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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10-1)治乱得失·三大圣君: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的施政得失

2015年07月29日 谈古说今 ⁄ 共 684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5,67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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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接下来的故事之前,我们先对孝宗朱佑樘的执政理念做一个比较和总结。
  
  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曾经这样评价孝宗:“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这跟《明史》的评价很一致,都把朱佑樘的地位捧的很高,但比《明史》更夸张。《明史》把朱佑樘和明仁宗、明宣宗并列。朱国桢则把他和汉文帝、宋仁宗并列。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正统儒家学者眼中,跟孝宗并列的几个皇帝,到底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
  
  汉文帝的治国政策主要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勤俭节约,还有就是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建立了比较文明的刑罚体系;对外政策则是韬光养晦,跟匈奴和平相处。
  
  这个政策的最终效果是不错的。“文景之治”以后,汉朝国力强盛、财政收入大增,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发动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也同时导致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问题严重。武帝在后期从战争转向内部治理,就任用酷吏,用铁腕手段整治贪官和豪强。并因此和太子刘据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些故事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
  
  孝宗的政策与文帝十分相似,但效果却比“文景之治”要差得多。关键的原因在于:文帝处在汉王朝的开国初期,国家刚刚经历战乱,人少地多,虽然豪强地主占据了大量土地,但新开垦一块土地还是比较容易的,贫富差距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官僚体系刚刚建立,腐化堕落的程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搞无为而治、修生养息,社会经济就会快速恢复,从而掩盖或者缓解官僚豪强阶级与底层人民的矛盾,总体来说对国家利大于弊。
  
  但孝宗朝处在帝国的中期,开国已经上百年。这个时候,国家人口众多、土地不再稀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豪强地主多占一点,老百姓就必然损失一点;官僚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腐化堕落,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铁腕肃贪、整顿吏治、打击豪强,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搞修生养息、无为而治,必然造成民不聊生、贪官横行的局面,大量的失地农民变成流民,政府和军队都变得腐朽不堪,社会矛盾尖锐、国力进一步衰落。
  
  从宏观上来看,孝宗朝的人口是继续增长的、财政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增加,社会比较稳定,没有爆发较大的农民起义。所以才有人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但对外军事斗争的一系列失利已经暴露出来了国家内政方面的积弊,孝宗去世三年之后,他治理过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就像前面说的,经过朱见深的“治乱、治民、治吏”三阶段治理,朱佑樘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江山。他勤俭节约、努力工作十八年,保证了国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要说是中兴,那是远远算不上的。只能算是一个守成的君主。
  
  与明孝宗最具可比性的是宋仁宗。
  
  提起宋朝,对外军事战争可谓一塌糊涂,“积贫积弱”是北宋和南宋的基本特征。但要翻开正史看北宋的历代皇帝,除了最后亡国的徽钦二宗以外,还都挺不错的,没有什么昏君暴君。
  
  这种现象看起来很矛盾,但我们把明孝宗的治理脉络搞清楚之后再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些皇帝都跟明孝宗似的,被文官集团忽悠得很不错,像朱元璋、朱棣、朱见深这种用铁腕手段来对付贪官豪强的一个都没有。文官集团拿着很高的俸禄,每天高谈阔论,日子过得相当舒服,当然要把他们描写成明君圣主。
  
  宋仁宗,就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于北宋开国之后六十五年登基,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他的治国方式跟明孝宗朱佑樘基本是一样的,不用多说。翻开各种介绍他的文章,基本都把他夸得像花一样,就是如何的仁慈宽厚、任用贤能、从谏如流、勤俭节约、与民休息等等。
  
  他的治国成果也跟朱佑樘差不多。
  
  首先是对外战争接连失利,跟西夏的战争打得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的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他们从唐朝中期开始占据夏州——今天的陕北地区。不管中原政权如何变化,都始终表示臣服,接受册封,割据一方但是不宣布独立。一直到宋仁宗时期,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才宣布脱离宋朝独立建国。宋仁宗遂决定派兵镇压。
  
