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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10汉唐归来: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及其失败

2015年11月26日 谈古说今 ⁄ 共 332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3,068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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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吸取宋朝灭亡的教训,从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格局。军事勋贵再次成为了皇帝权力的重要支柱,科举文官集团的地位比宋朝就大大的降低了。“不杀士大夫”成为了文官们遥远而美好的回忆。贪污腐败的会被剥皮实草,拉帮结派不负责任的乱讲话,则可能被抓起来打板子——也就是“廷杖”制度。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面说,廷杖是严重侵犯人权、侵犯人格尊严的野蛮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落后的表现。这样说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到宋朝的文官们被娇惯的太厉害,最后把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差点给搞没了的历史教训,偶尔打几次板子似乎也并不怎么过分。
  
  打板子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它是中国古代审讯犯人的常规手段。宋朝的时候也有,只不过专门用来打老百姓的屁股,官老爷们自己不用担心被打。现在朱元璋竟然用它来对付士大夫,大家才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侵犯人权,大大的震惊了,在历史书上郑重的记录下来,以供批判。
  
  朱元璋为明朝设计的政治体制,充分吸收了历朝历代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文官统兵的制度被取消了,丞相这个文官首领的职位也被取消了;皇亲国戚重新掌握统兵之权——主要就是朱元璋的几十个儿子们来掌权;练兵调兵之权则掌握在纯武职的将领手里。中央设立完全由武将管理的五军督护府来管理军事,直接向皇帝负责;五军督护府下设都指挥司,相当于省军区;再下面是各个卫所,相当于军分区,完全的军事条线垂直管理,文官无权干预。
  
  军事条线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也就是军屯的土地,不需要依靠文官系统的税收。军屯的土地数量非常大,大概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
  
  洪武二十八年的丈量数据是全国有耕地850万顷,但是又很多文献(包括最权威的《明实录》)中都说征税土地是四百多万顷,直接少了一半。后世有一些学者搞不清楚,就说朱元璋是测量错误,明朝的实际耕地只有四百多万顷。包括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名著《十六世纪明朝的财政与税收》里面也犯了这个错误。后来清朝初年统计出来耕地有五百多万顷,有人就根据这个来说清朝开国才几十年,就把土地恢复得比明朝鼎盛时期还要多。这是错误的。
  
  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时期,耕地是一千一百多万顷,是清朝初年的两倍还多。核心误解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土地是军事系统掌握的,由各个卫所直辖,里面有军人屯垦,也有普通的老百姓耕种但是粮食直接上交给军队。像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的户籍就是海南卫,他们家就是生活在卫所管辖的土地范围内的普通居民,不归行政系统管。
  
  军队掌握的土地情况由五军督护府直接向皇帝汇报,文官系统不掌握具体情况,只能知道一个总数。所以才有了总面积是八百多万顷,而征税土地只有四百多万顷的区别。军屯土地上交的粮食叫子粒粮;普通田地上交的才叫税粮。比如辽东、海南、贵州这些边境地区,在文官系统统计的四百多万顷土地帐里面,耕地面积就是零,这显然不可能[1]。
  
  这样,明朝皇帝的权力就有了两根巨大的支柱:一根是五军督护府下面的军事系统,高层是跟朱元璋打天下的勋贵集团,中下层是职业武将;一根是中央六部控制的文官系统。这两个系统互相制约。然后朱元璋再搞了一个锦衣卫来充当独立的监察力量。
  
  这个制度体现了汉、唐、宋各自的政治体制的优点,有汉朝的皇亲国戚统兵制度,有唐朝的武将勋贵集团练兵带兵制度,有宋朝的完全利用科举来建立职业文官体系的制度,再加上朱元璋新增的锦衣卫监察制度,是帝国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是相当完善的。所以朱元璋才信心满满的说,我制定的是一套万世不易的制度,后世子孙千万不要变动,就可以保证大明江山永固了。
  
