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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9)太监汪直·英雄末路:汪直被贬与朱见深怠政

2015年07月19日 谈古说今 ⁄ 共 357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57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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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武器问题分析完了,我们还是来说汪直。
  
  仗打完以后,汪直和王越就留在大同负责大同守卫了。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王越本来就只喜欢带兵打仗,汪直也厌倦了京城的政治斗争。过了一年,小王子带着大军到大同来复仇,被击败;第二年又来了,又被击败,而且这次损失惨重,因为余子俊的长城修好了。这段长城修在了传统的长城外边,进来的时候没人防守,出去的时候就有人了,被搞了一个关门打狗。第三年,就没再来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平原地区的安全是比较有保障了。王越负责练兵和布防。而汪直则开始整顿军屯,各种腐败和怯战的军官被他大批的弹劾下马。按照这个节奏,如果给二人更多的时间,清除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恢复被侵夺的军屯土地,那么就可以对蒙古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瓦解它的战斗力。像朱棣时代一样,让北部边境安宁四五十年。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由于长期不在北京,西厂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没有汪直的西厂,跟东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成化十八年,朱见深再次下令关闭了西厂,同时取消了汪直十二团营的指挥职务。在这之前,汪直自己把吴绶弹劾下马了,因为吴绶涉嫌贪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对锦衣卫镇抚司的控制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大同镇守太监。
  
  嗅觉灵敏的文官集团立即就察觉到这些变化。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大同已经很安全了,但是榆林地区防务还比较薄弱,建议把王越与榆林的镇守总兵许宁对调一下。
  
  这是很阴的一招,看起来平淡无奇。从朱见深的角度来看,这样也好,因为二人在一起兵权太重。虽然他很信任汪直,但对王越则未必放心。但他不了解许宁,而万安是了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兵油子,他跟汪直在一块儿肯定要出事。
  
  没多久,巡视大同的御史郭镗就汇报说:汪直和许宁已经水火不容,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汪直认为应该在A处布防,许宁认为应该在B处布防,汪直就把军队从B处调往A处,许宁马上又下令从A处调往B处,汪直又下令回到A处……这样反复调动好多次,让士兵疲惫不堪。后来二人吵架互不相容,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一人指挥一半。等等。
  
  从这些事情来看,有可能许宁是受人指使故意跟汪直过不去,而汪直则是年少气盛,跟许宁赌气胡闹。郭镗的奏章上来以后,群臣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样严重危害边防安全,建议把汪直调开。
  
  朱见深批准了这个意见,下令把汪直调往南京担任御马监太监。职位没有降低,但实权是彻底没有了。
  
  从大同往南京的路上,汪直在驿站里遇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地方官员。因为记得之前巡视地方的时候在他那里吃得不错,就找他要东西吃。那个官员招待了汪直一顿,汪直吃得很高兴,跟他聊天,说现在皇帝什么意思还不清楚,去了南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又说明天我坐你的车走吧。第二天那个官员就起了个大早,蹑手蹑脚的上了车,生怕搞出动静来惊醒汪直,偷偷摸摸先跑了。
  
  《明史》记录这个事儿是为了描写汪直失宠以后不受待见的凄凉景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汪直为官比较清廉:从大同到南京并没有带多少东西,没有自己的豪华马车,行李少到可以跟别人拼车走。这跟很多官员换地方的时候,总要带上几十车的家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贬到南京之前历次弹劾汪直的奏章来看,没有一次提到过贪污问题。汪直的清廉应该是出名的,连最痛恨他的人也在这方面挑不出毛病。
  
  到了南京以后,文官集团非常确信汪直已经失宠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弹劾浪潮。朱见深最终同意给汪直降罪——也就是弄权、迫害官员、危害国防等罪名,下令把汪直贬为奉御。这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奉御是正六品官,相当于正处级或者副厅级[1]。在南京当奉御,又没有实际的职位,就相当于退休闲住。
  
  紧接着,王越也被弹劾获罪,剥夺了爵位和官职,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免职。陈钺则早在汪直获罪之前就被贬官了。
  
  汪直获罪后第二年,小王子探听到大同守将换人了,就带兵前来试探。许宁呆在大同不肯出战,任凭蒙古兵四下抢掠。这是边关老兵油子的一贯作风:等蒙古人抢够了撤退的时候,再出去追击杀几个走得慢的邀功。过了几天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有一小队蒙古兵押着一大群牛羊在外面不远处经过。许宁大喜,认为是落单的可以欺负一下,倾城而出跑出去抢功。不料中了小王子的埋伏,死伤上千人。许宁吓得连大同城都没跑回去,而是带着败军跑到就近的一个小城里面躲了起来。还好小王子不了解情况,如果趁胜攻击,大同就要丢了。
  