  有七千万人口的北宋和西夏的第一仗发生在1040年,宋仁宗当了二十年皇帝之后。地点在今天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宋军全军覆没,阵亡一万多人,多员大将被俘;一年后,又在附近的好水川打了一仗,宋军再次全军覆没,又阵亡一万多人;第三年,定川寨之战,宋军继续惨败,主将以下十五员将领战死,士兵阵亡九千多人。
  
  取胜之后,西夏军队在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范仲淹在《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里面向朝廷汇报说,三次战争北宋方面军民死伤、被俘总数超过二十万。
  
  连续的惨败,迫使宋仁宗同意议和。1044年,北宋终于向几十万人口的小国低下屈辱的头颅,达成和议:
  
  1、北宋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2、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3、另外,宋朝每年还在春节等三个主要节日,每个节日赐给西夏白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有人认为,这点钱对于当时北宋的财政收入来说只是很小的比例,用这点钱来换取和平是很明智的。这个道理当然讲得通,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委屈求和肯定比不要命的死磕到底更加明智。就好像清朝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每一次都以割地赔款来换取和平,也是很明智的——因为实在打不过嘛,割地赔款总比亡国要强。
  
  但问题是:你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大国跟一个四十万人口的小国在家门口打仗,难道不是应该轻松取胜吗?一打就全军覆没,那肯定军费开销大啊。战争物资全被对方拿走了。你要是一战而胜,岂不是可以节约下来更多军费?
  
  更何况,军费并没有节约下来。宋仁宗时代,冗兵现象严重。国家养着一支120万人的大军,比开国初期增长了六倍。而汉朝、唐朝和明朝的军队在王朝中期,都维持都在五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宋朝以不足唐朝一半的国土面积,养着两倍于唐朝的军队。
  
  养着这么多兵但就是不会打仗,天天吃财政饭。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都用来养兵了。派到前线去一打就全军覆没。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军队数量也没见减少,该花的军费还是继续花。
  
  清朝后来被英国、法国、日本轮流虐,战争赔款还有个总数。宋朝倒好,无限期赔款,年年都有,一年赔四次,还是季付。
  
  而且,这笔赔款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轻松。
  
  宋朝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缺乏可靠的资料。国家税收包括白银(单位是两)、丝绢(单位是匹)、铁钱和铜钱(单位是贯)、草料(单位是束)、粮食(单位是石)等等,在加总的时候不区分单位,统称为“贯石匹两束”。宋朝最高年财政收入是“1.6亿贯石匹两束”。宋仁宗时期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一亿贯石匹两束”,里面银子、丝绢、铁钱、铜钱、草料、粮食各占多少不知道,折算标准也有争议,只能估计。
  
  有人,比如袁腾飞,不顾历史常识,直接把1.6亿“贯石匹两束”改为1.6亿两白银,然后根据宋朝官方声称的“十五税一”比例推算出国民经济总量,就得出结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财政实力超强,对外赔款相对于国力和财政收入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这十分可笑,中间每一次推理都是错误的。
  
  宋朝“钱法”很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价值多变,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换一个铜钱;长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钱也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皇帝也曾经下诏要以770个为一贯,而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完全是笔糊涂账。
  
  这种混乱的钱法,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宋朝中央政权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体现。
  
  宋朝还出现了类似于纸币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而是落后的内陆四川地区。“交子”的出现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而是因为四川地区缺铜(更缺银子,整个宋朝都缺银子,宋朝连统一的金属货币都没有出现,更别说纸币了。中国真正实现货币白银化是在明朝晚期,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挖出了大量的白银,明朝通过商品贸易把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部分都赚了过来),国家又没有统一的货币,所以只能用铁铸钱。铁钱价值很低,十枚铁钱还换不来一枚铜钱,又很重,不方便携带,所以商人才想出了“交子”这个方法:把钱存入钱庄,换来纸质的存钱证明,用于携带和交易。
  
