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2)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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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朱佑樘的治国功绩,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要说他治理黄河的功劳。这也是弘治年间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对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写朱佑樘或者白昂、刘大夏这两个“治黄”负责人的文献,提到他们治理黄河这件事,没有一个不夸的;凡是研究黄河治理的水利专业文献,提到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不骂的。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相信水利专业文献。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决口,其中一部分洪水从今天山东聊城的张秋镇附近流入了大运河。张秋在当时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点,十分繁华,这一段运河也被称为“张秋运河”。因为担心影响运河漕运安全,朱佑樘任命户部侍郎白昂去治理。
  
  白昂用了三年时间,会同各地巡抚知府等各官员,动用了25万人,堵住了36处决口,在张秋附近的黄河段累计修筑了七百里大堤,然后又疏通了很多支流等等,宣告治理完成。朱佑樘很高兴,封白昂为太子少保,升官为都御使。
  
  但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决口了,而且决口地点就在白昂耗时三年修整的那一段。张秋运河又被灌了。这还不算,第二年,张秋附近继续决口,“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1]。
  
  花了三年,动用25万人,就修出来这么一个结果。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我怀疑治河行动相关负责人存在严重的贪污行为,偷工减料,把河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不然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只管了两年就崩溃了,怎么也说不过去。
  
  白昂是著名的清官,我们姑且相信他自己没有贪污,但起码也是渎职。但白昂什么事儿没有,还从都御使的位置上升到了刑部尚书。
  
  朱佑樘一看情况不妙,决定派出他最信任的刘大夏出马。这个刘大夏可是弘治年间最有名的“贤臣”、“清官”。刘大夏这次用了一年,动用了十五万人,修完了回京,也被封为太子少保,升官、加俸。为了纪念这次治理,朱佑樘下令把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也就是希望黄河从此安定之意。
  
  结果如何呢?上次白昂修的还管了两年。这次只过了一年,弘治九年,还是在那一片,“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史书记载,就在刘大夏治理之前,弘治六年六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遭灾的县都是一样的,没变。
  
  弘治十一年,河南开封和商丘附近黄河又决口,堵塞漕运(安平镇名字白改了)[2];弘治十五年,山东兖州(还是在那一片,下游一点)黄河又决口,徐州以及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淹[3];同年,开封和商丘又被淹。
  
  弘治十八年,也就是朱佑樘在世的最后一年,最恐怖的事情发生——黄河改道!“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4]
  
  这次改道持续了五年,朱佑樘死后三年,黄河河道继续向北移动了三百里;一年后,又向北移动了一百二十里,然后才稳定下来。
  
  应该说,以古代的知识和技术水平,黄河并不是想治理好就能治理好的。这事儿不能全怪负责治理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治理黄河治出这么个效果出来,非要说成是圣君贤相大有作为的证据,我觉得怎么也说不过去吧?不晓得史官们修史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根据水利专家们的观点,弘治年间的黄河治理跟后来持续不断的黄河水患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很多水灾都是可以避免或者不那么严重的,是活生生被白昂和刘大夏治理出来的。
  
  为什么呢?
  
  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从山东入海。在北宋末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在今天河南安阳附近扒开黄河河道,使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平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河从此就注入淮河,用淮河河道从江苏流入东海。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淮入海”。
  
  ——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因为自身腐朽无能,不能阻挡外敌入侵,主动决口黄河,给江淮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就是宋朝,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这是只有极度腐败无耻的政权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宋朝之事发生在北宋立国一百五十年以后,而民国则发生在建国26年之后,相比之下民国更为不堪。
  
  “夺淮入海”之后,因为黄河泥沙淤积严重,新的河道很快就被抬高了,而北边原来的黄河故道所在的华北平原海拔是要低一些的——这也是黄河历史上一直从北边入海的原因。
  
  所以,黄河又开始往北泛滥,经过一百多年,形成了南北两大支流,北边走河南从山东入海,南边还是继续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朱佑樘面临的黄河水灾,主要是北线的决口。他当时给白昂和刘大夏的旨意是:重点解决北线对大运河漕运的威胁。因为大运河是南方往北京运输粮食的要道,需要力保。原话是:“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5]。
  
  在这个治河思想的主导下,白昂和刘大夏的治理思路就都坚持一个方向:堵住北线,保卫张秋运河;同时疏通南线,尽可能的让黄河往南边流,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但这个方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因为南线河道高于北线。所以,白昂和刘大夏拼命在北线堵水、修堤坝,在南线挖沟、疏浚河道,根本没用,一发大水,黄河一定走北线,堵得越狠、水就涨的越高,冲毁之后的破坏力就越大,运河漕运在洪水期间还是会被中断[6]。最后黄河强行改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把黄河治理成这个样子,是不应该的。治理河流“堵不如疏”是中国从大禹治水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基本经验。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拼命堵水,让它往地势高的地方流,这是十分愚蠢的。正确的方法显然是大力疏通北部河道,为洪水入海留下足够的空间。
  
