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8)文明三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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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八、文明三劫:蛮族入侵对中华文明的巨大伤害

讲清楚了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回头来分析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就可以理解的更深入了。

我们在前文将明末中国称之为“处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文明”,将工业革命未在中国爆发的主要的直接原因归之于北方蛮族的入侵,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呢?

根据对欧洲崛起历史的回顾,我们将工业革命爆发的条件做一个归类。哪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条件,哪些是不具备但是有潜力内生发展出来的,哪些是很难内生发展出来的?

明末的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这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相对于欧洲大陆最主要的优势。在当时,欧洲完全没有像样的纺织业,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对欧洲出于碾压性优势。冶金技术方面,欧洲也落后于中国。

中国海军在海战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的军舰以后,缴获了一批火炮,发现其制作精良,就积极仿制,因为中国的冶金水平更高,仿制出来的火炮比缴获的反而更准更耐用。钢铁产量方面,中国也是欧洲的几十倍,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钢铁产量也没有达到中国明末的水平。

造船业方面,欧洲比中国略强。欧洲海军可以远道而来,中国当时还缺乏在大洋上航行的经验。但在中国近海的一系列海战,包括明军与葡萄牙西班牙、郑芝龙船队与荷兰的海战,中方都取得了胜利。尽管中国占据了主场优势,但也表明,双方的造船技术就算有差距,也绝不会太大。

总体来看,就产业基础而言,包括纺织、造船、冶金等关键领域,中国在明末已达到或接近工业革命爆发前的水平,没有什么问题。像珍妮纺纱机这种与科学理论无关的纯粹工艺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创造发明出来。珍妮纺纱机是一个人同时纺八个锭,明末时候已经可以一个人同时纺三个锭[1],差距不大了。更何况此时距离英国工业革命爆发还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欧洲这时候纺一个锭的效率和质量都不如中国。

这方面的优势在清军入关后被摧毁。前文所列举的明末和清中期出口物品的种类差异即是这一结果的表现。

相比之下,明末中国差的最多的东西是科学理论体系。这个东西不仅是明末缺,回顾整个中华文明史,确实一直未能发明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很显然,它是工业革命爆发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依靠传统手工业内部自身的技术改进就能出现的,必须和抽象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和严格的科学实验相结合,才能出现。

没有产生科学理论体系的文明是否就注定无缘工业革命呢?显然并非如此。工业革命是人类古代几大主要文明成果交流融合的产物。它不是哪一个文明自己独立内生出来的,创造科学理论体系的古希腊文明早就灭亡了。我们看英国,它的科学体系也不是内生的,不是英国人搞出来的。西欧历史上一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都没有这个科学体系,也不知道古希腊科学理论体系的存在。他们也是从外部引进学习而来的。

既然欧洲人、英国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通过翻译古希腊科学典籍得来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学习引进建立近代科学理论体系。明末时期的中国,发展近代科学理论的基础,比同时期的欧洲其实更好。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中国传统科技的特点是跟生产结合密切,有人说我们有技术而无科学,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为无见。中国的技术水平很高,基于技术的科学知识也非常丰富和先进,主要问题是缺一个“总抓手”,也就是没有一个“公设-定理-推论”的抽象科学体系来把这些技术知识上升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个总抓手,主要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体现出来的这一套思想。

当时,徐光启就和李之藻合作,就已经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在此之前,在1621-1627年建,李之藻就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亚里斯多德名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其中,《名理探》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译本。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还列了一个篇幅浩大的翻译规划,准备成规模的把更多西方科学典籍翻译成中文。明末已经出现了翻译西方科学典籍的潮流,翻译过来或正在翻译中的科学书籍相当多,具体名单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列举过了。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徐光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向利玛窦表示愿意皈依天主教。但皈依以后,他根本不去关注西方宗教典籍,而是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可见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们,在一碰到西方知识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立刻明白中国的差距在哪里,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

徐光启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意思是说:“《几何原本》中的数学知识,是数学研究的典范,将方圆平直的关系说的很透彻,在各种测量中都有很大用处。它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入手逐渐推导深入,从假定的公理推出可靠的定理。看上去没有直接的用途,但其实是所有知识应用的基础。世界万物的形状,都可以用它来描述;诸子百家的知识,都可以从中受益。”