  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并不是首创,唐朝的“飞钱”就远比它出现的早。后来宋朝政府发现了“交子”的好处,就用官方名义开始滥发,官方的“交子”每年都在大幅度贬值,开创了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来掠夺民间财富的先河。
  
  所以,宋朝不是发明了纸币——这个荣誉属于唐朝。宋朝只是发明了“政府用纸币来搜刮民间财富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在宋仁宗执政时期被发明出来的。
  
  综合来说,宋朝的一两银子大概可以买到4-8石米,一贯钱大约等于0.5两银子,一束草就更不值钱。所以宋仁宗时期的“一亿贯石匹两束”折合下来也就是两三千万两银子。
  
  这些钱当然也不少,但宋朝财政大部分时间都是入不敷出:百分之七十用来养活军队,剩下的就是给各级官僚发高工资。宋仁宗时代的名臣包拯,他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万人民币,还是税后。省部级官员的工资全都在百万以上。宋朝官员数量还特别多,因为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专权,经常一个职位设好几个官,而且各种交叉任职。兵多、官多、工资高,这就是宋朝著名的“冗兵、冗官、冗费”问题[1]。
  
  发完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工资之后,就基本剩不下来钱了。新增的赔款还不是只能找老百姓搜刮。
  
  这就好像一个家庭,税后年收入100万,国家突然宣布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100万要多交5万块钱的税。这当然看起来很少,无所谓啦。但是如果他们花钱不知道节制,贷款买了上千平米的豪宅,每年房贷就要还90万,物业费取暖费加起来要两万,然后还能剩下八万用于水电、吃喝、小孩上学、看病之类的开销。这个时候,再叫他们多交5万块钱的税,还能说很轻松、无所谓吗?
  
  由于急于求和,跟西夏的协议条款没说清楚。当时宋朝的“斤”分为大斤和小斤。小斤跟今天的一斤相当。而一大斤相当于六小斤。协议上只说了斤,没说大斤小斤。西夏后来要的时候就按照大斤要,每年总共是五万大斤茶叶,也就是三十万斤。
  
  对此,名臣欧阳修在《论与西贼大斤茶》的奏章里面说:“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西夏)一岁三十万斤,北虏(辽国)更要二三十万,中国岂得不困?”
  
  可见,在欧阳修看来,给西夏和辽国的战争赔款,光茶叶一项就已经让国家感到吃力,更别说每年几十万两的银子和几十万匹丝绢了。
  
  同时代的另一位名臣司马光也总结说:“自其(西夏)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显然,当时的人们并不像后代的“宋粉”一样,觉得战争赔款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
  
  等宋朝和西夏达成和平协议以后。北边的辽国一看,宋朝这个肥佬给西夏的好处不少啊,之前我们跟他议和要少了。于是撕毁三十六年前的“檀渊之盟”和平协议,发兵南征。宋仁宗连忙派使者去议和。史书上说,这个使者严厉斥责了辽国撕毁协议的无耻行为,令辽国君臣感到羞愧,所以就退兵了。
  
  显然这些都是鬼话。退兵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加钱。银子每年增加十万两,绢再增加十万匹。
  
  花了那么多钱换来了和平,但换不来内政的清明。
  
  由于对外需要年年巨额赔款,对内养活中国古代史上最庞大的常备军,官员们领着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工资。宋朝的老百姓也就承担着古代历史上最高的税负。
  
  ——我很奇怪一点,有一些夸奖宋朝的人,拿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来说明宋朝经济繁荣、空前富庶。而提到宋朝对外战争不停的惨败和巨大的财政亏空,又说这是因为宋朝“国家虽然弱小穷困,但是民间很富裕,藏富于民”。这种逻辑也真是醉了。难道不应该是财政收入巨大说明对民间的搜刮很严重,军事惨败和财政亏空说明搜刮上来的钱都被贪污浪费了,导致国力很弱吗?真正富裕的不是老百姓,也不是财政收入庞大的国家财政,而是可以对下搜刮老百姓,对上贪污国家公款或者拖欠税款的权贵阶层。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是:“藏富于贪官、藏富于豪强”。就像宋朝大儒朱熹描写的:“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2]。
  