  朱棣在靖难之役以后,实际上剥夺了皇亲国戚统兵的权力,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武将勋贵集团,设立内阁来适度加强文官的权力,同时加设东厂来增加监察系统的权力,算是作了微调,大的格局没有变。
  
  历史上唐朝的寿命最长,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它各方面势力互相制衡,不像西汉东汉那样军事贵族太强,也不像北宋南宋那样文官集团太强。明朝的政治设计比唐朝更均衡,皇帝位置很稳当,从来没有将领、太监或权臣的权力大到可以威胁皇权;内政的治理,几乎完全由科举文官系统来执行,经济社会管理的理性化程度胜过汉唐;同时,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又远胜宋朝,疆域之广,可与汉唐媲美。所以它成了一个疆域广阔、政局稳定、经济社会持续繁荣的伟大朝代,核心就是它顶层设计做得好,是中国古代帝制发展的顶峰。
  
  按照这个规律,明王朝的寿命原本是可以比唐朝更长的,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大一统王朝。但实际上明朝的寿命跟唐朝基本差不多,还少了那么十几年。这是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帝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古代世界已经进入了尾声,世界开始进入近代。欧洲开始发展起来,大航海时代来临,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通了从欧洲前往印度的航线;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并与五年后到达中国。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洲,并在那里发现存量巨大的银矿;1526年,日本石见银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产量与南美洲不相上下。全球航线的打通和充足的贵金属货币供应两件事情,使得全球贸易迅速兴旺发达起来。
  
  这个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日本这个一直非常落后的岛国,因为海上贸易和银矿开采而迅速强大,对中国造成威胁。倭寇问题在明朝中期变得非常突出,国家军事重心从北方向东南沿海转移,北边的蒙古和女真部落就趁机发展壮大起来,蒙古的俺答汗趁北方空虚的机会,再次深入到北京周边地区劫掠,给中国北方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到了万历年间,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中国被迫出兵应战。中国北方的精锐部队全部拉过去打日本了,这时期又正好跟李成梁第一次被东林党搞下台重合。这就为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遇到了来自海洋和陆地的双重威胁,应顾不暇。
  
  更重要的是:海洋贸易的繁荣,在东南沿海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富豪集团。这个集团通过城镇手工业和对外贸易,把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搞到的白银一半多给赚了过来。中华帝国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的,面对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个制度就不够用了。朱元璋朱棣再怎么精心设计制度,也想不到两百年后会遇到这样的对手。这个新兴的利益集团用新的生产方式和巨大的财富来对抗帝国体制,与文官集团联手,共同对抗皇权,核心诉求就是拒绝缴纳商业税。
  
  当时中国的财富基本都集中到了东南沿海,朝廷中的官员也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富商家庭,或者跟他们有姻亲关系。这就促成了东林党的第二个纲领:国家要少收税,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要尽可能的减少干预和控制。
  
  为了少交商业税,官商合流的权贵集团与皇帝进行了激烈的抗争。这成为了晚明朝廷政治斗争的主旋律。凡是主张少收税的一概被文官们称赞为藏富于民、爱惜民力的千古圣贤,而想要多收税的则是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之徒。最后斗争的结果,是皇帝失败了,官僚集团胜利了。帝国税负绝大部分被压到底层农民身上,军队连工资都发不出,频繁出现军事哗变,在对后金(清)的作战中不断失败,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也无能为力。
  
  当有着上千年古老传统的官僚利益集团与这个新兴的工商业资本集团联合起来之后,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帝国体制便再也无法与之抗衡。宋朝灭亡景象再次出现:官僚集团的腐败不可遏制,严重党争使政府运转限于停顿,戚继光、李成梁、毛文龙等真正能够统兵抵御外辱职业武将遭到清洗甚至杀害,政府税收体制僵化,权贵集团掌握巨大财富却很少纳税,农民税负和劳役沉重得无法生存——政府极穷、军队极弱、人民极苦、权贵极富。大明王朝随之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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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军屯土地与卫所制度的详细考证,参见著名明史学家顾诚先生写的《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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