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3-5)镇压捻军:李鸿章与淮军集团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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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镇压捻军:李鸿章与淮军集团的崛起
  
  捻军并不是一支军队,而是北方地区很多很多小股反政府武装的统称。他们一边反政府,一边也劫掠百姓,尤其是富户,带有一定的土匪性质。
  
  不过,捻军不是土匪,而是贫困地区的人民自救组织。早期的捻军大概每股只有数百人,都是一个地方的同乡,宗族和地域联系密切。不同的捻军队伍彼此独立行动,主要依靠骑马在平原地区劫掠,抢完就走,偶尔也会袭击政府官员和小股清军。他们最主要的劫掠对象是周边富裕地区的富户,劫掠所得拿回老家供父老乡亲们生活,平时也在村里建“土围子(土圩)”保护父老乡亲不被土匪劫掠或官兵侵扰。捻军在本土本乡的人眼里就是劫富济贫、保家为民的英雄,但在外地士绅们眼里就跟土匪没有区别。
  
  对捻军,曾国藩有个评价很中肯,叫“捻无大志”,也就是说他们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有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不过是想要满足自己短期生活所需。因此捻军数量虽然众多、波及整个华北,但其实并不足虑,关键问题还是要镇压太平天国。
  
  捻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试图走向联合,推举“盟主”,由力量最大最强的队伍领袖担任。1850年代初期,一个捻军盟主已可以纠集五六千人的队伍。
  
  河南最大的捻军首领叫张乐行,是捻军中比较有政治军事头脑的一个。1855年,趁着太平天国席卷东南,河南多路捻军在河南安徽交界处的雉河集聚会,推举张乐行为首领,称“大汉明命王”,建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各路捻军俱听调遣,又发布告示和《行军条例》,使捻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算是正式起义反清。
  
  但张乐行这个“大汉明命王”也就是个大号盟主。他不具备洪秀全、杨秀清这样的权威,手下各路人马还是自己家乡宗族利益至上。《行军条例》里边有禁止奸淫、打劫的文字,但只是一个字面原则,实际无法执行。各部一起打仗可以,但要是让某一路承担危险的任务,为大局做出牺牲,那就很难办到。此外,还有一些大股的捻军没有参加联盟,继续独立行动。
  
  这种联合固然壮大了声势,也招来了更多清军正规军的镇压。清廷委任河南籍进士、兵部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团练大臣,统领河南绿营和团练来镇压张乐行。
  
  袁甲三有个侄儿叫袁宝庆,也跟着他到河南参战。袁宝庆有个过继的儿子,叫袁世凯。这次镇压捻军的任命,是袁甲三、袁宝庆给袁世凯积累军事政治资本的关键起点。
  
  松散的捻军联盟打不过袁甲三统一指挥的清军,张乐行被打的灰头土脸,从老根据地淮北逃入淮南。正好1856年发生了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负责安徽军事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感到有必要联络捻军合作反清。李秀成先是招降了李昭寿,然后,通过李昭寿的牵线搭桥,张乐行也同意与太平军联合。1857年初,李秀成、张乐行联手夺取了安徽霍邱县城。李秀成把霍邱交给张乐行管理。张乐行大为感动,决定接受太平天国的册封。
  
  但捻军内部出现了分裂。蓝旗旗主刘饿狼反对留在淮南地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要求带兵返回其淮北老家。因为捻军在进军淮南协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清军和团练抓住机会洗劫了他们在淮北的老家。捻军的地域宗族观念极重,他们没有太平军那样远大的革命纲领,可以从广西一路杀到南京。一听说老家被毁,就都着急要回去。
  
  张乐行是捻军中比较“有大志”的,懂得联合反清的意义和必要性。不过他身上匪气也很重,在跟刘饿狼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刘饿狼杀了。这种做法激化了矛盾,大约有四五万捻军返回了淮北老家,继续过那种平时在村镇固守,不时出去劫掠谋生的生活。
  
  留下来的捻军在张乐行指挥下,配合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太平军主力,参加了围歼湘军李续宾部的“三河大捷”,算是他们为太平天国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张乐行也被太平天国封王。
  
  这次辉煌的胜利之后,张乐行带兵返回淮北,想劝说其它捻军领袖再次追随自己,共同协助太平军。他发布了一篇布告。在这篇布告里,张乐行对大家说:捻军“各思苟安之计,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1]
  
