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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10-4)治乱得失·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毛泽东和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2015年08月25日 谈古说今 ⁄ 共 338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5,637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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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武则天和汉武帝这三个最著名的铁腕皇帝,在整顿吏治方面都很舍得下重手,但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朱元璋主要就是反腐败;武则天是消灭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用科举出身的人才来主导帝国官僚系统;汉武帝则主要是打击豪强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合流。
  
  这几个皇帝,对臣下并不怎么讲仁义道德,而是更多的是强调监督和处罚,用比较血腥的、恐怖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在古代的正史记录中,形象都不太好,被认为是残忍好杀、猜忌多疑的“雄猜之主”。
  
  现在我们把这几位“雄猜之主”跟朱国桢所说的“三大圣君”的治国绩效来做一个比较。分为军事、内政,以及去世之后五十年内的国家状况[1]。
  
  表:不同治理模式的最高领袖治国绩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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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表的对比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在这三个方面中,内政问题的最难以考证的,因为根据儒家官员的记录,一般都是把他们视为圣君的皇帝治理之下描述得十分美好,而把他们认为是暴君的皇帝治理下的社会描写得民不聊生。而这个“民不聊生”里面到底是哪一部分“民”很有可能是一笔糊涂账,也许真的是普通老百姓,也许说的只不过是豪强世家、权贵阶层。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情况下,我们基本还是采信正史的记载,但只作为参考。
  
  真正比较可靠、难以作假的记录,应该是农民起义、对外战争的胜败和去世之后五十年的国家大事。这些大的事件,任谁来记录历史,都是无法篡改或抹杀的。
  
  对外战争的胜负跟人民生活之间,不完全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方面,发动战争需要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消耗物资,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第二个方面,不管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战争对于保卫人民的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没有平民保护观念的古代。一旦外敌入侵中原腹地,就会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是比任何兵役和税赋都要可怕的灾难。所以,战争带来的负担不能片面理解为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比如杜甫写的《石壕吏》,描写了安史之乱后政府强制征兵,给一对贫苦老年夫妇造成的悲惨状态。但当时国家陷于一片混战,首都被叛军攻占,人口死亡数以百万计,这里面的人间悲剧就更多。如果政府不能狠心征兵来稳定局面,就会造成更多的悲剧。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的矛盾——不可能既让大家都安居乐业,又成功的镇压藩镇军事叛乱、抵抗外族入侵。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指责《石壕吏》中的政府官员残暴无情、中央政府专制独裁。
  
  古代社会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所过之处基本都要屠城。因为他们不想留下军队来镇守,这样会影响他们扩张的速度和广度,所以就把征服之地的人民全部杀光。金兵南侵、蒙古灭宋、满清入关,造成的死亡人数都以千万计。《石壕吏》中的家庭虽然悲惨,但好歹还能留下老翁和儿媳妇养育孙子。“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也就是说三个儿子中间还有两个活着。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最好的状态甚至可能是老妇、两个儿子都活着回来,跟老翁、儿媳、孙子团聚。那么这个悲剧就结束了。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民族要保持内部和平、人民生育繁衍,在古代社会,不可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制造出许多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如果人人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也不出来承担这份牺牲,那最后灭亡的时候只会更惨。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记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是很有人文关怀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战争的意义。
  
  第三个方面,军队战斗力和政治腐败程度直接相关。我们前面说过,军队不可能独立于官僚体系保持清明或者腐败。如果对外战争能够不断胜利,一般来说,内政就应该是比较清明的。像唐太宗、朱元璋、毛主席时代,能够不断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推断出来国内的官僚体系必然是比较清廉高效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战争的规模和次数来衡量人民的负担,以战争的胜率来衡量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再参考农民起义的情况,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粗略、但是比较客观的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是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文官们无法作假的。
  
