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10-2)治乱得失·儒家理想:人性中的善恶与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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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孝宗和宋仁宗都是工作勤奋、生活简朴,同时又乐于接受大臣反对意见的皇帝。但他们却治理不好国家,这是为什么?
  
  儒家的治国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它过分侧重于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没有充分重视人性中恶的一面。
  
  举个例子,孟子曰:“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1]
  
  ——就是说,传说中的古代圣君商汤,因为讲仁义道德,所以天下无敌。去讨伐南面的蛮族,北边的狄夷就不高兴了;他去征讨东面的蛮族,西边的狄夷又不高兴了。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你为什么不先来打我?”
  
  孟子认为,只要仁义的功夫做到家了,狄夷就会自己犯贱,求着你来把他给灭了。
  
  朱佑樘和许进坚信小王子可以用仁义和诚信来加以感化,背后就是孟子提供的理论支持。
  
  不管对内对外,儒家的治国理论,基本就是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人性当中,善占据了主要的方面。一个人在生活中坚持诚以待人,大部分人也会回之以诚信;一个领导在工作中坚持以身作则,他说的话下面的人就会更愿意去执行。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严格要求下属努力工作、清正廉洁,自己却游手好闲、挥金如土、贪污受贿,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有样学样,表面上装得很听话,背后乱来。
  
  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人性中除了善,还有恶的一面。如果不能对人性之恶加以有效的遏制,善行就会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
  
  比如,一个农民卖菜,不短斤少两、不以次充好,大家就都会来买他的菜,他也能赚到钱。这就是“诚以待人”的好处,是人性的善在发挥作用。但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坏人,拿100块钱的假钱来买他的菜,他卖了10块钱的菜,还找人90块钱。这样,一个坏人就能把农民从九个好人中赚的钱全部骗走,说不定还多。
  
  对这种现象,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里面,把它称之为“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这里只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总结,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只需要很少的恶行,就能将数倍的善行化为乌有。
  
  所以,人性之恶,虽然只是次要方面,但决不可忽视。你个人的仁义道德修养做的再好,能够感化一大片,但总有少部分感化不了的恶人。对这部分恶人怎么办?就是要以暴制暴、严刑峻法,坚决打击。
  
  此外,善人也是有弱点的。一般情况下愿意行善的人,在诱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很有可能经不起诱惑而选择作恶。有的人可以抵制金钱的诱惑,但你找个美女去色诱可能就投降了;有的人自己可以省吃俭用,但不能看着老婆孩子吃苦,你给他送钱他不要,给他的家人送钱送礼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人绝不怕死,但如果威胁到他的家人,就会害怕退缩……
  
  这些东西是人性的弱点,无法彻底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要弘扬正气,对外要争取和平,对内要政治清明、民生幸福,就不能光靠正面的鼓励和以身作则,一定要有足够的惩罚手段来消除人性之恶来带的危害。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想大家都很容易弄明白。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大圣人、大思想家孔子、孟子为什么会想不到呢?为什么明孝宗朱佑樘这样努力勤奋的人,当了十多年皇帝也没想明白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研究或者学习某一种思想,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要结合这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和理解。再伟大的思想家、再伟大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超脱其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有所超越。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后面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的时候,还会再一次用到这个法则。
  
  孔子和孟子所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国家四分五裂、诸侯混战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那个时候的诸侯国,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机构:对外,就是没玩没了的打仗,拳头即真理;对内,就是横征暴敛,不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像孟子去游说各国的君主,这些人就是纯粹没文化的土豪,直接就跟孟子说:寡人好色、寡人好武、寡人好货,你讲的什么仁义道德我不感兴趣。反正就是穷尽人民的一切来满足他们个人的私欲,而且毫不掩饰、毫不羞耻,认为这种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和孟子才认为:遏制统治者的私欲是重建国家秩序、保障民生幸福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才搞出来一套理论:当君王的,要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以慈爱教育为主,不能搞残酷掠夺、滥刑滥杀,也不能穷兵黩武,没玩没了的打仗。同时,为了说服君主赞成他们的理论,他们也论证说:只要你君主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臣民,那么臣民也就像孩子对待父母一样忠诚孝顺,你也就不用担心你的宝座不稳,老是被各种政变或者革命推翻了。这样对双方都有利,难道不是很好吗?
  