  这些话显示出张乐行本人很清楚捻军的问题所在,但它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张乐行最终无功而返,陆续又有很多大小旗主带着自己的兵返回老家。
  
  最后的结果,张乐行和太平军方面互相抱怨。张乐行抱怨太平军轻视自己、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支持;李秀成抱怨张乐行听封不听调、军事纪律败坏。实则他们两个人都是很有大局观念的英雄人物,捻军溃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域宗族思想强烈。在清朝彻底的文化破坏和严厉的宗族体制下,底层老百姓缺乏文化、视野狭隘,仅依靠本能进行反抗无法真正大规模团结起来推翻清政府。“捻无大志”不是捻军中个别领袖没有想当皇帝的大志,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缺乏天下国家的大视野大格局。
  
  张乐行没过多久就因为叛徒出卖而遭杀害,捻军运动也步入低谷。
  
  1864年南京城破以后,一些太平军余部北上与捻军结合,把正规军建设的经验和战法传授给了捻军,让捻军的战斗力出现了一次飞跃,不断击败清军。此时袁甲三已经病故,清廷只得派出最后的八旗,也就是僧格林沁在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歼灭后的残余部队,投入华北战场试图剿灭捻军。但这支残部也打不过捻军。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设计围困,僧格林沁突围失败,被杀于乱军之中。
  
  这一下清廷是真没办法了,北方已无可用之兵,唯有南军北上,方可救急。朝廷于是想出来一个“湘淮分治”的主意:让已经解散了湘军嫡系部队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带领李鸿章的淮军去“剿捻”。同时,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为剿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以期曾李之间既能彼此配合、又能互相制衡。
  
  曾国藩能带领湘军击败太平军,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有洋人的大炮支持湘军水师在长江上的优势,二是有洪秀全这个军事白痴帮他干掉了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这些一流名将,在安庆和南京消极死守,等着湘军依托水师顺江而下挨个消灭。就其本人的军事战略水平而言,最多也就只能算个二流。他自认为最大的本事就是“结呆寨、打硬仗”,循序渐进、稳打稳扎的去跟敌人打阵地战。这个招数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对付洪秀全的龟缩战术还是有用的。但现在对付以骑兵为主的捻军就不灵了。华北平原上没有水师大炮给他撑腰,捻军战术灵活行动迅速,“结呆寨、打硬仗”不管用。他指挥淮军在华北平原上到处挖沟筑墙,想要把捻军困死,毫无成效。这也说明曾国藩的战略水平跟孙承宗、袁崇焕、范仲淹是一样的,运动战不会打,只会阵地战:围城和守城。范仲淹的堡垒战术被西夏搞得灰头土脸、间接葬送了北宋;孙承宗、袁崇焕的堡垒战术直接葬送了明朝。曾国藩跟他们比,主要是运气好,有洋人和洪秀全帮忙。离开了列强和“猪对手”的帮助,他就束手无策了。捻军没有南京城这样的基地供他围剿,而是灵活机动,在他精心构筑的防线内不停穿插,越闹越大,从华北波及甘肃、陕西、四川地区。
  
  1865年10月,朝廷终于失去了耐心,下旨严厉责备曾国藩:
  
  “办理一载有余,贼势益形蔓延,现在关中又被复扰,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2]
  
  这是曾国藩受过的最严厉的责备,吓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几天几夜睡不好觉。还没等他回复,朝廷的第二道命令又到了,宣布将曾国藩免职,回京接受质询,其职权暂时由李鸿章接替。
  
  湘军系的特点是私家军、封建军,其淮军分支就只有李鸿章能指挥得动。曾国藩是湘军系老大、李鸿章名义上的恩师,但也指挥不灵。一些淮军将领擅自行动,只向李鸿章报告,不向曾国藩报告;或者收到曾国藩的调遣,还要先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说可以动才动。其中,又以淮军二号人物刘铭传最难约束,先是私自带部与绿营发生火并,杀了绿营五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囚禁绿营提督陈国瑞。没过多久,又因为感觉自己的部队骑兵缺乏,干脆直接伪造曾国藩的命令,把归属八旗的托伦布马队调过来,占为己有。李鸿章对这些做法,总是一再袒护,甚至给曾国藩写信,索取对刘铭传、杨鼎勋这两支淮军中最精锐部队的指挥权,还想把最富裕的苏州、上海的军饷专供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把安徽、南京的军饷给曾国藩。
  
