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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5&6)千年一问: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2015年07月25日 谈古说今 ⁄ 共 386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5,330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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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年一问: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面对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以及刘大夏所汇报的“军民穷困”的情况。深居皇宫的皇帝朱佑樘感到十分困惑,再次召见刘大夏来做更进一步的询问:
  
  “永乐年间,成祖(朱棣)每隔几年就大举领兵北伐打击蒙古,而且又迁都、修建长城等等,无不耗费巨资,也没听说出现财政困难。如今我既不修建宫室,各方面都百般俭省,为什么反而财用不足呢?我听人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手中,就在老百姓手中。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生活穷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1]
  
  ——朱佑樘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当了十七年“圣君”之后,终于开始意识到哪里不对头了。
  
  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帝国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从被朱佑樘提出,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解决。
  
  对这个问题,刘大夏回答得倒很干脆:“祖宗之时,民间出一文钱,政府就得一文之用。如今从民间取的钱数倍于当年,但实际进入政府口袋里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
  
  皇上追问:“那剩下的十分之七八到哪里去了?”
  
  刘大夏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乞退奏”,也就是说让我想想,回头写个奏章来解释。
  
  皇上不依不饶,说:“不行,你得当面跟我解释清楚。”
  
  刘大夏“仓卒不能对”,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当年在两广当官的时候,发现官员们的俸禄,跟镇守太监的日常花销比起来,微不足道。可见很多钱都被镇守太监贪污了。要是把镇守太监都给裁撤了,民间的钱就能到政府口袋里了。”
  
  皇上就说:“以前也有人说过应该裁撤镇守太监。但我也想过,这是祖宗设置的,已经很久了,突然裁撤也会有问题。比如某某太监,在地方治理方面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以后任用镇守太监,一定要像某某这样的,不达到这个标准的我就不再任用就是了。”
  
  从这段对话来看,刘大夏的改革建议跟“叶淇变法”一样,属于“发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而且是故意开错药方。他开的这个药方直指宦官集团,把国计民生问题当成政治斗争的弹药了。
  
  镇守太监当然会贪污,但地方官员也同样会贪污。镇守太监的权力比较有限,主要就是了解情况向皇帝汇报。他们不直接掌握司法、行政、税收、治安等军政权力。不能干预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也无权参与官员的政绩考核。
  
  镇守太监唯一的实权是对于谋反类案件可以直接派人抓捕,但审判权仍然归政府。
  
  腐败的官员们为了不被告状,就向镇守太监行贿,并容忍他们的一些不法行为,这就是镇守太监的主要腐败来源。遇到不卖帐的官员,镇守太监除了到皇帝面前去说坏话以外,并没有其他办法。
  
  像汪直推荐的“清官”杨继宗到浙江到巡抚,跟镇守太监张庆闹矛盾,张庆就托张敏到皇帝面前说坏话,皇帝不听,张庆就只好老实点;
  
  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因为贪污行为屡屡遭到云南巡抚王恕弹劾,王恕是出名的清官,钱能抓不到他的把柄,就没办法向皇帝告状。还好钱能急中生智,逆向思维,托关系在皇帝面前说王恕的好话,把王恕升官,到南京去当兵部尚书,这才把王恕躲过去了。不过后来钱能还是没跑掉,因为他自己没过多久也被调到南京,去当守备太监(比南京镇守太监低一级,负责管理南京武备库),正好归兵部尚书管。到了南京以后钱能就彻底老实了,再没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传出来。
  
  所以,镇守太监的腐败只是文官集团腐败的一个附属品。如果官员自己没问题,镇守太监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我们知道,一个官员群体的腐败程度,必然跟他们掌握的权力大小成正比例关系。这样不同的职位才有“肥缺”和“清水衙门”的区别。镇守太监就是一个监察职位,贪污的渠道有,而且不小,但不大可能比掌握司法财税大权的地方官员贪污的更多。
  
  而且,省级以上部门才有镇守太监,总数加起来也就几十个。皇帝向刘大夏咨询国穷民困的原因,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军屯制度的破坏、“开中法”的废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税负不平等、吏治败坏等等,都比镇守太监的贪污对国家影响更大。刘大夏偏偏只往几十个镇守太监的腐败上去找原因,显然并不是想真心想帮助皇上解决问题,而是想趁机打击宦官集团。
  
  朱佑樘被刘大夏这么一说,又开始“反躬自省”,觉得好像是自己袒护太监一样,还理亏了,也就不敢再往下追问。
  
  六、党争误国:开拓西洋与征讨越南的搁浅
  
  关于这个刘大夏,除了在皇帝面前说宦官坏话、动用十五万人修建的黄河防灾工程只管了一年就崩溃之外,还干过两件“大事”。
  
  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时候,项忠已经完成了荆襄地区的征讨回到北京,原杰完成了荆襄治理,两广局势已经稳定,韩雍被迫退休,王越则已经把蒙古骑兵从河套赶走了——正是明朝中期国力最为鼎盛的时刻。
  
