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11明朝:一个重商抑农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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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保守王朝。这完全说反了。明朝是一个名义上重农抑商,实际上重商抑农的王朝。这个“重”和“抑”不是体现在政治待遇上、政治口号上,而是体现在税收上。国家税收九成来自于农业,商业税税率极低。你说是重谁抑谁?
  
  明朝的税收制度非常奇葩,是定额税收制,也就是每年3000万石粮食左右。这个制度是朱元璋定的,他登基以后国家税收年年增长,一直增长到3200万石左右。他下令说,税收已经够多了,足够政府开销了,以后永远都按照这个额度收税,不许增加,剩下的财富要全部藏富于民。
  
  就这样,以后明朝经济继续发展、人口继续增长,税收始终就这么点,人多了就大家分担,每人少交点。中间有过微调,农业税减免过几回,又有一部分则算成了银子,商业税收有所增加,但税收总量是大体保持不变的。到了明朝后期,万历皇帝的时候,大概是:
  
  “(农业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1]”
  
  也就是说,来自于农业的税收(粮食加直接交的银子)大概2300万两,其它跟工商业有关的税收总额340万两,总共2640万两。
  
  基本上,明朝的税收,我们就按照2700万两银子、或者3000万石大米算,比较好记。两百多年了,朱元璋时期的人口也就六七千万,万历时期人口最少1.5亿,最多的估算是4个亿,取个中间值,2.75亿。人口增长了四五倍,税收还是那么多。平摊下来,2.75亿人每年交给政府的税收2600多万两,平均每个人的税收负担只有0.1两白银,能够买大概15斤大米。这就是明朝的税收水平。
  
  如果按照大米价格折算,相当于今天的五六十块钱人民币。不过古代大米的价值比今天高很多,但再怎么高,万历时代的1两银子的实际价值也不会超过今天的2000块钱,0.1两银子也就相当于200块钱。直观来说,0.1两银子在万历时期可以买5斤鲜鱼,或者3斤重的公鸡,或者5斤茶叶;万历年间,北京劳务市场上,普通民工忙活一天,能挣纹银5分,也就是0.05两[2],0.1两银子相当于民工两天的收入——这就是明朝老百姓平均每年需要交给国家的税。
  
  今天中国的人均税赋是多少呢?201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总量是14万亿,中国大概13亿人,相当于人均交了1万块钱的税。
  
  也就是说,明朝的人均税负,只有今天中国的五十分之一,非常非常低。
  
  当时明朝官方统计的耕地是一千一百万顷,也就是十一亿亩地,当时北方亩产大概1石,南方则可以达到2至3石,甚至更高。名义上有四百多万顷军队屯田的粮食是没有算入纳税范围的,但明朝后期军屯破坏极为严重,十不剩一,军屯土地已经不用来供养军队,军费都要国家发,所以最多还能剩下一百万顷,这样从理论上讲需要纳税的田亩估计在一千万顷。按照亩均1.5石来计算,明朝粮食年产量是15亿石,3000万石大米也就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左右。这还是只算了粮食,如果算上城市工商业创造的财富,明朝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就更低。而2014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2%,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7%,都是明朝的十倍以上。
  
  所以说,从账面收入来看,明朝是一个超低税负的国家。当然,在账面收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税负,就是劳役。劳役就是政府无偿的征用劳动力去从事驿站服务、道路运输、工程修建等等。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具体多少无法计算,有可能是正税的很多倍。但是有一点,就是劳役跟土地和户籍挂钩,只有拥有土地或者在居住在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才会被加派劳役。这是农业帝国管理的基本逻辑。而商人则不用承担或很少承担劳役,而且商人们雇佣的城市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地区进城的非城市户籍人口。这些人进城,要么是为了打工赚钱,或者就是为了逃避农村地区的税收和劳役,跑到了城镇地区就业,总之就是基本不用承担劳役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平均每人每年只交0.1两银子的税,而且其中87%都是农业税,商业相关的税收(包括商业税、通过税、进口关税等等加起来)只占了13%,而劳役则几乎全部由农村居民承担,明朝也就成了工商业发展的天堂。
  
