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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38人亡政息

2016年01月06日 谈古说今 ⁄ 共 4219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2,06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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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张居正在对付官僚体系方面,也仅仅是加强考核和监督而已,没有更大力度的改革。这就注定了他的改革无法长期维持。
  
  万历十年,张居正因为痔疮手术的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
  
  ——无耻文人王世贞,因为向张居正求官不成,给张居正送礼,又被退回,遂深恨在心。后来写作《嘉靖以来首辅传》的时候,就捕风捉影,说张居正是好色过度、胡乱吃春药而死的。甚至污蔑说是戚继光送的春药。这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胡说八道。张居正在私人通信中多次提到他的病是痔疮,已经很多年了,非常痛苦,最后下决心拔掉,当时医术很不发达,手术后如何避免感染内出血等问题都没法解决,结果出现严重的术后并发症。终于不治。此外,这个王世贞的父亲因为边关打蒙古吃了败仗,被嘉靖皇帝判处死刑。他就跑去苦苦哀求严嵩帮忙。因为严嵩没有能够救得了他的父亲,他在《首辅传》也里面就大力抹黑严嵩。今天有关严嵩的负面材料,很大部分都也是从王世贞这本书里面来的。
  
  张居士死后,一场反攻倒算的大戏立刻上演。
  
  文官们先是从冯保下手,因为冯保确实有贪污问题,而且在万历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向李太后打小报告的角色,万历本来就有点讨厌他。很快冯保就被下狱抄家。结果抄出来了一百多万两银子,这让万历皇帝感觉这是一种不错的发财方式。文官们就趁热打铁,不断攻击张居正有经济问题。
  
  有些事情也确实存在,特别是张居正一边严格教育小皇帝要勤俭节约,这里不让花钱那里不让花钱,自己却非常乐意接受一些官员提供的奢华享受。这种两面派作风,让小皇帝尤其生气。比如回家省亲,竟然坐的是三十二个人才能抬得动的轿子,里面有卧室、有客厅,简直就是一栋移动的豪宅。
  
  张居正在这些方面确实有些不注意,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衣服穿的鲜美耀目,一天都要换好几身衣服等等。但其实他还是挺清廉的,基本不会收受贿赂,经常有地方官给他送东西被他给退回去的记录。
  
  张居正的收入应该主要来自于官场的常例钱,也就是按照“官场潜规则”,逢年过节、还有官员和官员夫人的生日,下级部门向上级送的礼物。这个钱不对应具体的人情和事,你在某个位置上,下级哪些部门什么时间该送多少钱,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收了之后也不欠谁的人情。这已经成为了官员准合法收入的一部分,类似于官僚集团自己给自己发的岗位津贴。
  
  因为明朝后期官员的工资确实太低。朱元璋定的标准其实还可以,足够养家。但是后来物价上涨,工资标准却没有变过。如果大家都按工资生活,那就都跟海瑞一样,只能天天吃青菜馒头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陋规”。最终来源是征税的时候所加收的“损耗”。比如所谓“火耗”,就是收银子的时候,声称银子要重新铸造,用火烧化,过程中会有损失,这个损失要由纳税人来交。征收粮食,也会声称在装卸过程中有损失,需要多收一些。其实就是找个名头来征收一笔附加税,官员们就用这笔附加税来给自己发岗位津贴。
  
  连皇帝都知道有这笔钱,不会有人因为收了这个钱而被告贪污。它已经基本合法化了。这也是明朝一直不给官员涨工资的原因,因为上至皇帝下至吏员都知道官员们有这么一笔收入来源,没必要再涨工资。一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改革,“火耗归公”,把这笔钱纳入国家财政,然后给官员们大幅度增加岗位津贴——“养廉银”,才把这种做法改过来。不过等雍正一死,一切又恢复原状。
  
  这笔“常例”是正工资的十倍以上。算上这笔收入以后,明朝的官员完全可以不再贪污受贿,就能过上非常殷实的生活。所以有人把明朝官员贪污归结到工资太低上,是不对的,甚至归结到朱元璋头上,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在常例之外还要再伸手拿钱的真正的贪官污吏,主要还是自己良心坏了,过度贪婪。
  
  明朝的所谓清官,一般就是指除了这种常例以外,不再因为个别请托事项另外再收贿赂的官员。按照这个标准,张居正可以算是清官。没有任何他收了别人的钱帮人办事,或者主动索取珍宝古玩,别人不满足他的索贿就整人的记录,反倒是有很多他退回各种礼物的记录。
  
  至于生活奢侈,张居正确实是有一点过度讲究。但衣服穿的精美一点也不是什么罪过。像坐豪华大轿子那是确有其事。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不耽误办公。他是整个国家军政系统的神经中枢,他一不干活,系统运行马上就会放慢。坐着轿子啥事也不干在路上走一天,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得相当于多少台大轿子呀?回家一趟来回在路上得一个多月,如果都坐在轿子或马车里面不动,那才是真正的浪费。
  
  但是墙倒众人推,张居正的这些生活上的小问题,都被文官们挖出来添油加醋的向皇帝报告。终于完全改变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印象。认为张居正在严厉管束皇帝的同时,不知道背后贪了多少钱。于是下令给张居正降罪,抄家。地方官员一听到要抄家,为了争功,马上下令包围张家,不准任何人进出,以免他们转移财产。等到抄家官员来的时候,家里已经饿死了好几口人。但最后包括他六个儿子在内的整个一大家子,只抄出来了十万两银子。抄家官员绝不相信就这么点钱,对其全家反复拷打审问,还逼死了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最后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财富。
  
