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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13户籍改革:明朝的新型城镇化运动

2015年12月04日 谈古说今 ⁄ 共 210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36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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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明朝传统的城镇化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明朝政府遂开始逐步推动“新型城镇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户籍制度。为了适应城镇化和商业繁荣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连科举考试都跟着作了调整。因为每个省有固定的举人名额,跟我们今天高考高校录取名额分配到每个省是一样的。应试者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科举,才可能中举。但是明代中期以后流动人口数量太大,州县“土著人少而客居多”,如山东临清,到这里来做生意的徽商及其家属随从等竟然比本地户籍人口还多。这个时候,政府就专门设了“商籍”。它是“附籍”的一种,商人如因经商而留居其地,其子孙户籍就可以附於本地,称商籍。
  
  “附籍”制度在朱元璋时代是没有的,就是专门为人口流动量身定做的。是朱元璋死后三十八年,由他的玄孙、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元年(1436年)下令设立的。有了附籍,流动人口就可以异地参加科举考试了,也方便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相当于今天的“居住证”制度。这个改革解决了商人等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有力的促进了明朝的人口流动和商业繁荣。嘉靖六年(1527年),嘉靖皇帝下旨,凡是在北京地区居住很长时间,又买了房子的,允许他们在北京附籍。
  
  附了籍的,在本地参加科举考试,就会占用本地的举人名额。因为当时也存在某些省份科举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特别是江南地区文风鼎盛,录取比例比北方要低很多。像北京顺天府,因为是首都嘛,官宦子弟很多户籍都在这里,所以录取名额就比较多,录取比例高。这跟今天北京的高考录取比例高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照顾中央官员的子女。所以就有一些人利用“附籍”制度,到录取比例高的地区来参加科举考试。比如,外地人本来没有在北京长期居住的,也买个房子,托人走后门把儿子户口办到北京来。这在当时被称为“冒籍”。
  
  嘉靖年间,浙江会稽人章礼参加北京顺天府的科举考试,竟然考了顺天府第一名。马上就成了新闻,被指责为冒籍。就跟现在一些“高考移民”不小心考了本县或本市的状元,就会被媒体拉出来炒作一番。有的人甚至因为这种曝光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当时这个事儿也闹得不小,竟然反应到了嘉靖皇帝那里。嘉靖皇帝自己也是外地户口进京当皇帝的,在这方面比较开明,说:“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1]这个事儿才算是过去了。从此后“科举移民”就成为了被官方默许的准合法行动。
  
  ——明朝户籍制度的这一系列变化说明,明朝政府、明朝皇帝思想都还是很开明的,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的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而不是用一套僵化的制度去限制经济发展。经过改革之后的明朝户籍制度,在某些方面比今天中国的户籍制度还要开放。今天外来流动人口要想在北京参加高考,占用北京人的高考录取名额,仍然是不可能的,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不仅没有放开,反而越收越紧,连明朝都不如。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繁荣,不仅是经济社会自发增长的结果。也是定额税收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顶层设计有力促进的结果。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支撑下,中晚期的明帝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中心。每年出口天量的手工业品到全世界,物美价廉。美洲和欧洲地区的许多手工业者因此而破产倒闭。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2],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白银像流水一样的进入中国。
  
  欧洲当时正在兴起所谓的“重商主义”思潮,也就是把白银的流入视为国家财富增长的象征,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赚钱。但是根本挡不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的趋势。为此法国和西班牙统治者都曾经多次下令:前往亚洲地区贸易,每次携带的白银或者银币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以限制白银流往中国的速度。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据学者估计,每年从欧洲流入明朝的白银数量大约50吨,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约100吨。明朝中后期,大约有一万五千吨的白银流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抢来的白银超过一半被中国人赚了过来。就像今天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中国的美元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一样,只不过明朝储备的是比美元更可靠的白银,而且明朝手工业品在国际上的声誉比今天的“中国制造”要好。不仅是性价比高,档次也更高,质量工艺水平比欧洲日本的好的多。当时就有法国制造商把自己的商品印上“中国制造”的标志来欺骗消费者。那个时候是欧洲日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中国生产正牌高档货。[3]
  
  [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
  
  [2]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载《中国史研究》,1988(3)
  
  [3]本节和上一节关于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状况的资料,未注明出处的均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573-1644》,《导论》第二节《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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