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9)千古英雄(下):忠王李秀成的忠诚与“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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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千古英雄(下):忠王李秀成的忠诚与“叛变”
  
  最后,关于李秀成,他是一个具有杨秀清和石达开的优点而又几乎没有二人缺点的革命英雄。李秀成的全局意识、战略水平好于石达开,跟杨秀清至少是同一水平。但他又不像杨秀清那样过于严厉和讲究威风,而是像石达开一样很能团结人,跟下级和同僚打成一片。打起仗来,他像萧朝贵一样勇猛,可以亲自带领前锋部队冲锋陷阵。他带领轻骑兵翻山越岭深入敌人后方腹地、千里迂回奇袭杭州、又迅速放弃秘密撤退踏破江南大营,整个过程集冒险、计谋、战略于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战争传奇之一。
  
  李秀成跟杨秀清一样,出身于极度贫苦的山民之家,春天在山中种蓝、秋冬烧炭,艰苦度日。不过他比杨秀清好一点,父母健在,还有个舅父是个私塾老师。他有时候会到私塾里给舅父帮忙干些杂活,也抓住机会自学了些文字,文化水平比杨秀清要高。拜上帝教在广西贫苦山民中广为传播,带有很强的底层人民互助性质,李秀成全家也都跟着入了教。后来金田起义,也很自然的全家跟着参了军。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亲自提拔李秀成为右四军的“军帅”。杨秀清是如何发现这个人才的,今天已无史料可考。陈玉成被杨秀清重点提拔的原因比较清楚,就是武艺高强、作战勇猛。第一次攻克武昌,首先带队冲上武昌城楼的就是陈玉成,肯定要提拔。但李秀成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战功。被杨秀清相中以后,先安排他跟石达开到江西历练,又调动到安徽跟着秦日纲打仗。此后一年之内,23岁的李秀成连升了四级,被杨秀清提拔到了“指挥”的职位上。杨秀清时代太平天国官制严肃,不像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掌权时期那样滥封爵赏。其官阶分为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共计十三个等级。王侯是爵位,丞相以下才是官位。检点和指挥属中高级将领,归丞相领导。在实际作战中,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是燕王(顶天侯)秦日纲直接指挥的统兵大将,级别很高。
  
  天京事变后,李秀成和陈玉成联手撑起了太平天国的大局。陈玉成靠招募湖北皖北饥民壮大,李秀成主要靠招募河北捻军。李秀成跟陈玉成打小就认识,是一个村里的邻居、光屁股小伙伴。陈玉成带兵的特点是勇猛、机智,喜欢临阵应变;李秀成的特点是冷静、稳重,喜欢提前谋划清楚再打,也更有大局观,这应该跟他读过书有关。陈玉成作战容易大胜大败,而李秀成在遇到英法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之前,从未打过败仗。1857年,二人联手在三河镇歼灭李续宾部之后,陈玉成主张趁胜追击,李秀成却持保守稳重态度,认为李续宾冒进被歼,但湘军实力尚在,鲍超等部基本保持完好,他们只要不犯李续宾的错误,太平军现有实力很难予以有力的杀伤,主张放弃追击,停下来休整以待时机。陈玉成不听,在追击中果然遭到了鲍超的突然反击,损失极为惨重。
  
  陈玉成治军严肃,有杨秀清的风范。李秀成则相对宽松大度,与石达开相似。二人在关于捻军纪律的问题上起过争议。陈玉成指责李秀成对捻军过度纵容,有不少捻军扰民害民,李秀成也不大管。其实李秀成对自己直接统帅的亲兵管理非常严格,纪律也很好。对捻军宽松主要是局势所迫,石达开带走江西部队以后,太平军兵力严重不足,必须依靠捻军壮大实力,对这帮人只能慢慢消化,不能骤然采取激烈措施。这跟杨秀清对待长江船工组成的水营是一样的,有针对性的采取特殊措施。
  