  在朱元璋时代,国家刚刚经过战乱,商业不太发达。朱元璋觉得从农业里面征收的3200万石粮食已经足够了,而且当时的商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所以他就没怎么把商业税放在心上,下令凡是跟农业相关的工商业活动包括车船运输、农具生产、农产品加工和交易等等全部免税。其它不免税的工商业活动,则按照“三十税一”的标准来征收[3],也就是3.3%的营业税——今天中国的营业税税率是6%。茶叶属于官方特许经营的物品,税率最高,也不过十五税一。
  
  更有意思的是,明朝的很多商业税按照宝钞来计价。明朝的宝钞——也就是官方发行的纸币——由于没有准备金,贬值速度非常快。到明朝中期已经基本没有人使用,它的主要用途就成了皇帝印来发给官员作为精神奖励。比如朱元璋曾经奖励朱棣一百万贯的宝钞,朱棣也不会当真去换成银子;我们在第一卷也讲过,明宪宗朱见深奖励给著名清官秦竑一万贯的宝钞,也是荣誉,秦竑拿到手也没办法真的去兑换一万贯铜钱出来。到了明朝后期,宝钞就跟废纸差不多了。商人交易用的是银子,交税的时候用宝钞按照面值来交税,就基本等于不交税。万历年间,有一年,云南省一年的茶叶税只有17两,全浙江一整年交的茶叶税竟然只有6两银子,简直笑死人。当时的学者就评价说,浙江的茶叶经销商已经早就不知道国家还有规定卖茶叶要交税了[4]。万历六年(1578年),浙江金华——这里当时商贸业极为繁荣,全年只交了7两银子的商税。当地的地方志坦率的承认,商税已经停止征收很长的时间了[5]。
  
  综合来看,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税负最低的时代(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算进来也是一样),没有之一。
  
  明朝的皇帝还是跟古代皇帝一样,非常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祈祷风调雨顺,还要象征性的去农田里面劳作一下。而商人的政治待遇在名义上是很低的,“士农工商”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商业还是被认为的末流,参加过科举的秀才见了县太爷可以坐着说话,而商人按规定则必须站着,类似的歧视性规定也确实不少。
  
  但问题是,国家的税收和劳役负担几乎全部由农业和农民来承担,这种名义上的重农抑商没有实际意义。站在商人的立场来看:政府把你捧上天、抬得很高,天天烧香拜佛祝你发财致富,但是狠狠的征税;还是在政治上歧视你,说你是末流,但基本不征税,哪个更好?
  
  对商人来说,肯定是后者好啊,对不对?
  
  而且那些名义上的政治歧视,诸如商人不准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之类规定,这不准那不准的,到了明朝中后期,基本没人遵守,政府也没工夫去管这些闲事。万历时期,有三任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都是出身于商人家庭,可见商人政治地位并不低,并没有遭受什么有实际意义的歧视。
  
  明朝的这种农商政策,跟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很相似。国家一再强调“劝课农桑”,但税收基本都从农业上来,而对农业之外的其它产业则基本不征税。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宰相晁错就总结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跟我们讲的:名义上重农抑商,实际上重商抑农,是一个意思。
  
  经常有人喜欢举例,说宋朝的商业税收占到了国家收入的80%,而明朝商业税收只不过十分之一,所以宋朝商业极度繁荣,而明朝商业活动非常落后。这是不对的。征税越多越繁荣的逻辑有问题。宋朝商业税收占的比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方对商业活动控制严格,把商业活动的大部分利润收归国有了。
  
  宋朝有着非常广泛的“禁榷”制度。“禁榷”就是禁止民间自由交易,必须由官方来经营获利的制度。
  
  政府专营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制定了“官山海”的制度,也就是把山海的产出(铁和盐)列为官府专营的的物品,后来纷纷为各国所效仿。秦朝也继承了这个制度。汉朝初年因为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废除了盐铁专营。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筹集远征匈奴的军费,又再度恢复,食盐、酿酒和冶金行业都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获得的经营利润全部归国家。这就相当于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冶金企业征收100%的所得税。
  
  汉昭帝的时候,专门召开了一次盐铁专营制度学术研讨会,把全国各地的专家请到长安来讨论盐铁专营制度的利弊得失,编纂了学术论文集《盐铁论》。讨论的结果是政府管制太多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存在腐败低效和民间积极性受挫的问题,遂适度放开了盐铁专营,允许民间自行酿酒,关中地区的冶金行业也对民间资本开放。
  
