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1)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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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见深的儿子朱佑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第二年,也就是1488年,为弘治元年。
  
  跟《明史》里面软弱昏庸的朱见深形象相反,朱佑樘在历史上博了一个好名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也就是说,明朝历史上十六个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创业君主外,可以称为好皇帝的,也就是“仁宣之治”的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然后,就是孝宗朱佑樘了。
  
  但是,就好像《明史》过度贬低了朱见深一样,这个评价也过度拔高了朱佑樘,有失偏颇。
  
  朱佑樘跟朱见深一样,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五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登基,接受了十二年的储君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朱见深一样。唯一差的就是朱见深当废太子的那四年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教育还是很重要。四年的磨难,让朱见深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切身的体会。虽然推崇孔孟之道,立志做一个儒家贤君,但政治手腕是很厉害的,为了达到目的随时翻脸不认人。对手下的大臣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让他们去干,又晓得用太监去盯着他们老老实实干活。
  
  少了四年挫折教育的朱佑樘就有点偏理想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一个儒家思想描写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佑樘就效法当年的朱见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的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把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一千多名声不好的各种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又启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为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佑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三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佑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当时刘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强接受。
  
  朱佑樘问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佑樘想起来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佑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佑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1]
  
  只能说,这十七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的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该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该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1]《皇帝也是个冤大头》,吴思,《潜规则》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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