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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1-18官商一体

2015年12月11日 谈古说今 ⁄ 共 481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2,12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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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那么多有关江南工商业和生活、文化的故事,我们对明朝工商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已经有所了解了。这种经济发达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工商业富豪阶层。这个工商业富豪集团,或者说资本集团,并不是只有那么少数几个富甲天下的人物,而是一个群体,数量非常庞大,遍布各大府城、县城、集镇。他们掌握着惊人的财富,构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新兴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与中国上千年传统的官僚集团合流,共同来对抗皇权,最终改变了明朝和中国的命运。他们是如何合流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数据对比。
  
  表:历朝宰相籍贯分布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关中地区(陕西、甘肃、宁夏)
  
  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
  
  西汉
  
  8人(18.6%)关中
  
  27人(62.8%)华北
  
  7人(16.3%)华南
  
  1人(2.3%)西南
  
  东汉
  
  24人(15.9%)关中
  
  89人(58.9%)华北
  
  34人(22.5%)华南
  
  4人(2.6%)西南
  
  唐朝
  
  95人(31%)关中
  
  168人(54.4%)华北
  
  43人(13.9%)华南
  
  0
  
  北宋
  
  2人(2.8%)关中
  
  39人(54.2%)华北
  
  27人(37.5%)华南
  
  4人(5.6%)西南
  
  明朝
  
  2人(1.7%)关中
  
  29人(25%)华北
  
  76人(65.5%)华南
  
  9人(7.8%)西南
  
  清朝
  
  5人(5.3%)关中
  
  34人(35.8%)华北
  
  53人(55.8%)华南
  
  3人(3.2%)西南
  
  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个存在了一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王朝,宰相的籍贯分布统计。在汉朝和唐朝,宰相绝大部分来自于北方,江南地区的比例很低。西汉81%、东汉75%、唐朝85%的宰相都来自于北方。这个时候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出不了多少高级人才。
  
  但是到了北宋以后,形势开始发生转变,北方的宰相只占了57%,而来自南方的宰相比重上升到了43%,其中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出的宰相数量大增。这是国家经济中心南移的重要标志。但此时北方仍然占据微弱的优势。
  
  到了明朝,南北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方。南方出的宰相(内阁首辅)也随之占了绝对优势,达到72%。
  
  明朝有一个跟之前所有的大一统朝代都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离的。之前的秦、汉、晋、隋、唐、宋,首都所在的地方就是经济中心。这种分离的原因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是为了防御北方满族入侵的战略需要。
  
  在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文官精英的培养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大,还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到了明朝一分开,结论就很明显了: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在高官云集的中央地区,本地人中培养出高官的概率反而低于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
  
  经济中心比政治中心更能出高官的原理,在清朝再次得到了验证。因为清朝也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而宰相来自南方的比例仍然超过了北方。但清朝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宰相比例比明朝下降了十个百分点,这应该是明末清初清兵在江南地区的大屠杀和清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严重损害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果。
  
  如果说前面的籍贯比例看起来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明朝最有名的官员都是出身何处。
  
  明朝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应该是嘉靖年间的严嵩,他是江西人;严嵩是把前任内阁首辅夏言干掉以后上位的,夏言也是江西人;夏言是把张璁搞掉上位的,张璁是浙江温州人。张璁之前的杨一清,江苏镇江人。杨一清之前是蒋冕,江西人;蒋冕之前是毛纪,这是北方人,山东东莱的,但他只当了三个月首辅,属于临时顶替一下的。毛纪之前是费宏,江西铅山人,费家是铅山最大的商业豪族;费宏之前是杨廷和,四川人。
  
  后来,严嵩又被徐阶搞下去,徐阶是浙江华庭人,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徐阶的弟子,明朝权力最显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湖北荆州人。
  
  张居正死后的内阁首辅张四维倒是北方人——山西的,但他出身于晋商家族,晋商也是明朝唯一能和南方的工商也富豪集团势力抗衡的商业集团,张四维家里是巨富;张四维之后的申时行,浙江人,而且出身于江南巨富家庭。
  
  申时行之后的王家屏是山西人,家境也一般,这是个例外。但王家屏之后:赵志皋,浙江兰溪人;王锡爵,江苏太仓人,家里号称太仓首富;沈一贯,浙江宁波人;朱赓,浙江山阴人;李廷机,福建晋江人;叶向高,福建福清人;方从哲,浙江湖州人——这又是一串东南沿海出身的帝国首辅。
  
  所以,明朝中后期历时最长、最重要的两朝——嘉靖朝和万历朝,内阁首辅的位置基本就被来自江南地区的人物给垄断了。虽然有张四维和王家屏这两个例外,但他们都出身于山西,背后有晋商势力的支持,张四维自己家就是巨富。
  
