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3天下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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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清算张居正、拿下李成梁、敢跟皇帝争论让谁来当太子的“官僚地主集团”,或者什么“代表大地主大商业资本的官僚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咋会那么厉害?
  
  为了方便,我们统一把他们称为“东林党”。它的名字来源于福建东林书院。
  
  这个书院原来是宋朝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弟子杨时讲学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当时没什么影响力,杨时去世以后,很快就废弃了。一直到了四百多年后的明朝末年,万历三十二年,从中央退下来的两个官员——顾宪成和高攀龙——再次在这里开始讲学,它的影响力才壮大起来。
  
  这两个人宣讲的政治观点,主要就是两条:一是遵守儒家的道德原则比服从皇帝的命令更重要,第二就是国家应该尽可能的少收税,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
  
  那些赞成这两条观点的人逐渐了形一个政治团体,对明朝后期的政治影响非常大,所以才有了“东林党”的说法。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政党组织,就是一群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的统称。但我们还是要称之为“党”,因为它有统一的纲领,而且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群人和这股政治势力在顾宪成东林讲学之前就有了,也不是全都和东林书院有联系,我们称他们为“东林党”只是为了方便,它包括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上的那一批人,但并不仅限于此。
  
  东林党的两条纲领,第一条是代表文官集团的利益,向皇帝夺权的。道统高于法统嘛。道统就是儒家原则,法统就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的合法权威。文官集团拥有对道统的最终解释权。如果道统高于法统的话,那么皇帝的命令跟道统有冲突的,就得以道统为准。这就是分了皇帝的权。
  
  第二条是代表大地主和大商业资本的利益的,就是尽量少收税,特别是对工商业征税。打的旗号呢就是藏富于民,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鱼肉百姓。但国家打仗需要花钱、赈灾需要花钱、兴修水利等等需要花钱怎么办?那不管,反正别找大地主大资本要钱,自己想办法去。
  
  因为有这第二条,东林党才能获得经济支持。像顾宪成和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就有人捐助土地有人捐助房屋,当然还有很多人捐钱,以支持书院的运营,背后就是大土地大商业资本在支持。
  
  这样一个政治势力同时提出这两条纲领,代表了官僚集团与与资本的合流。他们在官场上的代表,我们就称之为“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利益的官僚集团”,就是这么来的。
  
  这两条纲领,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都有非常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历史渊源,里面包含了足以毁灭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强大力量,比努尔哈赤的铁骑、西方殖民者的火炮,威力还要大。李成梁能够压制努尔哈赤,但股力量可以拿下李成梁;戚继光可以消灭有西方殖民背景的大倭寇,而这股力量可以轻松灭掉戚继光;岳飞可以抵抗金兵的铁骑,最后也还是死在了这股力量的手里。
  
  我们先讲第一条纲领的来龙去脉。
  
  官僚集团与皇权的斗法,由来已久。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说过,中华帝国皇帝的权力,主要是来源于战争。皇帝的本质,是军事领袖兼任政府首脑——他首先是军事领袖,然后才是政府首脑。所谓“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在政务前面的。
  
  中国文官体系的前身,实际上是军事领袖的家臣。古代社会部落征战,谁能带领大家打胜仗谁就能成为部落领袖。部落领袖的职责就是保护部落和对外掠夺。那个时候部落比较小、经济社会结构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内政问题需要管。但是这个军事统帅不能光会带着大伙砍人,还必须考虑打仗的后勤问题,需要在部落内部分摊打仗的成本——也就是征税的雏形,需要储备管理战争物资等等。这些事儿在政府形成之前,是没有专业人士去干的,军事统帅就会让家仆去兼管一下。
  