  这么一场惨败传到北京,大家都知道就是把王越和汪直赶走造成的。但谁都不敢说,怕皇帝知道了召回二人。就这么着,文武百官都知道的事情,愣是把皇帝瞒了个严严实实。
  
  ——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皇帝一旦失去了可靠的耳目,就会被文官集团蒙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盼着许宁能找个机会打个胜仗,那么就能把这次惨败糊弄过去。但这个许宁实在是个草包,以后再有蒙古兵过来,依然缩在城里不敢出去。就这么瞒了一年多,终于还是被御史告到了朱见深那里。
  
  朱见深看到奏章气得发抖,拍着桌子骂娘。下二人于锦衣卫狱,判处死刑。但终究还是经不住万安等人反复求情,最后只是贬职了事。
  
  他也没有提启用王越或汪直的事情。
  
  朱见深为什么要将汪直贬谪、降罪,而且在大同惨败之后也不再启用呢?很难从史料中找到可靠的解释。比较合理的推测有那么几个:
  
  首先,朱见深明白,文官集团跟汪直是势不两立的,早晚都要收拾他。汪直做的事情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将来被反攻倒算得越厉害。与其等到文官集团彻底摊牌,或者下一任皇帝来动手,不如自己早一点把他贬谪降罪。这样其实对汪直是一种保护。
  
  汪直和王越都没有受什么苦,没有下狱、没有交法司审判,就是直接降职或者夺爵。王越在得知自己获罪的时候,听说朝廷的使者来了,一度想自杀,为的就是不被下狱遭到羞辱。但听了诏书的内容,其实没什么,相当于强迫退休,也就无所谓,回家酒肉伺候去了。相反,汪直获罪后,还有人想继续弹劾他,反而会被朱见深收拾,下狱的下狱、贬职的贬职、罚俸的罚俸。
  
  第二个原因,就是朱见深开始逐渐丧失进取心了,并不想再有什么更大的作为。
  
  汪直被贬的时候,朱见深已经当了十九年的皇帝。
  
  十九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斗志。初登大位时治国平天下的激情慢慢消退。他越来越对修仙拜佛还有春药这种东西感兴趣。太监梁芳得到重用,这个家伙以给皇帝炼春药而出名;还有李孜省,因擅长研制长生药和修道讨得了皇帝喜欢;首辅万安,则悄悄的给皇帝进献了春宫图。此外还大举修建佛寺,封了很多和尚道士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等等,数量有一两千人。
  
  与此同时,汪直却还在边关锐意进取,不断的跟各方面闹矛盾,对越来越沉迷于佛道的朱见深来说就是在添乱了。把汪直调走,可以平息各种争议,过几天清净日子。
  
  不管怎么说,汪直获罪以后,朱见深就算是基本消停了。
  
  ——这也是皇帝终身制很难克服的弊端:乾纲独断的皇权固然会让人兴奋,但时间长了总会让人倦怠。像朱元璋这种一口气干上三十年不歇气的皇帝太少了,只有创业君主才能做得到。后世子孙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能像朱见深这样坚持十七八年已经是不错了。
  
  经过“治乱、治民、治吏”之后的朱见深,好像丧失了人生的奋斗目标。明朝著名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时代开始了。以内阁首辅万安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汪直整下去以后,就乐得天天糊弄鬼。站着茅坑不拉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收点贿赂、研究一下佛法道术之类就把日子混过去了。
  
  还好,他们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天下还算太平,边境也还算安宁。
  
  四年后,万贵妃和朱见深相继因病去世。“成化中兴”的时代结束了。
  
  朱见深去世后,庙号是宪宗。谥法:“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能够让国家从混乱中重新确立制度和秩序,刑罚与文治并用以恢复国家强盛的才能称之为“宪”。宪宗,也就是中兴之主的意思。[2]
  
  [1]明朝的品级制度是九品十八级。每一个品有两级,比如二品分为正二品、从二品两级;三品也分为正三品、从三品两级。但是不能简单的对应为现在的正职和副制的区别。而且武将品级最高,一品二品的高级武官极多;文官品级较低,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比一品武将权力大得多;宦官品级更低,御马监太监只有正四品,权力实际上于兵部尚书差不多。
  
  明朝官员的职位设计和品级制度与现在差别很大。明朝的品级对应现在的官员级别,只能根据实际职位和权力,跟现在的官员的职位对应,再转换成级别,得到一个大概差不多的模糊结论,精确对应是不可能的。
  
  [2]历史上用这个庙号的还有唐宪宗和元宪宗,也分别是唐朝和元朝中期努力实现帝国中兴的皇帝。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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