  后来历朝历代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专营制度。到了宋朝,这种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国家需要花很多钱养着一批庞大的常备军,还要给庞大的文官集团发高工资,还要对外赔款等等,财政收入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禁榷”制度就搞得非常广泛,不仅是盐铁专营的问题,茶叶、酿酒、明矾、煤炭都在官方专营的范围内。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所谓宋朝的商业税收占了财政收入的八成,其中超过一半是来自于官方垄断收入。
  
  宋朝的“禁榷”制度有多么暴利呢?有一个很绝妙的例子可以作为对比,就是燕云十六州的盐价。在被辽国占据的时候,没有禁榷制度,食盐价格是每斤11文;后来金国灭了辽国。北宋以每年向金国进贡银20万两,绢20万匹,钱100万缗为代价,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部分土地。然后,北宋就在这里开始搞“禁榷”,立即把食盐价格涨到每斤250至280文的水平[6],增长了二十多倍。
  
  ——燕云十六州的人民,好不容易盼来了代表中华正统的大宋,想不到这个腐朽的大宋竟然比辽国政权还要搜刮无度。这就有点像当年国民党打日本,不断的丧师失地,因为美国苏联的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才得以恢复。但是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至极,收复领土以后,把“接收”变成了“劫收”,搞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就有民谣说,这叫:“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由于民心尽失,“抗日胜利”后四年就被共产党打倒了。北宋也是,收回燕云十六州后两年就被金国灭亡了。
  
  由于盐价太高,对私盐的处罚又极重,穷人吃不起盐在宋朝成了常态。苏东坡有句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苏轼《山村绝句》),说的就是这种状况。但宋朝政府并不害怕这个,文官们发明了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食盐附加税”制度,直接按照人头收盐税,不管你买不买,只要有这么一个人,都要交那么多的盐税,每年交其它正税的时候一起交上来,然后官方给你发一点质量很差的盐,算是强买强卖。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明朝多多少,在盐上的财政收入却是唐朝和明朝的十倍,这里面有多黑就不难想见了。就这样的收入,也被一些吹捧宋朝的人算到“商业税收”里面,作为宋朝商业空前繁荣的证据了。
  
  除了禁榷以外,宋朝还有很多苛捐杂税繁多。朱熹称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此外,宋朝还开创了无数新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当时的人都不能列举清楚,称为“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简单来说,就是宋朝所谓占了八成税收的“商业税”里面,“禁榷”收入占了一半多,苛捐杂税又占了两三成。
  
  除了这些以外,剩下的所谓“商税”也水分很大。因为两宋所征商税不仅仅针对商业活动,而是几乎所有能创造价值的活动,比如自己家建房子,要收税;婚丧嫁娶,也要收税。贩运物品过关当然要收税,但如果不带商品只带银子、铜钱也要按照比例收税,甚至进京赶考的学子,通过税关的时候也要被搜身检查带了多少钱,按比例抽税。
  
  所以北宋末期和南宋时期,国家财政收入里面农业税收入比例低,并不能推出来两宋商业繁荣程度有多高,只能说明它收税厉害。宋朝才是一个真正的“重农抑商”的朝代,因为它对工商业活动的盘剥太厉害了;而明朝则是“重商抑农”,因为它极少征收商业税,国家税收和劳役绝大部分来自于农业,除了盐业专营以外,其它方面几乎完全放开私人经营,而且盐业专营的收入也不到两宋的十分之一。
  
  南宋后期,海上贸易发达,工商业确实比较繁荣,这是事实。宋朝在商业方面最大的进步是允许市场自由摆摊、而且大城市晚上还可以经营,不像汉唐一样严格划定商铺、交易种类和交易时间。但进步有限,不宜吹捧过度。唐朝的时候,曾经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发展。到了宋朝,市集禁令取消,非官营的“草市”、墟市以及庙院集市日渐扩张。不过,它们的功能都非常传统,无非为方圆几十里的农户提供日常消费品的交易场所,“布粟蔬薪之外,更无长物”。
  
  跟明朝比,那就差的太远太远了。
  
  [1]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2]沈榜【明】《宛署杂记》,卷15
  
  [3]《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4]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338页。
  
  [5]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306页
  
  [6]徐梦莘【宋】《三朝北盟会编》卷24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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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看看现在的税,简直就是讽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