  李秀成的性格,是典型的“外柔内刚”。在“内刚”方面,李秀成敢亲自带兵奇袭杭州,敢上书洪秀全要求重用石达开,坚持废掉安福二王的实权,不管对内对外,勇气胆量都绝无问题。根据传教士记载,苏州城门上一直悬挂着一些违反军事纪律骚扰老百姓的太平军的头颅。英国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对李秀成手下太平军纪律的评价是:“在亚洲战争中所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这说明李秀成能管得住他的部队,该下狠手也能下得了手,这方面并不比陈玉成差。但在搞统一战线方面,他就比陈玉成更有手腕,“外柔”的本事展露无余。1859年,在收到洪秀全封忠王的诏书以后,他先上书推辞,要求先给手下几个重要的原捻军首领封爵,自己才能受封。封王以后,就给那些首领们写信,自称“兄”而不称王,说:老兄我今天有幸能用王印,完全是有赖于各位兄弟的威名,没有各位的支持我就什么都不是[1]。再加上他全力主张公开赦免韦正,稳定军心,看得出来他在团结人方面的才能很高。天京事变后没有李秀成对全局的协调,局面根本不可收拾,他对太平天国的重要性要高于陈玉成。
  
  不少捻军首领先加入太平军又投降了清军,其中江浦守将薛之元投降还给南京造成了空前的危机,但这不是李秀成的问题。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缺兵少将、人心浮动,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东拼西凑来维持局面,不可能不出漏子。李秀成在薛之元叛变后突出奇招,反而灭了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解决南京之围,就是出了漏子之后再堵上。李秀成招募的捻军虽然纪律不如陈玉成的部队和他自己带领的亲兵,但也堪称合格,起码比清军那是好得多。有些将领如张乐成,听封不听调,只能当友军,没法管;有一些听从调遣,纪律上难以约束;有些接受改编,服从纪律,但也不能一上来就管得过于严厉,要慢慢适应。李秀成区别对待、逐步消化,这个策略并无问题。1862年以后,洪秀全为架空李秀成,将李秀成手下的那些前捻军头目全部封王;后期还有土匪、团练愿意打太平军旗号的,只要给南京方面的洪家亲戚们送点钱,也可以封爵直至封王,这才让局势脱离了李秀成的控制,江浙地区大量出现地主团练甚至地痞流氓打着太平军旗号烧杀抢掠的情况。这显然就不是李秀成治军不严的过错了。从始至终,李秀成直接统帅的队伍纪律都非常好,深得军心民心。
  
  据曾国藩记录,李秀成在南京城破之后被捕,周围乡民得知消息,自发将他们以为的抓捕李秀成的清军打死,以为忠王报仇;太平军松王陈德风被捕,押入曾国藩大营,见李秀成也被囚禁,马上就下跪请安。曾国藩对幕僚说:“是人不早除,军中将生大变。”可见李秀成在军队和人民中间的威信。
  
  治理江南期间,李秀成搞“着佃征粮”政策,司法行政也总体有利于普通农民而不利于地主士绅,阶级革命的立场是清楚的。但也不搞平分土地、消灭团练等过于激进的政策,统一战线搞得很好。还有扶持中小工商户、减免关税刺激进出口等措施。他治理下的江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生丝的出口比清朝统治下大大的增加了。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是才华出众。
  
  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学习西方技术方面,他也毫不迟疑。只要列强不上军舰,纯粹的陆战,李秀成的太平军可以吊打按照西方模式训练、装备西洋枪炮并由西方将领统帅的“常胜军”、“常捷军”。
  
  太平军杀伤的列强军队人数,比清军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制造的杀伤加起来还要多。李秀成的军队先后击毙了“常胜军”领袖华尔和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其中,击杀卜罗德的战役就发生在今天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浦东。当时英法联军依靠优势炮火攻打浦东南桥,一通猛轰之后,太平军阵地看起来被彻底摧毁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遭到这种量级的炮火打击,都是一哄而散的。英法联军以为这次也不例外,纷纷冲入太平军阵地,不料太平军将士们在废墟中隐藏了起来,等敌人冲了过来才开始还击。卜罗德在混战中被打成重伤,逃回军营后很快就死掉了。
  
  卜罗德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最高级别西方列强军事将领。此后一直要到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击杀日本中将阿部规秀,才超过了太平军创下的这个记录。如果日本不算“西方”列强,那么就要到抗美援朝,志愿军击毙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中将沃克,这个记录才被打破。此时距离卜罗德被击毙,已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若李秀成可以带领太平天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复兴又何至于再等一百年?
  