  曾国藩被气得不轻。李鸿章的这些做法,不仅是“护犊子”,更有严重的“背信弃义”之嫌。南京城破以后,曾国藩在朝廷压力下,亲自敲定了“裁湘留淮”的战略:以湘军大幅度裁减换来淮军得以保全。一方面是因为湘军目标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对李鸿章的信任。“裁湘”,让朝廷不必担心曾国藩功高震主;而“留淮”,又可以让朝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兔死狗烹”。一裁一留,曾国藩的权谋之术玩的炉火纯青。李鸿章在与曾国藩协商“裁湘留淮”策略的过程中,多次信誓旦旦、感恩戴德的向曾国藩保证:湘淮同源,本是一家,以后淮军是我的,也是老师您的,绝对服从调遣。
  
  结果,湘军刚一裁撤完毕,曾国藩真的亲自指挥淮军,立刻就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李鸿章还在背后推波助澜,这让曾国藩如何能不怒气冲天呢?
  
  继“阿思本舰队”事件后,曾国藩再一次丢下说话四平八稳的作风,很不客气的教训了李鸿章一通,说:既然淮军目前归我指挥,你就应该一切放手不管,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意见,应该直接跟我讲,而不是直接去给你的老部下下命令。你的那些老部下对我的部署有意见,也应该向我解释,而不是找你来跟我说情。
  
  接着,曾国藩又上纲上线的说:我曾某人统领湘军,手下很多人都自立门户,为什么你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将领看起来都没什么雄心壮志呢?你自己扪心想一想,是这些人本来就没有雄心大志,还是你平时的管理方法有问题?
  
  一番教训之后,曾国藩讲了一句在所有私人书信中都没有说过的“重话”:“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3]”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李鸿章一天到晚把我恩师长恩师短的叫,还说什么恩师如父,我今天摆出师父的口气责备你一下,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当个好官、做个好人罢了!换句话说,你小子别在我面前玩这些小人伎俩,我看你既不是好官,也不是好人。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这才有所收敛,不再明目张胆的对淮军事务作直接干预。但曾国藩发一通火,也并不能改变自己指挥淮军打仗不顺利的局面。朝廷见情势危急,也就顾不得“湘淮分治”的战略考量,让李鸿章直接到北方来指挥淮军。曾国藩依旧回去当两江总督,负责给淮军搞后勤。
  
  这样,曾国藩依旧负责嫡系湘军控制的地盘,李鸿章来带自己的嫡系淮军,这个关系才算理顺了,镇压捻军的仗才有的打。
  
  李鸿章打仗的水平并不比他的恩师强多少,但他运气好。刚一上任,就遇到了捻军内部分裂:原属太平天国的一派继续“胸怀大志”,主张继续在中原地区与清军主力周旋,寻找机会推翻清朝;原来的那帮老捻军领袖还是“流寇主义”思想,觉得关中地区清军兵力薄弱,可以去那里发展,本质上是不想啃“硬骨头”。曾国藩1866年9月被免职,捻军主力1866年10月就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实力大损。李鸿章果然鸿运当头,抓住机会把东捻军镇压了下去。西捻军则主要由左宗棠的楚军负责镇压,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协助。
  
  曾国藩在围攻安庆期间推荐了三大巡抚:江西巡抚沈葆桢、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这三个人都出自曾国藩幕僚。其中两个很快就与曾国藩决裂,只有李鸿章一直在表面上对曾国藩十分尊敬。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沈葆桢和左宗棠都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正人君子,对曾国藩偏袒自己弟弟的私心十分不满;李鸿章则是个没底线的权谋家,对这种问题并不介意。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曾国藩给李鸿章的好处不仅比沈、左二人更大,而且比给曾国荃的还大。攻克南京这个事儿,被视为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大功劳,咸丰皇帝死前甚至留下遗言,谁能攻下南京就给谁封王。但在讲究实力的乱世,再大的功劳也是虚的,只有兵马钱粮最实在。后来真的攻下南京,朝廷立刻食言,只给曾国藩封侯,拒绝封王。这个侯爵也没啥实际好处,曾氏兄弟的嫡系解散后,曾国藩的实际政治地位立刻就下降。对此,曾国藩自己也看得清楚。所以,当上海方面士绅和列强联合要求曾国藩派兵支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李鸿章,而是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因为这是比攻克南京更大的好处,上海那个地方是全国财富汇聚之地,又有列强撑腰,一过去肯定马上发达,手上有钱,不愁练不出一支强军,还能跟让朝廷都害怕的列强搭上线,这才是最实在的好处,比攻克南京的功劳实在多了。
  
