的建立为标志,荆襄流民问题基本解决。到了十年后的弘治年间,就出现了“流离之民,俱为土著,生有产业,死有坟墓,男婚女配,各遂所愿,安土重迁,绝无他慕”的局面。“即今抚民等官,俱在闲散,故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抚民’之嘲”,也就是说,地方官员政务不多,每天上班喝喝茶聊聊天,地区社会经济仍然一切正常。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荆襄之地,从帝国的心腹大患,变成了一根定海神针。郧阳府在清朝继续存在,到了新中国改为郧阳专署,一直存在到1994年才被撤销。原杰的这个规划足足管了五百一十八年。
  
  明朝能够存在接近三个世纪,荆襄治理的成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的各种战乱,除了最后的大起义以外,都在边疆地区发生,心腹之地一直保持稳定和繁荣。原杰之功,不可谓之不大。
  
  [1]里甲,明代社会基层组织。每里人户为一百一十户,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甲设甲首。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并以丁粮和财产多寡为序,按赋役黄册排年应役。
  
  [2]文言文原文见《明末纪事本纪》,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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