  儒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孟子才劝说梁惠王:你不要老是讲个人的私利(王何必曰利),你讲私利,那么你的大臣也讲私利,就不会忠于你;大臣们的手下也跟着讲私利,就不会好好干活。这种情况下,国家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你要讲仁义,这样你的大臣也讲仁义,就会忠于你;你的大臣的手下也讲仁义,就会努力干活。国家就会稳定发展了。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也很正确。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机构,如果大家都只关心个人的私利,这个组织机构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为了让大家注意集体利益,领导人自己就要努力做到大公无私、勤政爱民,大力宣传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光讲自己的私利。孟子这么说完全没错。
  
  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它的本质是为了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而不是鼓吹专制权力。自近代以来,因为我们落后了,不断反思自己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问题所在,就把孔孟的思想认为是专制的根基,这是一种误解。
  
  专制王权早在儒家思想诞生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战国哪一个诸侯的权力是靠儒家吹出来的?孔孟生前都很落魄,没有掌握过实权,也没有看到他们的理想有任何实践成功的希望。因为那是乱世,君主必须靠足够强的暴力才能生存下去,没有人愿意重用他们。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帝专制制度,也没有儒家什么事儿,靠的是法家思想。
  
  中国古代的在君主专制的权威性不来自于儒家思想,而是来自于组织军事力量抵抗外敌入侵和对抗自然灾害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全书一开头就已经说过了。君主专制制度不来自于任何理论,而来自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没有儒家思想,中国古代一定还是君主专制国家。儒家思想让君主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文明,更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和维持社会稳定。这是孔子和孟子的大贡献。
  
  等到汉武帝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是把儒家思想当做一个“统治术”来使用的。秦朝独尊法家思想,刑罚过于残暴,人民不堪忍受,二世即亡;汉朝前期尊崇道家思想,政府无为而治,结果豪强横行,人民生活困苦。这种情况下,武帝乃决定用比较中庸的儒家来治国:既要宣传仁义道德,削减过于残暴的刑罚和苛刻的税负,又要“有为而治”,政府官员要积极行动起来,打击豪强、兴修水利等等。这个决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期问题,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从这个角度说,儒家思想是作为暴政的对立面出现的,所以它才片面强调仁义道德,而较少关注严刑峻法和军事效率。因为它所产生的时代,一点也不缺少严刑峻法和战争。不是孔子孟子想法幼稚,忽视了人性之恶,而是他们的关注点不在这上面。
  
  但是,等到中国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国家长期处于整体和平的状态,儒家思想成了唯我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个时候,孔孟思想的局限性、片面性就凸显出来了。
  
  帝制时代,儒家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集团,成为了国家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就利用孔子思想中的这个局限性,并进一步夸大,无限的上纲上线,来进一步削弱皇权,维护自己的集团的私利。
  
  皇帝是通过战争来获得权力的,而战争的主要原则跟儒家思想无关。儒家学者无法掌握军权,他们能掌握的主要是两个:一是文化教育的权力,这个权力不管是军人还是太监都没法跟文官集团竞争;第二个是垄断了行政信息渠道,文官掌握着行政系统,深入到州、县、乡,基层官员更是每天都跟老百姓打交道。反之,军事系统和太监系统都无法深入帝国的社会基层组织。帝国的社会状况到底怎么样,文官集团最了解,皇帝在这方面的信息来源只能依赖他们。
  
  利用文化教育的权利,文官集团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记录和解释历史。皇帝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严格按照儒家史观编写的,教学者也是儒家学者,他们反复告诉皇帝: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只要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反躬自省、从谏如流、重用贤臣,就能治理好国家。反之,就治理不好国家。武将干政和太监干政更是祸国之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一定灭亡。
  
  于是,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有一些就真的被教育得对仁义道德的感化能力深信不疑,而对“人性中的恶”重视程度或者理解程度严重不足。他们不了解官僚集团的贪污腐败和豪强地主的横行霸道会给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困难,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来镇压是根本无法感化的,也无法想象有很多官员明明一开始既正直又老实,到了实际工作中很快就变得又贪又奸。
  
  他们也完全想不到,自己身边那些学识渊博、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们会为了个人的私利或者某个小集团的私利而欺骗他们,嘴上说一套背后干一套。
  
  宋仁宗和明孝宗就是这种被洗脑成功的典型。
  
  主动放弃了对官僚集团的监督和严刑峻法的威慑力之后,皇帝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冤大头,一个高高在上的傻瓜。
  
