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4)太监汪直·狠心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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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直复出,火力更猛。
  
  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南京镇守太监覃包。
  
  南京镇守太监是代表皇帝镇守南京的,在太监排名里面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御马监太监,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物。这个覃包也是朱见深当皇太子期间就伺候过他的。因为这一点,才负责镇守南京。本来汪直没去查他,而是派亲信韦瓒(韦瑛的弟弟)去福建继续查杨晔案涉及到的地方官员。韦瓒走到南京附近,就听说了覃包最近闹出了人命案,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他用上百艘官船往北京运送私盐,行至河南河北交界处的武城县甲马营时,巡查人员向武城县令报告。县令派典史率人盘查,覃包拒绝检查,让手下殴打典史,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韦瓒深知案情重大,就在南京滞留了几日,搜集一些与此案相关的一些情报。结果被覃包的耳目发现,说有人在四处打听您打死人的案子。覃包马上叫人去把韦瓒给抓了起来,一搜果然搜出来不少材料。刑讯之下,韦瓒承认自己是“假冒”西厂办事人员来调查的。覃包于是把韦瓒押送北京,交付西厂处置。
  
  汪直立即向朱见深告发此事。朱见深下令将覃包逮捕,经过核查事情属实。汪直坚决要求判处覃包死刑,朱见深刚开始表示同意,但后来经不住覃包不断的托人说情,还是宽宥了他,改为革职,罚往孝陵司香(负责每天给朱元璋的坟烧香,是低级太监的工作,跟前东宫太监王纶被贬往孝陵种菜是一样的处罚,司香比种菜能轻松一点)。
  
  接下来,就是驸马懋凯指使手下打人,致伤人命。汪直接到报告,让吴绶把懋凯下锦衣卫大牢,审问属实,奏请朱见深法办。朱见深说:懋凯不守法度,恣意非为,看在公主的份上,姑且从轻发落。革去驸马冠带,穿着普通监生的衣服去国子监读书习礼,每年减少五百石的俸禄。
  
  从上面几个汪直处理的案子来看,他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亲国戚、权势太监、高官子弟等。汪直谁的面子也不给,把帝国最大的几个利益集团全部得罪了一遍。几个大案办下来,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权贵应该是有所震慑的。而对这些人的处置,又都要上报朱见深批示。汪直只有侦查、逮捕、审讯之权,审判和定罪则必须经过文官掌握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1],而最终如何处理还是皇帝拍板。实际上,这才是明朝所谓“宦官专权”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情况:宦官只是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权力。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西厂复开之后不久,汪直上奏:
  
  “最近捕获大量盗贼,多是各地军户逃跑潜住在京师的人。这些人多冒名投托,游荡作乱,无所不至,因为没有户籍,难以管理。如果令官校缉访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
  
  请求诏命都察院发文,限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次被告发的仍发回原卫所州县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查出来的,发配到偏远的边疆,并且罪连其投奔的主家。如果真是因贫困难以返乡的,审查其来历没有问题,可以编到北京附近的卫所,发给食粮,使其得所。”
  
  这份看似普通的奏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与西厂的建立有重大关联,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汪直在奏章里面提到了大量军户的逃亡。这个军户,是朱元璋建立“军屯”制度的产物。这些人的户口种类是“军户”,世代以当兵为业。国家在驻军地附近发给他们土地,自己耕种、娶妻生子,需要上交粮食充作军费,还要定期参加军事训练和出征。子孙后代也必须有固定的参军名额,保证兵源供应。这样国家就可以减少从内地招兵和运粮的麻烦。
  
  随着军队的腐败,军官们大量的侵占普通士兵的土地、克扣士兵粮饷,这些“军户”该交的粮食和参军的义务还是得承担,他们就很难依靠军屯制度生存了,因此被迫大批逃亡。
  
  这些人逃离其户口所在地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其中就有跑到荆襄地区聚集的,还有跑到东南沿海进城打工的。还有一部分人,则跑到了北京。因为国家首都就业机会多嘛,到某大官人府里当个杂役什么的比较容易。这跟今天很多人到北京当“北漂”有相似之处。当然二者差别还是很大,今天的流动人口现象主要是国家工业化拉动了城市化,它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的。
  
  但明朝中期的流民问题,并不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的结果。军屯的破坏只是其中一种情形。还有很多普通农民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土地没有了,但税赋和徭役还要继续承担。这些人只能逃离户籍所在地。于是才有了大量流民出现。北京也成了重灾区。
  
