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14晚明:花到荼蘼的浮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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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长期繁荣的结果之一,是社会风气日渐奢华。
  
  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唯恐过奢,伤财害民。”在灾荒之年与后妃同吃青菜粗粮,严惩贪污浪费。明成祖朱棣也相当节俭,有一次看见宦官用米来喂鸡,就大骂他们“暴殄天物”,说像这样养一只鸡的花费,足够饥民一天的饭钱了。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越来越发达,民间日益富裕,奢华之风就慢慢的兴起来了。
  
  奢侈的花样不用细说了,反正就是不差钱嘛,可着劲的糟蹋各种好东西,讲排场、攀比等等。明初规定民间盖房子厅堂不能超过三间,超过了就是违制,要处罚的。但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南方盖房子就没人管了,富豪家的豪宅盖的跟王府没啥区别,不要说三间,十间八间也多得是,而且还是精装修,一个大堂装修花费上千两银子是常事。
  
  在这些方面,历朝历代的富豪们都是一样的,不过明朝经济更发达、物产更丰富,所以名堂更多一些罢了。真正比较有特点是这么几个事情:
  
  首先是男性着装女性化。这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人民群众闲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个跟今天的日本、英国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社会风气很接近,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腐国”嘛。
  
  明朝后期的江南沿海也是腐国。有钱有势的人家,女人家的着装,早就已经千奇百怪,不足为奇。男人一般来说装束是比较正式简洁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底层的老百姓也穿的不错了,而且服装违制的情况非常普遍,传统士大夫、贵族的装束,只要你买得起随便往身上穿、头上戴,没人管。这样富贵人家就得花样翻新,搞点有创意的,不然就跟穷人一样了。
  
  比如,以前的士大夫头上都戴方形的云巾,这是身份的象征。但是江南地区后来连拉车的、运货的、跑腿的全都带着云巾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这东西你再戴就不能显身份了。所以就开始兴戴“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
  
  这些头巾听名字都还有一些复古风韵,但古代的风格总有限,戴多了之后也不流行了。接着就出现了没有古代意味的“时样”,也就是新鲜设计的时尚头巾,不受什么风格限制,怎么设计得新奇怎么来。
  
  除了头巾,衣服也是一样。男人的衣服设计过来设计过去,难免单调,于是就会染上更丰富鲜艳的颜色。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会穿着大红大紫甚至花衣服、花裤子出来凸显个性。“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普通人家的青年男子,也跟着穿上了女装,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万历年间,浙江地区的男人们“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
  
  明朝初年,国家规定妇女的头饰不能用金玉,最多只能用银。至于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是唯皇后、王妃才能穿戴的。但后来女人们头上插的金玉、翡翠、珍珠什么的都不足为怪了,各种限制没人管。真正有意思的是连男人头上也开始插花、戴金玉簪子等等,不一而足。
  
  明代李乐写的《见闻杂记》里面就说,他在浙江湖州做官的时候,很多生员“口脂面药”,就是嘴上要抹上胭脂、脸上要打粉底,还要“俱红丝束发”,就是用红色的丝巾把长发系起来。再配上前面说的花衣服,基本都是女孩儿打扮了。这帮人既不是街头浪子,也不是闲的没事的公子哥,而是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学子,竟然也穿成这样。李乐很感慨的作了一首打油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不仅男人穿女装,女性也开始流行穿男装,还流行过穿道袍的,总之就是彻底混穿了。一个安徽文人萧雍在其著述《赤山会约》里面感慨说:“女戴男冠,男穿女裙,阴阳反背,不祥之甚!”
  
  再发展到下一步,就是不仅青年男子,那些原本该一本正经的四五十岁的老男人们也跟着花哨起来。到最后,最严肃刻板的国家高级官员,上班穿朝服,回到家也要换上鲜艳明媚的衣服美一把。万历时期的尚书周莲峰就是上班穿官服,一回家就穿上红色的衣服待客。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内阁首辅张居正,穿衣服极其讲究,喜欢以纯白色的丝绸为底,绣上五颜六色的图案,“冰纨霞绮……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吃一顿饭就要换一身衣服,早上、上午、下午、晚上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不仅衣服穿的鲜艳夺目,身上还要抹香脂——当时没有香水,抹香脂可以达到跟喷香水差不多的效果——这可是帝国宰相啊!
  
  张居正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甚至很严厉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是比较保守的,而且大体上还比较清廉,注意官员的操守。但受当时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日常生活也不能免俗。他这种权势地位的人,穿几件好衣服不代表他就有多腐败,主要还是爱讲究。
  
  一个社会的浮华程度,从着装上来看,大体可能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家都很穷,不注意打扮;第二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女人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三阶段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第四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五阶段是普通人家的男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最后就是老男人、高级官员等等原本应该是最刻板最严肃的那帮人,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太平盛世,明朝后期已经发展到了第六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开放后三十年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现在则处在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度的时期:很多男孩开始喜欢学习女孩子一样化妆打扮了,“小鲜肉”这种词开始流行,但是还没有形成风气。英国、日本这种“腐国”基本处在第五阶段,年轻男子打扮妖艳成了时尚;某些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和平稳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人民群众,天天都闲的没事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家高级官员里面也充满了同性恋、奇装异服爱好者、年轻英俊富有的小鲜肉等等,政治圈都快赶上娱乐圈了,那就比明朝末年更甚了。
  
  除了男性着装女性化,明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奢侈浪费不仅限于达官贵人,底层人民也深受这种风尚的影响。就算是农村的老爷子也会家里备两件花衣裳,走亲访友的时候穿。一方面是经济繁荣,普通人民也能挣些闲钱,但主要还是不良风气的侵蚀。本来穷人有钱应该储蓄起来,供孩子念书或者做点小本生意的,但是都拿来花在吃穿和攀比上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不穿好点,出门人家都看不起你,去参加酒席主人都会安排你坐到偏远的角落里去。
  
  这一时期,广西钦州地方志记载,当地有大操大办丧礼的风俗,人死之后要请道士和尚来做法事,杀猪宰牛招待前来吊丧的亲戚朋友,需要耗费肥猪数十头,有些人家没有钱,借钱也得办。不办就没面子,被乡里乡亲瞧不起。[1]南京地区贫困人家的女孩,家里月收入在几石米,就要穿丝绸衣服,一有积蓄,就要拿来买珠翠头饰。因为追求奢华,没有积蓄,一旦生意不好就卖掉房屋甚至带着妻儿跑路的也很多[2]。嘉定县富有人家招待客人极为奢华,中低收入家庭也竞相模仿,吃一顿饭就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收入;湖州府中等之家为了追求富豪的奢侈,一不小心就负债累累竟至于破产的也不少[3]。
  
  这种奢侈风气损害最大的还是官场风气。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在明朝中前期,外出做官的人退休回到乡里,两袖清风,乡里乡亲就会说他道德高尚。反之,如果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回来,大家就会说这是个贪官,不愿与之往来。但是到了中后期,做官的人回来,大家都不讨论人品问题了,专问搞了多少钱回来。搞得多的就竞相巴结,没有钱的就取笑他这个官白当了,呼之为“痴牧者”,也就是白痴官员的意思。[4]
  
  ——这个由乞丐建立的帝国,终究还是变成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
  
  [1]嘉靖《钦州志》卷一《风俗》
  
  [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3]李乐,《见闻杂记》,卷八十五
  
  [4]“正、嘉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为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转引自魏天辉:《明朝中后期奢侈风气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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