  这个时候,文官集团就会利用他们掌握的第二种权力——行政系统的信息优势,尽可能的控制皇帝的信息渠道,向皇帝隐瞒各种对他们不利的事实,只告诉他文官集团想让他知道的事情。文官精英们对皇帝的脾气想法思路摸得一清二楚,可以保证皇帝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一定会同意他们的结论,做出对文官集团有利的决策。
  
  当然,作为回报,这些被洗脑成功的皇帝,在文官们书写的历史上,就会被描写为旷世贤君,以便后来的皇帝继续模仿和学习。
  
  与此同时,失去的监督、也不用害怕严刑峻法的文官集团,就不可避免的加速腐化堕落。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人性之恶”只要很少的比例,就能毁掉一大片“人性之善”;“人性之善”也会因为诱惑太大而丧失抵抗力。
  
  十个官员当中有九个清正廉洁的,只要有一个贪,而又不受到惩罚,另外九个中人就会有人眼红——这家伙收那么多钱都没事,我也可以干;此外,有的人在99%的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但是有1%的情况,比如涉及到老婆孩子的问题,就会放宽标准,那么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后面通过他老婆孩子来求情的送礼的就滚滚而来了。
  
  然后,这些贪腐的官员就会团结起来,想办法把还在坚持原则的官员搞掉,换成跟自己一样贪婪的,这样才有安全感,才好办事。
  
  在“郡县制”制度下,官僚集团是控制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阶层,一个腐败的官僚集团,可以把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措施变成掠夺人民血汗的方法。在官僚体系整体腐败的情况下,任何改革、变法都是无效的。
  
  比如,某地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皇帝决定减免该地区一年的赋税。但官僚集团可能照收不误,只不过不上交财政,而是落入自己腰包而已。这种事情在朱元璋处置“郭恒案”的时候就发生过:朱元璋减免江南钱粮,郭恒等人照收不误,然后私分。
  
  此后,整个明朝再也没有爆发过这方面的贪污案,那么,我们就想,是没有官员再这么干了呢?还是没有被发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这种案子后来在清朝乾隆的时候又发生过一次。
  
  甘肃布政使(相当于甘肃省长)王亶望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不断的向中央报告甘肃闹旱灾、民不聊生,请求中央赈灾。中央不仅减免了甘肃的税赋,还每年都拨付上百万两白银给甘肃买粮食。
  
  这些钱粮被以王亶望为首的各级甘肃地方官员贪污。比如,兰州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虚开赈灾银子6万余两,给王亶望送了一万八千两,给兰州知府蒋全迪送了八千两,给陕甘总督勒尔谨买了六千两的礼物[2],剩下的就自己贪污了。
  
  王亶望在甘肃“赈灾”三年,被认为有功,被提拔为浙江巡抚。继任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如法炮制,继续不断的上报灾情,贪污赈灾钱粮。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民暴乱,朝廷派大军前往镇压。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亲自领兵前往,进入甘肃境内以后,不停的汇报说阴雨连绵,大军行动缓慢。
  
  乾隆皇帝看到奏章以后,发现不对头:甘肃不是年年报旱灾吗?怎么军队一开过去就天天下雨?
  
  皇帝于是撤换了陕甘总督,让新总督配合大学士阿桂彻查此事。这才发现,整个甘肃官僚系统,从县官到知府到布政使,全都联合起来贪污赈灾钱粮,彼此配合,今年这几个县报灾,明年那几个县报灾。
  
  乾隆本来下令贪污一千两以上的全部斩首,但是后来报告上来的贪污一千两以上的官员实在太多,有数百人,基本上把甘肃县级以上领导一网打尽。没办法,只好把标准提高二十倍,贪污两万两以上的处死。最后处死了56名官员。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均被处死。[3]
  
  ——由此也可以推测,朱元璋在郭恒案中杀了1.5万人。主要原因应该是他的死刑标准太苛刻了,贪污80贯或者60两银子就要判处死刑,而不是因为这些被杀的人没有贪污,被冤枉了。
  