对《几何原本》,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认为它必将是百年后中国人人必读之书,成为中国人的基础读物。我们今天人人上中学都要学习几何,就与徐光启的预言一致,只不过晚了三百年。徐光启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离工业革命还有一百五十年。他的百年之后,若中国人真的人人都学习《几何原本》,作为科学知识的启蒙,其实一点也不迟。

在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数学理论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再围绕它建立近代科学体系就顺理成章了。1628年,徐光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出“度数旁通十事”的建议。这个“度数旁通十事”,就是改变现有“历局”重点围绕天文观测来研究历法的现状,变成以数学研究为核心,建立十大学科研究体系。这十大学科包括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基本上把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全都包括了进来。

徐光启的思路很清楚,就是立足于现有皇家历法研究机构——历局,对它进行改组和扩编,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原有的天文机构其实就带有科学院的性质,天文学、数学、气象、农学等相关知识都要研究,以确定历法和指导农业生产。它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以天文观测为中心,而不是以抽象的数学理论体系为核心;一个是研究的范围太窄,主要就是天文、气候和农业,还有很多科学门类没有。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改进,徐光启可谓目光如炬。

“历局”作为一个现成的天文观测和历法研究机构,里边科学研究人员不少,又有国家预算支持,一改组就是现代科学院。可谓顺理成章。崇祯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它应该是已经在推动实行了。但当时内忧外患,推进力度必然十分有限,等到明朝灭亡,自然也就中断了。

徐光启的这个思想比英国领先很多。他上书以后十七年,也就是1645年,英国皇家学会才成立。而且,这个“皇家学会”其实跟英国皇家无关,就是个科学家的自发性民间组织,是一个只有十二个科学家参加的研究小组而已。1660年,才正式被国王查理二世批准为一个研究机构。此时距离崇祯批准徐光启改组历局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明朝都灭亡了十多年了。至于早期的“皇家学会”这种小规模的科学家自发组织,明末的江南早就有了,徐光启和李之藻都是这个研究圈子的成员。

很多人说,中国文化强调直观思维,不擅长理性思维,会排斥科学理论云云。其实不然,中国作为世俗化最彻底的古代文明国家,对科学研究在文化上是最为宽容的。抽象科学既不发端于基督教文明,也没发端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宝藏,谁都可以拿过来用,谁拿过来用都不丢人。甚至还有人说什么一神教有利于抽象思维云云。这就有些过分臆测了。真正排斥科学理论最厉害的,恰恰是一神教,是那个时代的欧洲。

跟同时代的大科学伽利略相比,中国科学的领军人物徐光启待遇要好得多。他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由科学家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家科技研究工作,这个支持力度是很大的。这也是中国传统世俗化治理传统的重大优势。当时伽利略在欧洲可是一直被罗马教会迫害。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伽利略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1633年,他又因“反对教皇、宣扬邪学”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生监禁——后改为在家软禁,并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著作。至于科学家布鲁诺在1600年被火刑烧死、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帕内拉被监禁27年,那就更恐怖。

但科学理论仍然在欧洲继续发展。不是因为有一神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符合人性,符合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思维逻辑。不论在何种文化下,理性的学者一旦理解了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出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热情。这种热情来自于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欲望之一——求知欲,一旦被点燃,就极难被扑灭。是科学带领欧洲人冲破了一神教统治的千年黑暗,而不是一神教滋润了科学让它茁壮成长。

能够扑灭这种求知之火的,只有最野蛮的暴力。像教会那种个别的火刑和监禁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是大规模的屠杀和系统化的反文明政策——比如乾隆的文字狱才能成功。

古希腊灭亡于北方蛮族马其顿。它的遗产后来点燃了阿拉伯文明之火,但被蒙古人所毁灭。同样的,中国人引进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热情也被北方蛮族扑灭了。

中国作为古代文明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天然的对科学理性研究最具有宽容性。明朝中后期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环境,比同时期的伽利略好了不止百倍。儒家是世俗化思想,即使是僵化了的理学思想,在理论根源上也并不排斥科学。确实有一些——也可以说很多——保守的士大夫看不起科学理论,不屑于去研究,对徐光启的倡议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也仅此而已,这跟基督教要用火刑和监狱来反科学那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士大夫对科学理论的最低评价无非就是“奇技淫巧”——看不上而已,不会说它反动、错误、危险。明末时期,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学派,都有大量的学者热情研究近代科学。