  抄家的结果表明张居正在经济问题上是比较注意的,但也显然注意的不够。
  
  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在子女问题上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竟然全都中了进士,命中率高达百分之百。明朝科举乡试的录取比例大概4%,会试的录取比例大概10%,加起来,一个人中进士的概率应该是千分之四。三个儿子都考取进士的概率大概是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因为张居正是天才,23岁就中了进士。考虑到遗传因素,他的儿子们应该都很聪明。然后他教子有方,也延请了最好的老师。三个儿子都中进士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目前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作弊走关系了。我看了很多种材料,关于张居正科举作弊的说法基本都是野史传闻,没有切实的依据。而且他的大儿子张敬修在万历二年第一次参加会试还没有考上,过了几年再去考才考上的。
  
  但是,他的二儿子参加殿试中了榜眼(第二名),三儿子参加殿试中了状元,这就是很赤裸裸的走关系作弊了。虽然这个走关系看起来是合法的。
  
  殿试的排名由皇帝最终决定。万历皇帝在出成绩的时候就跟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也就是明着告诉张居正:你儿子当了榜眼,不是因为考试表现好,而是为了表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张居正欣然接受,并没有反对。
  
  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皇帝主动定的,大臣无权或者不应该反对。张居正自己问心无愧。
  
  但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皇帝还没有成年,即使是他自己的决定,如果不妥当,张居正有劝诫的权力,也有劝诫的责任。万历皇帝有时候想要花钱修缮宫殿,想要给李太后家的亲戚封官,张居正都会拦着,要求皇帝花钱不能花太多,封官也必须符合制度不能封太大、数量不能太多等等。在这些方面,他对皇帝要求严格,要求皇帝为全天下臣民作出表率。但是皇帝公然破坏科举制度的严肃性,给他的两个儿子走后门,点为榜眼、状元,他却没有拦着。这就是不对的。而且,影响极坏。
  
  《明史》里面说:“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万历年间的礼部郎中高桂也说“自从张居正的儿子全都中了进士之后,大臣们的儿子再中进士,天下就再也没有人相信是硬考的了(自故相子一时并进,而大臣之子遂无见信于天下者)。”
  
  这种影响,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应该可以考虑到。就算他的三个儿子中进士没有作弊,他也必须认真考虑公众的怀疑及其负面影响。如果他认真考虑了,而且出于天下国家的公心,那么皇帝给他的三儿子点状元的时候,他无论如何应该拦着。前面没拦着也就罢了,这还不拦着,国家科举考试的公信力就毁了。
  
  但是他不仅没有拦着,还很得意很高兴。众官员去向他祝贺的时候,他竟然说:“我虽然已经有两个儿子中了三甲,但真正能为我光耀门楣的,我看还要数我的四儿子。”言下之意,等他四儿子长大了,也还要考状元才行。
  
  这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给科举制度带来的损害不可估量。在张居正的儿子们连续高中以后,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以及吏部尚书王国光、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子弟也跟着沾光,纷纷考中进士。科举制度遂急剧败坏。
  
  张居正同一时期的文人王化贞评论说:明朝两百年的“公道”就来自于科举制度,自从张居正开了这个坏头,“公道悉坏”。蒋星熠在《中华文化史论》中指责道:“万历年间科举营私舞弊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内阁的首辅、次辅以及一般的尚书、侍郎们,不再有任何顾虑,公然不要廉耻,直接出面为自己的子侄出谋、钻营,以求在各级考试,主要是会试中能够名列前茅。从而增加自己的政治羽翼,壮大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并认为张居正就是这种“为私利而一意孤行的典型人物。”[1]
  
  蒋先生的评价似乎有点过于苛刻。明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败坏显然也不是因为张居正一个人,而是大的趋势决定的。不是说张居正的儿子不中进士,科举就不会败坏;中了进士,科举就败坏了。但张居正确实应该以身作则,那么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它败坏的速度。
  
  严嵩徐阶这种直接贪污钱财,是一种腐败;张居正不怎么收受贿赂,以清廉自许,但利用特权地位为子女谋前程,破坏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更糟糕的腐败。
  
  张居正死后的封号是文忠公,跟张璁一样。人们常津津乐道,明末有两个张文忠,都是大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改革也有很多地方是效法张璁的,包括在科举录取标准方面一样努力提倡文风朴实,同样采取了完善监察制度来保障改革落实,裁撤政府冗员等等。“一条鞭法”的名称也是张璁变法时期提出来的。但是,他和张璁相比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子女亲戚的要求不够严格。张璁回家就带一个大箱子,他回家就要坐三十二人的大轿子。张璁的子女全都默默无闻,他的三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所以改革措施虽然相近,张居正掌握的权力还要更大,但若论实际效果,张璁的效果明显更好。张居正的改革做成了事,却坏了人心;张璁改革做成的事不如张居正大,但没有把人心坏掉。所以第一个张文忠之后,还有第二个张文忠。第二个张文忠之后,就不再有第三个张文忠了。
  
  [1]《嘉靖革新研究》,田澍,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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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鹏(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转自新浪微博】
  
  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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