  从“王亶望案”可以看得出来,在古代信息条件下,官僚集团要想忽悠皇帝是多么容易。甘肃那么大一个省,明明经常下雨,甘肃人民都知道。地方官偏偏说闹旱灾,皇帝竟然毫无察觉,每年上百万的银子就这么白花出了出去。官员们贪完了还要给皇帝报功,皇帝还要给他们奖励、升官。如果不是他们实在太贪婪,贪得丧失了理智,连续七八年年年报旱灾,报个没完,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发现。
  
  “王亶望案”是被发现了的,那么中国历史上,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么多赈灾活动,类似的事情没有被发现的又有多少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历史书,歌颂某个皇帝对人民很仁慈,总是不断的减免钱粮、赈灾。我们就要问:这些“仁政”真的能落到老百姓头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官僚系统是否清廉、监察系统能否独立有效的运转。
  
  像朱元璋和朱棣那样对官员很“残暴”,还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来盯着官员干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的估计,他们的大部分赈灾钱粮应该是能够落到老百姓头上的;
  
  反之,在史书上被歌颂为“贤君圣主”的仁慈皇帝,像明孝宗和宋仁宗这种,虽然史书上大量记载了他们减免钱粮、组织赈灾、兴修水利的“德政”,但是下面的官僚根本不怕干了坏事被皇帝知道、知道了也不用担心受到多大的处罚,那么,这些“德政”很有可能就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好处大部分都被官僚系统拿走了。
  
  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遏制“人性中的恶”对善行带来的破坏。如果人性中只有善的一面,那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治理的首要理念就是“惩恶”,其次才是“扬善”。
  
  政府只要把社会上的恶行镇压下去了,那么在社会上、善行就会自动的发扬光大,甚至都不需要政府去鼓励、宣传;最高统治者只要把官僚集团内部的贪污腐败之徒加以严惩,那么在官僚集团内部,清正和廉洁自然就会大行其道。因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善的一面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只要没有恶去破坏它,它自己就会蓬勃的发展起来。像宣传什么仁义道德、八荣八耻、核心价值观之类的,都只是辅助手段,
  
  这些辅助手段当然有价值,但如果做的太过分,消耗了政府太多的人力物力,就可能耽误它去干正事,就是“不务正业”。像去年(2014年)武汉等城市,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市人民都被动员起来背诵那几十个字和几个道德模范,搞得基层工作人员累死累活,就是严重的浪费行政资源,属于形式主义。有这个闲工夫,不如多抓几个偷东西的、吸毒的、搞传销的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扬善”上面,耽误了“惩恶”,盗贼和豪强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善良的人民就无法生存;如果最高统治者只强调“反躬自省”、“感化”、“传播正能量”,贪官污吏也一定会越来越多,清廉的官员就无法立足。
  
  正因为如此,寄希望于儒家思想、道德教化就能把国家治理好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王霸之术的“矫枉过正”。正确的做法是“儒法相济[4],以法为主”。儒以扬善,法以制恶。政府施政是这样,政府内部的治理也是这样。对政府来说,惩恶就是最大的扬善,不仅要这样做,还要坦率的承认、公开的宣传这一点。我们不能说,道德教化是治本,惩罚制度是治标。对人性来说,善和恶都是“本”,都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性之中的,不存在一个是本一个末的问题。
  
  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他通过观察春秋时代那种可怕的统治方式之后得出的结论,在春秋时代,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脱离了他说这句话的社会背景,把它捧为抽象的真理,用来治理大一统时代的中国,就难免要犯错误。
  
  [1]《孟子·尽心下》
  
  [2]甘肃总督主管军政大事,布政使主管钱粮行政。所以虽然总督是名义上的甘肃最高领导,但不直接管赈灾银子的花销,因此送的礼反而不如布政使和兰州知府,也就是所谓的“县官不如现管”。
  
  [3]《清史稿》卷三三九
  
  [4]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外儒内法”或者“内圣外王”,这样的提法都有欠准确。儒和法是不分内外的,善行和恶性都来自于人性本身,即使对外宣传,对于社会阴暗面,也应该实事求是的揭露批判,而不是掩盖,当它不存在,只说光明的一面。“圣”和“王”同样也是如此:内心的修养既要注重道德,也要对社会现实的丑恶有充分的认识:统治手段要讲求实际,但也不能只讲王霸之术而不顾道德,因为实际情况本身也是善恶混杂的,所以,不管是儒和法,还是圣和王,都是相辅相济的。一旦区分内外,就有了阴谋的色彩,不是正道。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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