  这个时候,太监汪直向皇帝朱见深建议:恢复西洋贸易,仿当年郑和下西洋故事。朱见深表示支持。不过此时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参与此事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世上。而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一直由兵部负责保存,朱见深于是命令兵部尚书项忠去调阅资料。
  
  兵部档案馆归职方司管理,此时职方司的负责人就是刘大夏。档案馆方面找了半天,说资料已经找不到了。项忠很生气,说怎么可能找不到,肯定是档案馆没认真找,要处分相关负责人。
  
  刘大夏就说: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的钱粮,军民死亡数万人,就算得到什么宝物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一大弊政,大臣应该进谏阻止。旧的档案别说找不到了,就算找得到,也应该一把火烧了才好。”[2]
  
  经过一番争论,项忠最后接受了刘大夏的看法,回复皇帝说档案找不到了,把这个事情给糊弄了过去。成化十三年正好是西厂开设、撤销、再开设的关口,朱见深和汪直忙着跟官僚集团斗法,下西洋这个事儿也就被压了下来。
  
  四年以后,也就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安南入侵老挝,然后又越过老挝入侵八百(今天的缅甸地区)。在八百被击败,损失惨重。汪直得知后,上书建议进攻安南,趁机收复朱棣时期的领土。朱见深再次让兵部提供朱棣时期进攻安南的资料。刘大夏故技重施,又说资料找不到了,并再次劝诫兵部尚书余子俊:如果擅开战端,西南地区局势一定糜烂。
  
  余子俊最后也被刘大夏说服了,把出征安南的意见顶了回去。
  
  兵部尚书项忠和余子俊显然都不相信刘大夏“资料找不到了”这种鬼话。
  
  此外,项忠在朱见深的授意下,用残酷手段驱逐荆襄流民,造成数万甚至十数万的人民死亡,满朝文武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照样我行我素。现在,刘大夏一句“下西洋劳民伤财”就能说服他改变看法,违背皇帝的命令。这可能吗?
  
  余子俊也是军事专家,在北方跟蒙古打过不少仗。他跟王越是当时北方边境的“双子星”,王越擅长进攻,余子俊擅长防守,以及在后方负责安抚和镇压已经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该不该征讨安南的问题上,没带兵打过一天仗的刘大夏说一句:“一旦开打,西南局势就要糜烂”的话,打了几十年仗的余子俊就改变看法、突然“醒悟”。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
  
  那么,项忠和余子俊怎么就都被一个年轻的部下说服了,决定违抗皇帝的旨意呢?
  
  通览史料,能够找出来的比较合理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刘大夏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对汪直有利,所以您应该反对。”
  
  项忠跟汪直的关系搞得很僵,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在马文升和陈钺争论是否要讨伐建州女真的过程中,余子俊是支持马文升的,还上书弹劾陈钺。因为汪直的保护,陈钺才安然无恙。
  
  我们在前面讲过,陈钺曾经在汪直面前不停的讲某人坏话,结果某人因为别的原因离职回家了,《明史》为了黑汪直,就说:如果此人不离开,一定会被汪直陷害。这个人就是余子俊。
  
  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就在像刘大夏这种反宦官激进派的影响下,团结起来,搁置了再次开辟西洋贸易和收复越南的建议。
  
  失去了这次机会之后,中国再也没能开拓海洋。一直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开始试图沿着当年郑和西进的道路重新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此时,距离汪直的提议被搁置已经过去了五百四十多年。
  
  中国也再也没能收复越南。一直到五百年后的1979年,越南再次犯了他们五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攻击老挝和柬埔寨,试图称霸中南半岛。当时刚刚掌权的邓小平做出了跟汪直当年差不多的决定,出兵越南。由于越军主力还在柬埔寨,中国军队很快就攻占了北部重镇凉山。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迫使越南从柬埔寨和老挝退兵,维护了中南半岛的战略均衡。但当时已经是现代社会,中国已经不可能就这样把某一部分越南领土纳入版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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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见与刘大夏同一时代的官员陈洪谟所著《治世余闻》:“上召刘尚书大夏谕曰:永乐年间频年举兵北征,况大兴营造,费用无赀,当时未闻告乏。今百凡俱从减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安在哉?”
  
  [2]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后来是彻底消失了。因为刘大夏说过一句应该烧了,后来就有人认为资料是被他烧的。但各种比较靠谱的明代文献中都没有刘大夏烧毁这批资料的记录。烧毁官方档案是重罪,刘大夏似乎也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现在的研究表明,在刘大夏之后,还有人看到过这批材料并引用了其中一部分。而到了清朝,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了。所以它最大的可能是毁于明清换代之际的战火。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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