中国这种宽容的世俗文明碰到充满理性之美的理论科学,再加上沿海商业的高度繁荣、出版业的高度发达,简直就是干柴烈火。可以想见,如果给徐光启等中国科学家再多个几十年的时间,将西方科学经典大部分翻译完成,它必定会像推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冲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助力“心学革命”冲突保守落后的理学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发达的手工业、先进的技术型知识与抽象的科学理论体系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罗马法系对民权和商权的保护意识、知识产权制度等等。它属于中国比较不完善,但是内部也在逐渐发展起来的东西。

在这方面的欠缺,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就是几大文明汇合促成的,古罗马以法治见长、古希腊以科学见长、古中国以世俗化文化和应用技术见长。西方搞工业革命,要学习中国的应用技术和建立世俗政权;中国搞工业革命,就可以学习西方的民商法制度、科学理论。取长补短,理所应当。

最根本的是,罗马法并不神秘,其根源无非来自于商业的繁荣和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本质上是王权和商业资产阶级结合的产物,不是什么学不来的“文化基因”。王权这个东西对近代欧洲是稀缺资源,需要十字军和商人的支持才能发展起来,对中国来讲不是稀缺资源,反而是中国的优势。中国的问题是皇权此前一直是和农业密切结合的,国家税收也主要来自农业,要跟商业和工商资产阶级结合,必须要突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阻挠。

明朝中后期,也包括南宋时期,沿海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发达以后,商人阶层兴起,他们自然的就产生了一种要跟王权结合的动力。心学理论就是新兴市民阶层、商业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这种思想追求打破农耕时代的宗族关系网络,把伦理道德建立在“人心”、“良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反映了城镇化和商业时代人口流动加速所带来的宗族网络解体的新社会基础。它和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大方向上完全一致。

心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李贽,批判道学家的虚伪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耻,他的著作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是超级畅销书,极为市民阶层所喜爱。心学官员海瑞上任应天巡抚,发出的第一个告示就要求准许寡妇改嫁。此外,如《金瓶梅》、《肉蒲团》、《拍案惊奇》等带有色情内容的小说公开出版并热销,就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十日谈》热销一样,是新兴阶层冲破中世纪保守思想牢笼、讽刺理学家和官僚权贵们的虚伪、追求人性解放的表现。李贽讲学,主张男女心性平等,吸引大量女性追随者,这就比同时期的欧洲更为进步超前了。

晚明诸子的思想启蒙运动声势浩大。心学学派与理学学派的交锋震动朝野。然其在朝堂上政治斗争不过是冰山一角,社会民间的影响更多更广。在这场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家。仅心学就分为七大派:江右学派、南中学派、闽粤学派、北方学派、楚中学派、浙中学派、台州学派等。理学思想流派更多,有极端反心学的,也有主张与心学融合的,有一心论道的,也有主张与商业科技等融合的“实学”等等。王守仁、王畿、唐顺之、聂豹、王艮、“天台三耿”、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文思想大师叠出。黄羲之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它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一共记载了明代210位学者的言论思想。晚明诸子人文思潮的冲突激荡程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相比。

思想家与科学家辈出,儒学内部思想革新和西方科学思想引进交相辉映,昭示了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它是东南沿海商业与城镇化勃兴、开始融入全球大分工贸易网络的产物,也是中国自身人文思想和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也好,还是革命的手段也罢,只需假以时日,沿海地区市民阶层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实力必然会很快发展壮大,冲破理学思想、官僚豪强的阻挡,与皇权结合。明末商业税收很少,但真正的普通商人和市民并不是不交税,而是被东林党背后的官僚豪强集团拿走了。李贽的富国强兵理想,代表了这个新阶层希望直接把自己缴纳的税收与国家力量结合的愿望。钱被东林党拿走,就变成了豪强们奢侈享乐的财富;被国家拿走,就可以向北积极防御北方蛮族、向南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像西方一样,以海上军事力量为先锋,开拓全球市场分配全球资源,这才是商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如果像李贽、海瑞这样的心学学派当权,一方面大力肃清官场陋习,一方面推动重商政策,等到商业税收成了帝国的重要财税来源,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和市民子弟大规模进入官场做官,一系列保护商业交易、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政策自然就会不断出台,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种苗头也早有所显露。比如,朱元璋曾经下过死命令:后世子孙绝对不准修改他制定的《大明律》。但万历十六年就硬给改了,他也不能从坟里爬出来揍人。这次修改中有一条新规定:在人身关系方面,长期给人打工、签订长期劳动契约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适用“雇工人”条款;短期打工的,适用“凡人”条款;从小养育长大的,适用“主奴”条款。这条修订虽然没规定雇工和雇主平等,但也否认了二者是“主奴”关系。长期合同工作为“雇工人”的权利比“凡人”要低一等,但是比“家奴”要高一等。临时工则跟雇主完全平等。这显然反应了当时工商业发展后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诉求。