  等到后来部落之间互相兼并,形成统一的国家,有了政权组织,这些兼职就慢慢的变成了正式职位。比如,所谓宰相,在家为宰,外出为相。“宰”就是杀牛宰羊负责祭祀的,“相”从“目”,就是在这主人旁边东看西看给主人当耳目的助手。从家宰到丞相,就体现了从军事首领的管家变成整个国家的行政首脑的过程。还有像尚书,原意是给首领管理书籍资料的仆人,后来才成了各个中央部委一把手的称谓。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讲过这个问题。汉朝的九卿,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名字几乎都是从家臣演变过来的。
  
  比如,太常,又称奉常,就是“尝”,祭祀的时候负责尝一下肉和粮食有没有煮好的家仆;太仆就是直接从“仆”字来的,原意是首领的车夫;卫尉,就是首领的贴身护卫;廷尉,是给首领看大门的;大鸿胪,鸿就是鸿雁,胪是月字旁,月字旁在汉语里面一般跟身体器官有关,比如肠、肺、腑、肝、胃、肌、腿、骨等等都是带月字的,胪是指的腹前壁的肌肉和筋膜,古人认为这个地方是用来发声的,鸿胪就是到处跑来跑去大声传达消息的仆人,也就是跑腿报信的;宗正是打理宗室关系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原来部落首领的家臣、家仆,部落国家化以后,才变成了中央政府负责各方面事务的官员。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化,是先有军事系统,再有政府系统。在部落或王国时代,行政官员本来只是军事系统的附庸,是军事首领的家仆临时干点兼职发展出来的。
  
  从家仆到政府官员,官僚集团就慢慢的产生了,并逐渐有了天下国家的意识。他们觉得自己不能仅仅是家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再是只对皇帝负责,还要对国家的兴亡负责——这是好的一方面,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对于他们好的方面,我们在第一卷里面已经大力表扬过了,这里就不再细说。
  
  另一方面,官员们也发展出来了独立的利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对上要分皇帝的权力,要争取能够压制住军事集团,让自己这个集团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对下要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搞贪污腐败土地兼并等等——这是不太好的方面。
  
  他们的这种诉求,第一方面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就是把孔夫子的思想逐步发扬光大,形成所谓的“道统”。孔子的思想,是劝说军事独裁者(也就是各国诸侯),不要横征暴敛、不要随意发动战争,要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爱护老百姓;作为回报,老百姓也就会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热爱和忠于国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人民安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社会。当时基本没有人听他的,孔子只能专心于搞教育,培养弟子从政去实践他的理念,收效甚微。
  
  汉朝的董仲舒把孔子的这些基本理念上升到了“天道”的高度,儒家的“道统”的观念有了雏形。但他认为皇帝是代表天道的,“道统”服从于“法统”,换来皇帝认可儒家思想、重用儒家学者。
  
  到了宋朝的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那里,“天道”被解释成了一个客观的东西,通过“格物致知”等哲学方法可以推导出来,皇帝不掌握绝对的解释权了,而是由儒家学者掌握最终解释权,“道统”与“法统”分离。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跟文官系统的势力壮大是相辅相成的。
  
  战国和秦朝,重点是法家思想,这其实是军事集团的治国方式,啥事情都用严酷的刑罚来解决;到了汉朝,中国在军事上已经很强大,不怎么担心外敌入侵了,大一统的格局比较稳定,文官治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儒家地位开始上升,开始儒法杂用。
  
  ——需要注意,汉朝只是开始重视采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传说是后来儒家学者在编写历史的时候,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厚着脸皮编出来的。武帝只是对董仲舒的文章表示欣赏,既没有说过要按照这个来治国,也从来没有重用过董仲舒——只是把他派去给藩王当老师。目的很明确:用董仲舒那一套忠君的理论来劝说藩王们老实点,不要造反。仅此而已。武帝执政真正的核心团队是主父偃这样的纵横家、桑弘羊这样理财专家,以及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武将勋贵。
  