  朱元璋和毛主席时代,对外战争次数不多,但胜率极高,基本就是全胜。毛时代几乎不存在农民起义的问题;朱元璋建国早期农民起义很多,但大都是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就是陈友谅、张士诚这些敌对势力的残部。陆续平定以后,到了洪武中后期农民起义就基本绝迹,呈现出天下太平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两个时代,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最好的状态。
  
  唐太宗李世民和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次数很多,胜率同样极高,说明内政应该比较清明。李世民大力反腐败,汉武帝铁腕整治豪强,都是有效果的。但力度与朱毛比起来有所不如。战争太多,有一些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李世民征讨朝鲜以失败告终,汉武帝征讨大宛和朝鲜也只是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到了贞观后期,人民负担沉重、生活困苦的情况比较突出。武帝后期,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的情况。这就比朱毛时代要差一些。
  
  比较特殊的是武则天时代。武帝、唐太宗、朱元璋、毛主席都是没有什么私心的,整顿吏治也好、打击豪强也好、发动战争也好,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但武则天不一样,作为女人,不管是以太后身份执政还是当皇帝,她的权力合法性都存在问题。在任用酷吏的过程中,既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有比较重的巩固个人权位的私心,故意制造了一些冤狱,用来镇压政治反对派。
  
  这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大批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被错杀。在武则天从皇后到当皇帝这段时间,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对突厥和契丹的战争接连失利。如果她以太后的名义长期掌握实权,那么她既不会遭遇晚年兵变,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这些问题主要都是她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作怪。不过,等皇位稳固以后,新的将领被培养起来,军队战斗力恢复,局面得以改观,最终成功镇压了契丹的叛乱,军事实力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经济社会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然后就是汉文帝,对外基本无战争,人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负担,国内经济快速的恢复性增长。但对内过度放任自流,豪强势力坐大,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没有落到人民头上。这段时期国内保持和平,几乎没有农民起义。人民生活状态整体应该好于唐太宗和汉武帝时期。但也是把很多问题留给了景帝和武帝去解决。武帝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人民负担沉重,也是在为文帝的和平政策还债。因为匈奴的威胁早晚要消灭。就像毛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不打匈奴,匈奴始终会在那里,还会跑来打你。而且越晚开打,匈奴势力越强。对豪强也是一样,你不去收拾他们,他们就会日渐膨胀。所以文帝得了仁慈的好名声,让景帝和武帝来给他收拾残局,把任用酷吏、刻薄寡恩的坏名声给揽到头上来了。
  
  如果文帝能够像唐太宗一样,一边对内休养生息,一边对外采取必要的战争来打击匈奴,一边适度的反腐败和打压豪强,那么后来武帝面临的内外军事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
  
  ——当然,也许关键问题还是文帝不是开国皇帝,没有李世民、朱元璋和毛主席那样的战争指挥能力,在建国之初就能对外大打出手,只能休养生息,把经济底子打好,军事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
  
  至于像宋仁宗、明孝宗这样的,虽然儒家学者把他们记录成圣君,称赞其内政治理的功绩,但对外战争连续的惨败,以及身后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大变法则将其内政的腐朽显露无疑。
  
  这张表里面还出现了两位前面没有细说的皇帝,需要补充介绍一下。一个是汉景帝,一个是明宣宗。
  
  [1]之所以是五十年,是因为一个官员从进入官场开始,到退休,最多也就是干五十年。五十年意味着官僚体系的彻底换血。国家领导人所选取和任用的官员就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比如今年(2015年)是毛主席去世39周年,习总书记是上山下乡那一代的知识青年,在毛主席时代就当过公社干部。到了2022年换届之后,也就是毛主席去世46年后,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就没有在毛主席时代工作过的经历了。在各个层级的干部中也都不再有毛主席时代培养和提拔的干部了。所以毛主席的直接影响,对这一届政府还有,对下一届就主要是间接影响了。
  
  [2]包括“二圣临朝”和太后、皇帝期间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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