在知识产权意识方面,随着出版业的兴旺,出版商的版权意识也在崛起。明朝中后期的书坊在自家图书的扉页上,都会写上一点威胁盗版者的话,比如“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倘有翻刻,千里必究”、“坊间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势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等等。这些内容,实际就是知识产权方的权利申明。在实际操作中,也确实有版权方发现盗版,到官府告状,盗版方被判毁版赔钱的。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就多次亲自出马打击盗版,将盗版者告官或者索赔的事情都干过。不过这种案例很少,距离保护专利权的法律体制还很遥远,只能说是有所萌芽而已。

这些粗浅的版权意识,必须和民商权利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司法体制的改进相结合,才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类似于西方的专利保护制度一样的东西。即使没有满清入关,在西方爆发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内部能否自身发展出来专利权制度,也是一件很不好说的事情。

但我们并不需要以某一个具体的“弱项”或“缺项”来判决明末东南沿海经济继续正常发展能否进入工业革命。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不管是科学理论还是民商事法律制度,都可学习借鉴。

本书所说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前景被满清入关所中断,并不是说,如果满清不入关,中国就能“完全内生”的“提前于西方”爆发工业革命。“内生”和“提前”都是不一定的。中国在南宋灭亡以前,对西方处于全面领先地位,经济实力、法律制度、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等等,都大大领先。如果南宋以后中国不出现两次被北方蛮族征服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讲“提前”和“内生”。南宋灭亡后,明朝虽然复兴,但已经失去了全面领先的位置,只是局部领先,与西方互有优势而已。这种情况下,“内生”和“提前”就无法保证了。但以明末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自身的实力,在不断借鉴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条件下,没有北方蛮族入侵,而是像英国一样纯粹依靠内部革命实现统治阶层换血,中国必然会继续朝着科学理论持续进步、产业水平持续改进、文人思想持续解放、法律体制持续完善的方向前进。不管是与西方同步爆发工业革命,还是在西方提前爆发工业革命的情况下,我们及时学习跟进,中国都完全可以与西方同步进入工业社会,在十八十九世纪参与全球新版图构建,成为人类工业化和近代化的重要受益者和贡献方,而不至于在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有把握的,可以做出的,绝不是狂妄自大、也绝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胡乱给满清甩黑锅。

那些认为满清入关对中国经济社会破坏有限,甚至认为满清入关让中国变得更加强盛的人,那些不愿意接受明末有四亿人口、满清入关至少造成了两亿人口死亡的人,就必须要回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明末对外出口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清朝的出口就变成了以茶叶和生丝这样的农产品为主了?

明末学者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与哲学经典,并掀起了翻译西方典籍的高潮。为什么这个翻译浪潮在满清入关后终止了,《几何原本》剩下两卷的工作要到明朝灭亡后两百年才完成?

为什么晚明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满清入关以后就消失了?

回顾西方从野蛮落后到工业革命的历史,这三个问题显然不是文明发展的小事,而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三个问题正好关系到工业革命爆发最重要的三大基础性条件: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产业体系、近代科学理论体系、将个人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文思想体系。

满清入关,以落后野蛮的文明征服先进发达之文明,以大屠杀毁灭中国商业与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镇经济体系;以“要货不要人”的思路闭关锁国,中断了东西方的科技与文化思想交流;以体制化的“文字狱”之网和阉割后的“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封杀了中国人文与科技思想的创新之路。中华文明遭此三大劫难,再要想奋发有为,何其难矣。


[1]《天工开物》:“凡纺工一手握三管,纺于铤上……十室必有。”《农政全书》:“纺车繀用三繀,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四繀者,江西乐安、至容。”

第三卷全集(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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