  汉朝中后期,朝廷里面的儒生文官越来越多,但对国家大政仍然不起主导作用。汉宣帝(武帝的曾孙)的时候,太子刘奭(shì)性格柔和、喜欢儒术,曾劝宣帝要轻用刑罚、重用儒生,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天下。宣帝听了很生气,教训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里的“德教”和“周政”都是指的儒家思想。宣帝的话说的很清楚:汉朝制度始终以王霸法家为主,杂之以儒学等百家学说而已——不存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回事。
  
  汉朝文官地位较低,国家统治阶层实际上还是军事贵族。汉朝的外戚就是军事贵族的代表。皇帝一般会跟军事贵族联姻,或者说从姻亲中选拨将领,形成真正的国家统治集团。文官地位还没有摆脱军事系统附庸的地位。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这些统兵大将都是汉武帝他们家亲戚,东汉“燕然勒石”的名将窦宪是太后的侄儿。这都不是偶然的。汉朝的传统就是把兵权交给这些皇亲国戚。
  
  汉朝所谓“外戚乱政”,从理论上本来讲不通。如果外戚掌权只是因为跟皇帝有亲戚关系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有皇帝的支持才能掌权,但汉朝外戚还能废立甚至杀掉皇帝,这说明他们除了是皇帝家亲戚外,还有别的权力来源。核心就是他们其实是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权。西汉最有名的外戚权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当权的职位是大司马大将军而不是丞相或者大司徒这种文官领袖;东汉最有名的外戚梁冀也是从校尉升上来做到大将军的,走的是军队升迁路线而非文官升迁路线,最后掌权的职位也是大将军,不是丞相。王莽篡权,也是以大司马的身份掌握军权然后开始封为公爵、加九锡的。汉朝外戚政治的本质,主要是军队篡权。
  
  隋唐建立了科举制度以后,特别是“武周革命”以后,职业文官体制逐步完善,儒家士大夫的势力才开始真正壮大起来。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正式册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的这个“王”不是皇帝以下的亲王郡王,而是周天子“文王”、“武王”的王,跟皇帝是一个级别的。这才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真正的“独尊儒术”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过去了八百年。
  
  到了唐中后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韩愈在《原道》这篇文章里面,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的概念。“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也就是儒家的“圣贤之道”从上古的圣贤尧舜禹开始,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再到孔子、孟子,世代相传。这个“道统”的传承是独立于皇帝世系传承的,跟谁当皇帝无关,跟改朝换代无关。这是儒家士大夫阶层取得了政治主导权,成为了一个可以与军事统治集团相抗衡的独立政治势力在理论上的反映。
  
  韩愈等人的“道统”思想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认为孟子以后,“道统”没有人继承了,一直到他们这一代人才又从新发扬广大,所以叫“儒学复兴”。汉儒包括董仲舒被踢出了儒学正统的行列。在唐儒看来,董仲舒的思想是附和皇权的,独立性不够。《原道》里面最后说了一句很大胆的话:“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就是说,(根据儒家学者虚构的上古历史)在周公以前,儒家圣贤是当君王的,所以儒学能够大行其道;周公以后,儒家学者只能当大臣,就只能以发表言论为主了——多么遗憾啊!这几乎就是暗示儒家学者应该起来造反了。
  
  到了宋朝,儒家文官果然造反成功,全面压制了军事集团,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
  
  唐朝每次科举只有几十个进士名额,而宋朝每次录取数百人,科举出身的士人迅速占据了国家权力机构。宋仁宗时,士大夫阶层的势力达到了顶峰,龙图阁学士蔡襄就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从行政官员到边防大帅,再到皇帝的近侍,全部被文官占据,武将被全面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就非常弱势了,国家大事几乎完全由文官决定。这个时候出现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就是必然的:它是文官士大夫逐步压制皇权,试图在理论上来论证“道统”高于“法统”的必然结果。“理学”是“道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它区别于道学的主要之处是不仅承认道统,而且建立了一套抽象的哲学体系来证明“道统”是宇宙真理,即使皇帝也无权质疑。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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