  由于宋仁宗“宽厚仁慈”,贪官和豪强们自然就无法无天,在收拾老百姓方面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3]”,最后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力自存”[4]。
  
  所以,宋仁宗被史书描写成圣君,和宋朝的积贫积弱之间不仅不矛盾,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他宽厚仁慈,管不住贪官和豪强,才导致了国力衰落和民不聊生。
  
  现在,有一些人吹捧宋朝有多么富裕、多么发达。我想大部分人是出于无知。但中间可能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希望借此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决策:让政府向宋朝学习,执行一种对权贵豪强放任自流的政策。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警惕和坚决反对的。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在他治下虽然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但好歹大局还算稳定。等他去世以后三年,才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肯定躲不过去的。前二十年还好,处于矛盾积累期,二十年以后,农民起义就一波接着一波的爆发了。
  
  比较大的起义是1043年,也就是宋仁宗即位后第二十一年的张海、郭邈山起义。郭邈山早在1032年就开始占山为王造反了,到了1043年跟张海联合,势力发展到了可以攻打州县的地步,才引起朝廷重视。“一岁之内,所向披靡,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士民涂炭”,威胁到了首都开封的安全,朝廷才派出大军镇压。
  
  然后是1043年的王纶起义,1044年的保州士兵起义和1047年的王则起义。其中王则起义先占领了沂州,然后渡过淮水,攻占楚、真、扬、泰、滁等州,直抵和州。波及八大州,影响极大。
  
  上面这些是比较大的需要中央派兵镇压的起义,小的暴动则更多。1043年,在这一年之中,欧阳修就各种奏章中频繁提到了各地严重的治安问题:
  
  “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天下祸患,岂可不忧?”[5]
  
  “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6]
  
  “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余伙,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却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却椹涧镇”[7]
  
  “昨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数百之盗……达州军贼已近百人,又杀使臣,其势不小。兴州又奏八九十人。”[8]
  
  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欧阳修在奏章也指出了原因:
  
  “不仅因为是税负过于沉重,更重要的是官吏的贪污腐败。每次征税,贪官污吏总是要想办法从百姓那里在多拿一些。国家收一分的税,贪官污吏就要从老百姓那里索要十分。人民生活穷困,主要原因就是这个。”[9]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在朱国桢所谓的“三大圣君”之一的宋仁宗治理之下的状况。
  
  就跟明孝宗去世之后不久,明朝就开始大变法一样;宋仁宗去世之后六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开始了。要不是社会问题极为严重,王安石应该不会吃饱了撑着搞得罪整个权贵集团的大变法。
  
  实际上,在仁宗末期,范仲淹和欧阳修就开始尝试变法,被称为“庆历新政”。范仲淹提了十条改革方案,宋仁宗全部接受。改革开始,第一步措施就是削减“吃空饷”的规模,规定不满十五岁的小孩不能“吃空饷”。结果这第一步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无法实施,弹劾奏章都快把范仲淹给淹了。一年后,范仲淹被贬到陕西,而欧阳修则被贬到滁州写《醉翁亭记》去了,所有改革措施取消,变法结束。
  
  [1]杨晓萍,《廉政史话:冗官成灾令宋朝病入膏肓》
  
  [2]《晦庵集·卷二十一》
  
  [3]《宋史·食货志上一》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十七
  
  [5]《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6]《论盗贼事宜札子》
  
  [7]《论御贼四事札子》
  
  [8]《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
  
  [9]文言原文:“不惟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每或科率一物,则贪残之吏先于百姓而刻剥,老缪之吏恣其群下之诛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再论按察官吏状〈庆历三年〉】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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