  跟石达开一样,李秀成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洪秀全的“愚忠”。他可以不惧自身得失跟洪秀全硬扛,大胆上书要求重新启用石达开,坚持废掉安福二王,坚持带兵离开南京去打杭州,拒不带兵去救援安庆等等。但这些都是基于对洪秀全本人的忠诚,一旦洪秀全铁了心坚持己见,他绝不会采用强力手段来逼迫洪秀全服从。南京被围,他认为不应该立刻去救援,洪秀全三道圣旨逼着他去,他还是去了;他对洪秀全身边的宠臣们非常不满,多次进言要求洪秀全换人,洪秀全坚决不听,他也没有直接动手;南京危险,他苦劝洪秀全放弃南京,洪秀全死活不走,他也没有强制把洪秀全带走。最后关头,洪秀全病死,他扶幼主登基,等到南京城破,亲自带着幼天王逃走,他把自己的战马给了幼天王,自己骑了一匹普通的马。结果自己被抓获而幼天王却成功逃走。这些事实都说明,李秀成绝对没有在江浙地区当军阀、当土皇帝的野心,他对洪秀全是绝对忠诚的,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也绝对没有私心。
  
  对李秀成“愚忠”的这个缺点,太平天国和清军方面都有人看得出来。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依旧不改自己对李秀成的猜忌,拒绝按照功劳重赏李秀成及其手下。李秀成自己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但手下的将士们极度不满。大将童容海就劝李秀成到天京“清君侧”。李秀成拒绝。童容海叹道:“主昏庸而臣愚忠”,自行带兵离去。从此后,童容海便认为太平天国绝无前途,心怀异志,对手下士兵不再按照纪律约束,允许他们打完仗后各自劫掠,后投降清军。
  
  第二次攻下杭州以后,李秀成对杭州城内的清军将领一概不杀,还把他们释放。两个清军高官——米兴朝和林福祥在被释放后、临走之前,给李秀成留下了一封信。总体意思是表示感谢,也说了一句:“尔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李秀成供述》)
  
  李秀成当然能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他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说,在安庆失陷之前,还有陈玉成掣肘,李秀成不具备“清君侧”的能力。等安庆失陷、陈玉成被捕以后,李秀成已有足够的实力这么做。而且他本人对洪秀全的路线和人事方针也极度反感。那么,为了挽救革命,就应该动用军队清洗南京的太平天国高层、安排能推行自己路线方针的人控制洪秀全,从而掌握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权,保留一丝革命胜利的希望。但他没有这么做,这绝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优秀品格,而是一种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愚忠”。他没有认识到,革命不是为洪秀全个人服务的,是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服务的。洪秀全只是一个象征,忠于洪秀全本人和忠于革命事业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可以不一致的。一些战术甚至战略上的争议,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和内部团结,地方服从中央、将领服从领袖,这是应该的。但在根本性的路线方针上有重大冲突,且这种冲突已经明显威胁到了革命事业的前途,那么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就要压过对领袖本人的忠诚,就应该坚持原则、坚决斗争,不管别人说你是以下犯上也好、野心膨胀也好,原则问题当仁不让、路线正确坚决掌权,不能搞“温良恭俭让”。
  
  “愚忠”的结果就是革命事业迅速走向崩溃。在最后的两年里,李秀成不停在南京和苏州之间奔走,应对来自曾国藩的湘军和列强支持下的李鸿章淮军东西两线夹击,疲于奔命。1863年,他最后一次离开苏州前往南京的时候,已察觉到苏州城中的诸王有投降清军的密谋。但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愿意给兄弟们留一条生路,独自回南京去尽最后的忠诚。他离开后没多久,苏州城诸王便合谋杀掉不愿投降的慕王谭绍光,献出城池、投降李鸿章。但李鸿章仍然心狠手辣的将诸王连带苏州城中的太平军将士尽数予以屠杀,李秀成这点最后的仁义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被捕之后,李秀成自知必死,但仍然以愿意“供述”为由,抓住生命中最后一点时间,疯狂写作,将他所知道的太平天国革命历史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他几乎不吃不喝,日夜奋笔疾书,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七天以后,他就被曾国藩下令处决。
  
