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3)太监汪直·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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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直感到非常委屈,就跑来跟朱见深哭诉,说:“这个事儿不是内阁的意思,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收过杨晔的钱,我怀疑是他们在背后唆使的。”
  
  朱见深一看:哎呀,心肝宝贝受委屈了。别伤心别伤心,看皇帝叔叔怎么帮你收拾坏人。随即就下令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贬到南京去了。
  
  朱见深根本就没有去调查黄、陈二人是否参与此事,完全是为了哄小汪直开心才把他们贬走的。这个旨意甚至比撤西厂的命令还要提前发出。怀恩再次跑到内阁去传达皇帝表示妥协的意思的时候,商辂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太监帮忙”。怀恩说:“先生别高兴的太早,西厂还没关门呢,我方已经损失两元大将了(吾辈数人已折其二)。”
  
  怀恩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朱见深关闭西厂不过是以退为进。文官集团的进攻来势太猛,他不宜硬顶回去,需要观察一下形势。
  
  官员们的态度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六部九卿的弹劾奏章找大臣们一起签字的时候,其实就有问题。项忠是兵部尚书,奏章就是他住持起草的。但签字的时候他却说,吏部是六部之首,应该先让吏部尚书尹雯签头一个。项忠的手下的就去找尹雯,尹雯说这事项忠倡议的,为什么他不签第一个?那人就把项忠的理由说了。尹雯大怒:“今日才认得六卿之长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平时不把吏部当回事,现在需要人去跟汪直火拼了,才想起来把老子推到第一线挡枪啊?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项忠为人骄傲,当了兵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把其他部门的领导放在眼里。从他荆襄平叛中那封与群臣对骂的奏章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喜欢得罪人的主儿。
  
  项忠跟汪直闹僵,也是一样的原因:有一次汪直坐着轿子,带着一大队人马从大街上经过,正好跟项忠的轿子迎面而过。汪直不知道是项忠,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之后才发现——可能是手下人告诉的,于是连忙带着队伍追回去,跟项忠打招呼并道歉。
  
  这应该是很给面子了。但项忠既不下轿、也不理会,给汪直难堪。估计他是这样想的:你一个小太监见了尚书大人竟然敢不下轿请安,现在追回来也是失礼。汪直当然也生气了: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本太监怕你?以后再在路上碰到别说打招呼了,直接就跟项忠抢道。二人关系很快就形同水火。
  
  尹雯虽然最后还是在奏章上签了字,但随后就派人告诉韦瑛,说这个奏章是项忠写的,他是被迫签字。这表明在文官集团内部,对于撤销西厂一事,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并非铁板一块。
  
  西厂撤销的第二天,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使王越,找到内阁大臣刘珝和刘吉质问:“汪直行事公道,像黄赐这种人专权纳贿,如果不是汪直,谁能把他赶走?商辂和万安在内阁任职时间长,是非很多,所以对汪直有所忌惮。二位刚刚入阁,为什么也要参和这里面的是非?”(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明史·王越传》)。
  
  刘珝就不说话。刘吉反驳道:“我们弹劾西厂,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个人。你说汪直行事很公道,那朝廷还要公卿大臣做什么?(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明史·王越传》)”
  
  这番话听起来正气凛然,但逻辑很有问题:汪直做的事是在抢大臣们的饭碗,不管他做事公道不公道,都必须要弹劾。
  
  话讲到这个份上,王越也就无言以对了。
  
  经过这么几个事情,让朱见深看到,内阁和六部九卿其实并不团结。尹雯摆明了不支持项忠;都察院的两位长官——王越和另外一个左都御史李宾,明显意见冲突;刘珝面对王越的质问默不作声,说明他心里面未必十分支持商辂的奏章,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签字。
  
  只要文官集团不团结,就比较好办了。被贬到南京的黄赐应该是确实收了杨晔贿赂的,汪直这么说、王越也这么说,阁臣也不否认。朱见深决定把他作为突破口,授意东厂重新抓起来审问,很快就把项忠给供了出来。御史的弹劾奏章也恰如其时的出现,把项忠各种大小过失一股脑翻出来。朱见深下令将项忠交法司审判。项忠坚决不认罪,但法司仍然判他罪名成立,贬为平民。至于具体是什么罪名,正史里面没有记载。从黄赐的这条线索来看,应该还是“杨晔案”的延伸。
  
  由于韦瑛被贬去戍边去了,汪直手下一时没有得力的助手,非常不爽。朱见深就跟他说:韦瑛是个粗人,那些大臣跟他没法沟通,所以才一定要把他赶走。我建议你去找个文字好的又能干的来给你帮忙。
  
  汪直就去找。有人跟他推荐说锦衣卫吴绶不错。汪直把吴绶找来,让他写了两篇文章,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跑去跟朱见深说:找到了。朱见深随即下令把吴绶破格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主管镇抚司。镇抚司是锦衣卫里面负责抓人和审讯的部门,是锦衣卫的核心部门。朱见深这么干,其实就是把锦衣卫交给了汪直管理。
  
  这两件事释放出来了很明显的信号:汪直没有失宠,皇帝仍然打算继续重用他。
  
  御史戴缙和王亿看到了这个苗头,就上疏为汪直辩护:“太监汪直厘奸易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更绝的是,这篇奏章还针对商辂所说的北京闹妖精是应到西厂身上,反驳说:“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乞令两京大臣自陈去留。”也就是说,闹妖精这种不祥之兆不是你们说要应到西厂就应到西厂的,古代大臣遇到这种情况是要反躬自省的。我们建议让各位大臣自己上奏反思自己的过错,说明自己该留任还是辞职。
  
  戴缙和王亿在此之前都跟汪直没有交往的记录,而且都是级别比较低的御史,平时都是外地巡视,很少回京,也没有跟汪直直接沟通的渠道。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次上奏有一定的投机性质。上了这篇之后没多久,这两个人就都被升了官。但也可能是他们本来就觉得西厂的反腐败干得好,原来不敢说话的,受到项忠被逐、吴绶升官的鼓舞,才决定出头为汪直申冤。
  
  具体戴缙和王亿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朱见深看了之后大喜过望,马上下令重开西厂,汪直任西厂提督。而且表示同意奏章所言,让大臣们上奏“自陈去留”。
  
  闹妖怪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政治斗争所宜言。商辂非要扯进来扣到西厂头上。这下被反戈一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既然皇帝都说了京城闹妖怪大臣也有责任,让大家自陈去留,作为内阁首辅总不能说自己表现良好、没有责任吧?商辂只能上奏请求辞职。朱见深立即批准。跟着被赶走的,还有左都御史李宾等十几位在弹劾西厂中表现积极的大臣。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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