  但曾国荃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光惦记着南京城里的财富,还有朝廷封王的空头许诺。坚决不肯去上海,一定要争打南京的功劳。曾国藩说不服他,这才退而求其次让李鸿章去了上海。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立刻就跟上海的买办集团和列强搭上了线,淮军集团钱粮充足、兵强马壮,李鸿章也成了湘军系的头号实力人物,连曾国藩都要让他三分。对这个局面,他是很满意的,一点也不嫉妒在南京城下啃砖头的曾国荃。
  
  曾国藩利用职权照顾自己亲弟弟,把湘军钱粮大量送给曾国荃,帮他扩军、购买军火,独占攻克南京的功劳。湘军系其它将领看在眼里,大都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军队吃不饱,功劳也争不过曾国荃嫡系,纷纷抱怨曾国藩偏袒私人。沈葆桢和左宗棠与曾国藩决裂的由头,最先都是冲着曾国荃去的:一个断了曾国荃的军费,一个告发曾国荃放走了幼天王。而李鸿章不存在这种心理,他的钱粮比曾国荃充足、士兵吃得比曾国荃部还饱,个人权势地位直逼曾国藩,因此一直对曾国藩感恩戴德、绝无怨言。
  
  左宗棠除了跟沈葆桢一样反感曾国藩的私心以外,还额外多了一点在军事水平上的鄙视。左宗棠是一流的军事家,看不起只会“结呆寨、打硬仗”的曾国藩。但就是这么一个二流的人物,竟然夺取了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大功劳,左宗棠不服。
  
  后来曾国藩死了,左宗棠送了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人死了当然要说点好话,但从挽联来看,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比他强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知人之明”,也就是发现和任用人才。曾国藩发掘的最大的人才就是他左宗棠,此外还有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培养起来的。在动员一大批同道来一起做一番大事业方面,曾国藩确实很厉害,这也是他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尽管在处理自己嫡系和非嫡系方面没有搞好,导致了湘军系内部分裂,但总体而言没有危及大局。“知人之明”当之无愧。
  
  至于“谋国之忠”,在为清王朝尽忠这方面,左宗棠自认不如曾国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褒是贬就不好说了。
  
  ——这里再补充一点,毛泽东早年也评价过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句话后来被吹捧曾国藩的人反复引用。实则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有24岁,时间是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没有一点政治军事经验。此时曾国藩是湖南历史上最有名、成就最大的人物,一个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对其表示钦佩并不奇怪。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开始接触十月革命的思想,后来参与共产党的建立,又组织秋收起义,带兵上井冈山,其政治军事思想才开始成型。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对曾国藩有任何正面评价,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如此。相反,他最主要的敌人蒋介石倒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在提倡理学、屠杀人民和“结呆寨、打硬仗”方面深得曾国藩思想的精髓。面对蒋介石以优势军队步步紧逼的“堡垒政策”,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穿插,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多次突破蒋军的“围剿”,又以农村包围城市、优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的战略,避开了蒋介石希望打的“硬仗”,把一座座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呆寨”轻松夺取。曾国藩支持理学,毛泽东反对理学;曾国藩屠杀人民,毛泽东依靠人民;曾国藩喜欢阵地战,沿交通要道一步一步攻打重要据点,毛泽东喜欢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为此不惜放弃重要的阵地和城市;曾国藩组建湘军喜欢以同乡管理同乡,大搞“兵为将有”,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主张“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不分地域不搞山头。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曾国藩治军用兵路线的最大克星。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最后到蒋介石,曾国藩的徒子徒孙们统治中国的局面,便是被毛泽东终结的。成熟之前的毛泽东,“独服曾文正”;成熟之后的毛泽东,“独克曾文正”。这才是二者关系的完整写照。
  
  [1]【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
  
  [2]《曾国藩全集》第9册,5402页
  
  [3]《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5861-5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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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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