  反思朱佑樘治理黄河失败的原因,有以下这么几条:
  
  首先,最高决策者不顾客观规律,一味的追求政绩,急于求成。
  
  在制定了优先保障运河安全的同时,朱佑樘也对刘大夏说,治理黄河非常复杂,一定要全盘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但是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又说:“然事有缓急……今春暮,运船将至,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以为经久之计。[7]”
  
  也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先把今年春天的漕运给我保住,不能耽误日期,保住了以后再来考虑长远问题。他说这句的时候是二月份,离春季结束还有两个月。这实际上是逼着下面的人去做急功近利的决定。
  
  第二,朱佑樘派去治理黄河的人都不是水利专家,而是按照儒家标准来确定的“贤人”。
  
  白昂和刘大夏都没有治河经验,但一直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之所以派他们两人去,清廉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朱佑樘一贯就喜欢这种人。他们本人也许没有贪污治河经费,但清廉不等于能干,更不等于懂得治理黄河这种专业问题。这跟朱见深不怕韩雍胡乱花钱也要让他镇守两广,派专业抚民几十年的原杰去治理荆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前者是按儒家道德标准来用人,后者是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来用人。
  
  第三,没有铁腕治吏的手段,政府效率必然低下。白昂和刘大夏不贪污,不代表治理黄河的其它官员没有贪污。
  
  朱佑樘在对待官员渎职贪污等问题上一贯坚持“以德服人”,重点是提拔重用清官,树立正面典型,而不采用刑罚来惩罚和震慑贪官。因为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刑罚会制造恐怖,人们因为害怕而不犯法,但内心会变得无耻;而只有以道德和礼法来教化他们,才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主动停止犯罪。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种理念:
  
  弘治十年的时候,朱佑樘信任的宦官李广死了。
  
  这个李广自称会仙术,练好了可以飞升。朱佑樘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让李广干政,但经常让李广给他治病,讲解养生修道的知识,对他十分信赖。李广死后,他还认为是飞升了,就派人到李广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什么天书。结果查出来一个账本,都是朝中大臣给李广送礼的记录,里面记着某某某送了白米若干、黄米若干。
  
  朱佑樘很奇怪,说了一句堪与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的“何不食肉糜”交相辉映的话:“这么多粮食李广如何吃得完?(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的侍从告诉他,这是隐晦的说法,白米就是白银、黄米就是黄金。
  
  朱佑樘大惊失色——既想不到这个李广会收这么多钱,更想不到他手下的那些“贤臣”们竟然会花那么多钱去讨好一个宦官。
  
  史书上说,朱佑樘因此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是自己迷信宦官所致——他竟然不去追究上面的行贿大臣的罪过——于是恍然醒悟,更加勤政。所以,这证明他还是一个贤君,不过是一个被宦官蒙蔽过一次的贤君。
  
  这事情皇帝当然有责任,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但除了反躬自省以外,那些送钱的大臣难道就不该查一下?光靠反躬自省就能消除腐败、遏制土地兼并了?
  
  在这种治国思路的主导下,文官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他们把朱佑樘描写成千古明君,希望世世代代的皇帝都这样“圣明”下去。
  
  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是肯定镇不住官员们的贪心的。黄河大堤修了三年,使用寿命却只有两年,然后就彻底崩溃需要重修,里面几乎肯定存在大量的腐败。
  
  第四点,就是所谓的“正人”、“清官”可能不收钱,但未必就一定大公无私,不贪图权力等非经济利益。
  
  朱佑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的时候,朝廷议论,治理好黄河,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是疏通河道、第二是要堵住要塞;第三是要用好人;第四是“久任”,也就是治理黄河的负责人要长期任职。
  
  前三点基本都是废话,只有第四点有点实际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要让刘大夏长期呆在黄河治理的第一线。我们的古人说话一般喜欢先讲大道理,而问题的重点往往放到最后,这是一贯如此的。这个建议先讲了三点废话,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朱佑樘觉得建议很好,就转发给刘大夏。刘大夏很快回应,前三点完全赞成,第四点就好像被他吃了一样绝口不提。匆匆忙忙干了一年,就宣布治理成功,返回北京升官受赏了。
  
  从这个事情看,刘大夏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朱佑樘虽然催着他赶紧保住漕运,但也说了,漕运保住之后要认真考虑“经久之计”。治理好黄河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他不会不懂。他也许不喜欢钱,但对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和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所挂念,并不甘心献身于国家的黄河治理事业。这么短的时间,连黄河南线比北线高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清楚,就把黄河治理完了打道回府。
  
  [1]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2]《明孝宗实录》卷160
  
  [3]《明孝宗实录》卷167
  
  [4]《明史》卷83,《河渠一》。
  
  [5]《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6]《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水灾及治理》,封越健,载《资政要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
  
  [7]《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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