  明朝中后期这些出身于江南地区的内阁首辅们,在政治上倒不一定都一边倒,有好多还是死对头,像夏言和严嵩。还有张居正虽然是南方人,但家里跟商人倒没什么瓜葛。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从“有钱就能操纵朝政人事安排”这么简单的层面来理解这个现象。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体的教育水平高,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文化教育、家学传承这些东西,主要还是跟着经济活动走的。汉朝唐朝北方那么多豪门巨族,肯定不缺乏家学传承,但北方经济一落后,他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能力自然就衰落了。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完美体现。经济基础不行,上层建筑再好也会逐渐衰落。江浙地区所谓“文风鼎盛”,并不是天生的、自古以来就有的,也就是从北宋才开始初露端倪。在汉唐时期这些地方还是蒙昧地区,没什么文风底蕴。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贸易的繁荣,文化教育才跟着发达起来。
  
  当明朝南方的商人们掌握了巨大的财富,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之后,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培养出更优秀的后代——包括可以为子女聘请本地最好的先生或者送他们进最好的学校,以及购买足够多的图书以供他们学习等等。即使他们的子女读书水平不高,那么他们的家族子弟中有天资聪慧、长于科举的,也可以提供资助,供他们去考取功名,并为其仕途打点各方面的关系。
  
  我们以江西铅山费氏家族为例。最初是由一个叫费广成的人开始经商,攒集了数千两银子的家业。然后就在家里形成一个传统:有几个儿子的,一半经商,一半去考科举做官,经商的资助做官的,做官的为经商的提供政治支持。到了费广成的曾孙费应麒这里,家族已经非常显赫。费应麒有五个儿子,两个经商,三个去考科举,并“延请名师教授子侄”。他的孙子费寀做官做到了礼部尚书、太子少保;而他的侄孙费宏则考取了状元,最后官至内阁首辅。
  
  费宏当内阁首辅的时候,有中央官员到江西做官,他就亲自接见,说江西地方土地比较贫瘠,人民生活艰苦,很多人都是被生活所迫采取经商,谋生不易,请你上任以后要多照顾商人。有了宰相大人的托付,这些到江西的官员,当然会为费家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费氏家族也成为了江西铅山最大的“商业-士绅”家族。
  
  明朝中后期,费氏家族出了状元一人,探花一人,进士六人,举人十八人,贡生、国学生等不计其数;更有四人叔侄同榜、四人兄弟同科。其进入仕途者,遍布于朝堂和地方,有宰相一人,尚书一人,入翰林者四人,其余寺卿、侍郎、地方封疆大吏、将军、府州县官及佐吏等,不胜枚举,盛极一时。
  
  通过这样的方式,商业财富很自然的就会转化成为政治影响力。明朝的“商籍”制度为商人子女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创造了条件。来自于商人家庭或者商人家族的后代们,迅速进入官场成为其骨干力量。内阁首辅中频繁出现商人的后裔,江南地区出现的内阁首辅比例跃居历朝历代第一,就是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体现。并不需要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些来自于商人家庭或家族的官员,很自然的就会站在商人的利益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他们中或许有能够跳出这个立场的,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成为新兴工商业阶层的政治代言人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商业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权力自身也去追求商业财富,从上而下的去实现官商一体。
  
  在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经商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大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铁腕皇帝一死,就没人管得住官员们经商创业的冲动了。
  
  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以明代为最。弘治年间,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此风终于大盛。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万历年间的文人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面记载:“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
  
  嘉靖朝最后一个首辅徐阶,在家里开纺织工厂,招聘女工纺织然后拿去卖,狠狠的发了一笔财。他的家人在北京占据繁华地段或进京要道,开了八十多家门面店铺,把江南地区的商品贩运过来销售,生意非常兴隆。之前的首辅严嵩虽然跟徐阶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在经商赚钱上则没有什么差别,在江西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老家江西临川县又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大学士陈文,靠贩卖食盐发财,其门生弟子戏称其为“阎(盐)王”。崇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喜欢研究科学问题,在天津购买荒地实验种桑养蚕,进行销售,获利颇丰。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则跑去承包荒山,种植苗木贩卖获利。此外还有卖米的、卖纸的、买布的、开钱庄放高利贷……总之就是只要是赚钱的生意,什么都干。[1]
  
  李连利在《白银帝国》这本书里面说:到了万历年间,几乎达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做官的同时让家里人兼营商业赚钱成了“标准配置”。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大多为商人家庭,其政治纲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给工商业减税。那个时期,商人占到了中国进士、举人的四分之三,可以说遍布官场。
  
  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则靠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在经济上,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都是大商人。王崇古方面呢?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家也是大盐商。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官商从两个方面相结合:“商变官、官变商”。商人家庭或家族培养出优秀的后代去当官,官员则凭借特权让家人去经商赚钱,再加上传统的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等等方式,官员和工商业富豪阶层,就实现了利益上的一体化。
  
  官商一体的局面,最终成型:官就是商,商就是官,为官之家,必有人经商;富商家族,必有人做官。
  
  [1]杜车别,《明朝科举制度使得工商业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权》
  
  …………………………………………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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