  从这份奏章透露的信息来看,前面所谓的北京地区不断闹妖怪,还有妖人勾结宦官进入皇宫被发现。这些事情不是什么“不祥之兆”,而应该是北京地区治安形势恶化的表现。各种三教九流的非户籍人口都跑到北京呆着,鱼龙混杂,肯定会不断的闹出各种妖蛾子出来。朱见深居住在皇宫,对治安状况此类小事应该是不知道的。文官们也不会向他汇报。只有出现像荆襄叛乱这种大事了,才会报告到皇帝面前。等到北京地区不断的发生各种诡异事件,连朱见深都听说了以后,他才警觉起来,于是派汪直乔装出宫打听消息。
  
  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一方面让朱见深对汪直的办事能力更为信任,另一方面也让他发现原来社会问题比文官们报告的严重得多,必须想办法整顿。这才决定建立西厂。西厂成立后,汪直上奏所谈的事情最多的有两种,一种就是权贵腐败的大案要案,另一种就是如何处理军户逃亡问题和完善边疆地区的军事制度。后面这一条主线是一直都有的,这也是朱见深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厂的设立,并不只是朱见深宠爱汪直这么简单,而是明朝中期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加剧的必然产物。
  
  建国之后,朱元璋当了十多年皇帝,慢慢发现文官集团太腐败,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锦衣卫;等朱棣上台,发现锦衣卫也容易跟文官集团走的比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东厂;到了朱见深时代,太监们也跟贪腐集团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选最亲信的太监来另外成立西厂。这已经是皇帝与官僚集团较量的第三个回合了,实际上,这也是皇帝手里面的最后一张牌了。在反腐败这条道路上,皇帝真的快成孤家寡人了。
  
  朱见深的治国思路,到目前为止可以很清楚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化九年之前,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治乱”,也就是先把各种地方叛乱紧急镇压下去,恢复基本的和平局面,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在两广、荆襄、宁夏、建州、蒙古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成化十年到成化十二年,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治民”,从韩庸致仕开始,国家政策从军事镇压向地方治理变革转变,其最高潮就是荆襄地区的治理;
  
  第三个阶段是“治吏”。重点区域的治理形势全面好转以后,朱见深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全国的整体治理问题上来了。从成化十三年建立西厂开始,朱见深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直,对严重腐化的权贵势力进行打击。
  
  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朱见深确实也是够累的。主要应该是心累。他在不同的阶段任用不同的人物,每到一个新阶段阶段,都必须狠心跟前一个阶段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决裂。也就是现在说的“不换思路就换人”。
  
  为了当个好皇帝,他必须把尽心伺候自己多年、最亲近的太监王纶狠心罚去做苦役,而重用李贤等文官大臣;为了从战争转向治理,必须强迫默契配合多年的韩庸退休养老;为了重用汪直,必须将自己独具慧眼、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拔起来的项忠下狱治罪——从史料记载来看,项忠案有可能是幕后黑手制造出来的一个冤案,而这个幕后黑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就是商辂,这是明朝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唯一一个“连中三元”的大才子——也就是在地方的科举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解元”,到中央科举考试中再得第一名“会元”,然后再在皇帝亲自主持的金銮殿殿试中获得第一名“状元”。
  
  商辂是朱祁镇点的状元。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商辂与于谦等人一起拥立了朱祁钰。然后,朱祁钰想要废掉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在此过程中,商辂是支持朱祁钰的,并得到朱祁钰的重用。朱祁镇复辟后,把商辂贬为平民。
  
  朱见深登基以后,认为商辂很有才能、做事公允,将他官复原职,并提拔进入内阁。凡是有人提到商辂当年参与废立太子之事的,朱见深总是予以严厉谴责,说:“唐太宗可以重用魏征(李世民杀掉哥哥李建成当上皇帝,魏征是李建成的旧臣),我重用商辂有何不可?”商辂确实很能干,颇有政声,提了很多改革建议都被朱见深采纳。李贤和彭时去世以后,就让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从“连中三元”到百官领袖,朱见深帮助商辂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出现的完美代表。
  
  现在,为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太监汪直,又要把商辂赶走。
  
  朱见深守着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尚且终生不渝,却在国家治理中一轮又一轮的翻脸不认人。想必他也不是无情的人,每一次辞旧迎新,心里应该并不会很好受吧。
  
  [1]刑事审判权在刑部,“交付法司”一般是指交到刑部审理。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的审判结论,为冤假错案平反等。都察院负责监督审判过程。重大案件则需由着三个部门会审,称为“三司会审”。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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