  李秀成最后的供述,后来有不少人认为他这是为了想活命,向曾国藩乞降。为此太平天国的研究者们没少打笔墨官司,现存《李秀成供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曾国藩删改过也没有定论。只能说,李秀成有可能有祈求活命的意思,也可能没有。但即便有,核心原因也应该不是他贪生怕死,而是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前途感到绝望。从当时和后来的情形看,李秀成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太平天国革命此时已绝不会再有成功的希望。洪秀全死了、南京城丢了,他已经竭尽全力、毫无保留、问心无愧。“愚忠”已尽,他不论是想求死还是想活下去,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李秀成不是一个喜欢战争和杀戮的人。他希望无意义的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希望可以说服曾国藩能采取怀柔手段对待太平军余部。他在供述中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内部就已经人心离散了,但清军一直将太平军中的广西广东人视为首逆,即使投降也要杀掉,这些老将士们才不得不抱团反抗,没有散去,所以抵抗至今。这就是在提醒曾国藩:对付太平军余部,怀柔手段更有效。然后,他又表示可以去招降旧部,但前提是曾国藩要“肯散两广之人”,也就是给老兄弟们留下活路。这跟石达开在大渡河被困之后,试图以主动投降清军换取其他兄弟们活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李秀成的供述至少部分达到了目的。曾国藩在读了供述,正式下令处决李秀成之前的晚上,单独与李秀成密谈了一夜。密谈内容无第三人得知。第二天,李秀成在供述中继续写道“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没过多久,曾国藩就派人告知李秀成将会很快处死他。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录,李秀成听了之后“无戚容”,也就是面不改色、毫无恐惧或沮丧之意,后来也是“谈笑自若”,还颇有兴致的写了十首绝命词,并继续对曾国藩表示感谢,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
  
  曾国藩和李秀成只谈过两次话。第一次谈话是刚被捕。谈话之后李秀成没有讲任何要感谢曾国藩的话。相反,经过第二次谈话,明知曾国藩要杀掉自己之后,却极力对曾国藩表示感谢。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李秀成感谢曾国藩的事——也就是第二次密谈中请求曾国藩做的事——不是接受其投降或饶他一命,而是对太平军两广老将士采取怀柔招降的手段,不再追求赶尽杀绝。杀了李秀成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李秀成劝他“不宜专杀两广之人”,而且他认为“此说颇有可采”。[2]后来曾国藩很快解散了湘军,如何处置太平军余部其实不归他管了,但他向朝廷转述了李秀成的意见而且明确表态支持,这就是履行了对李秀成的承诺。李秀成所感谢的“厚德”也正是这个。当然,这不是曾国藩对李秀成讲诚信,关键还是李秀成的话说服了他,让他相信这样做对清朝和湘军系势力都有好处。
  
  李秀成数万供述翻来覆去其实就是一句话:太平天国已经完了,但大部分将士都是一时糊涂、各随其主而已,并不是铁了心要反清,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武器,希望能饶他们一命,不然会逼着他们再次抱团作困兽之斗,虽然无法扭转大局,也一定会给清军造成更多损失。曾国藩认可了这个结论。
  
  李秀成没有脖子一硬把曾国藩痛骂一通就死掉,而是以写供述为名争取了几天的时间,累死累活写了几万字向曾国藩讲道理,中间还有不少厚着脸皮给曾国藩拍马屁的文字如“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等语。他是被关在囚笼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冒着酷暑,以大约每天七千字的速度撰写这份供词的。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低声下气的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他深知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大可能免死,曾国藩等人耐心有限,供述写完之日,便是行刑之时。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曾国藩被说服了,也就间接挽救了许许多多两广老兄弟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于是心无牵挂、从容就义。[3]
  
  [1]“承贤台兄殷殷,嘱兄开用王印,想兄何才何力,敢受如此藩封,不过赖贤台之威名以助耳。”(《李秀成致捻军伦天燕韩碧峰、鼐天燕韩绣峰书》)
  
  [2]《李秀成供述原稿考证》,载《李秀成供述原稿注》,罗尔纲。
  
  [3]最后一天的李秀成供述,除了对曾国藩表示感激的文字外,余下大部分被曾国藩毁掉了。而之前的内容则几乎完全保留了下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李秀成供述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曾国藩同意不“专杀两广之人”之前的部分,也就是今天能看到的内容。这个部分李秀成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劝曾国藩采取怀柔政策。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以后,李秀成接下来可能就想再进一步,劝说曾国藩干点其它事儿。这就可能涉及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的天下大势了,有人猜测可能是劝曾国藩反清之类的。由于原稿已被曾国藩毁掉,具体如何便全无线索,只能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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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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