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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近代欧洲的崛起源于他们中世纪自由城市魔鬼般的发展步伐和神操作!

2019年01月09日 近代历史 ⁄ 共 1967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282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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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为什么欧洲到了近代会那么牛?为什么中国到了近代被白人欺负?为什么日本到了近代也被白人欺负但却迅速摆脱并崛起?

  本文认为,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在其中起了关键的锁钥型作用。

  关于自由城市对欧洲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上,国内外学界有过一定的认识,但是却没有足够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尤其缺少与中国的对比研究。而且研究也非常少,远未到达主流观点的地步。很多欧洲中世纪史只是对自由城市一笔带过,以至于现在大多数人(即使是历史爱好者)对“自由城市”究竟为何物还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巴黎、伦敦这些世界知名城市曾经也是自由城市)。而至于古代日本的“自由城市”,就本人所涉及的国内外资料来看,几乎没有人将它与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相提并论过。大家普遍持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东方的历史上不存在自由城市。但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日本古代的一些“自由城市”在不少关键特征上与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特征吻合。在日本近代发生的事情中,古代“自由城市”留下的遗产起了必要的作用。

  下面,我就开始讲故事了。

  第一部分 它们为什么伟大——自由城市鲜为人知却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功绩

  • “自由城市”为何物?

  通常说的“自由城市”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特殊现象。即约10世纪开始,欧洲陆续出现了一批拥有自治权的城市。所谓自治权,就是除了单位时间内交给封建领主一些金钱以外,其他事情都行自治的权力。这些自治权包括有权自己选举市政官员,管理城市经济,还有权建立城市自己的军事力量。

  得到这些自治权的城市,成为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孤岛”或“特区”。一般情况下,除了定期交付金钱以外,对领主不负担任何义务。而领主则不得干涉城市的事务。城市内部的管理,也不适用封建社会“封君——封臣”的分封体系,而是由市民选举产生的,有一定任期的官员进行管理。城市中市民主要的经济生活是手工业和商业(不过并不完全排斥农业。在有些城市里,农忙时期市民还是必须回到乡间从事农业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手工业和商业是面向市场的,和中国古代城市中大量的官营手工业不同。

  为了避免冲淡主题,本文先谈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然后再慢慢谈关于它的其他历史必然性。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发展生产力(分工、交换、竞争)

  《国富论》中开头就告诉我们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甲擅长做锁而不擅长做钥匙;乙不擅长做锁而擅长做钥匙。这两位如果不分工合作,各自的效率都低,成品出品慢,而且还都是有质量问题的。但如果两人分工合作,甲专门做锁,乙专门做钥匙,那么就能生产出质量数量均最大化的优秀产品了。这样一来,生产力不就提高了吗?

  但这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甲和乙住得比较近。如果甲住纽约,乙住东京,客户来买了把锁以后还得漂洋过海配钥匙,这当然玩不转。

  而自由城市,就给工商业者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住得近”的环境。东边牧马,西边放驴,多咱配头骡子出来?但是住一起就方便了。自由城市是工商业者聚居的场所,便于各个工商业者之间进行产品的分工和交换。这是自由城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聚居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竞争的加剧。

  第一,同业人员聚居,客户能够货比三家再择优购买。好比一个村子就一个铁匠,普通的铁器只能从他那儿买,你爱买不买。所以就算质量不好村民多半也就忍了,因为最近的另一家铁匠铺在邻村的邻村,隔了好几十里地,而且谁也不知道那里质量会不会比本村好。整把菜刀还得跋山涉水,犯不上。但是如果方圆几十里所有的铁匠都到铁匠一条街上去,那这条街上所有的铁匠谁敢不把顾客当上帝?所以工商业者的聚居能促使工商业者改进生产力(和服务态度)。

  第二,聚居和集市不同,那不是简单的一时聚集,而是相对稳定的长期固定。这样一来发现质量问题,冤有头债有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索赔有门。就算索赔不成,四下一传:铁匠一条街第N号那家卖张记菜刀的真不是东西,削泥如铁,切豆腐都卷刃。那也够张铁匠喝一壶的了。这也能促进工商业者们改善商品和服务质量。

  从这里可以管窥自由城市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功效。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规避“农业周期律”

  自由城市的市民从事的是工商业,这形成了农业社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传统东西方的农业从古至今都存在一个问题:过剩人口。土地的产出收土地自身限制,上升空间很有限。同一块地,一个人种,产出100;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人种,产出或许会增加,但几乎肯定在200以下。所以人力投入和增产不完全成正比。而且还存在一个更诡异的可能:种的人越多,土地产量越低。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一个人种一小块地,平时人力伺弄一下刚够自己糊口。这时他会不会使用耕牛或大型拖拉机?不会。因为这片土地太小,收益还不够平时养牛和维护农机的成本,用了先进的技术反而赔钱。可是如果有100块这样的地的面积,由一个人使用大型拖拉机耕种,其产出完全可能超过100个人各自徒手耕种后产量的总和。这就是为什么总说小农经济具有“停滞性”的原因之一,因为分散的小农使先进的技术无用武之地,产量也无法大幅提高。

  因此,小农社会容易存在一个周期率:人口增加——动乱——人口减少——太平盛世——人口增加。古代中国就是典型。每个朝代之初,人少地多。只要皇帝别胡闹,大家丰衣足食不成问题,遂有太平盛世。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越分越小。这时再加上土地兼并的因素,会产生大量的剩余人口,而因为分散耕种的缘故,粮食产量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这时如果遭遇一场变故,比如灾荒,很多人活不下去,就会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最后爆发大规模动乱、战争,一个朝代就被埋葬了。动乱之后人少地多了,又迎来一轮新的循环。但是这个变动本身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就是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停滞性”。

  欧洲的自由城市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这种周期律的作用。它主要的方式是吸收过剩人口。多余的人口可以进城经商或做工,不必留在乡间占地。这样一来使剩余人口有事做,同时又削弱了农村“碎分”土地以至于抑制增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剩余人口则不再游手好闲,而是将他们的智慧与汗水投入到了工商业活动之中。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也许学者们不忍心去提的是:城市在在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人口。这点似乎从未有学者关注过它在吸收剩余人口方面的作用。但却是事实——城市的聚居环境卫生条件非常差。恶劣的居住环境造就了相当高的死亡率。有学者经过研究,证实中世纪欧洲自由城市居民的死亡率长期高于出生率。(参见刘景华 主编:《走向重商时代——社会转折中的商人和城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法国王子在城中被猪踩死以及英国王后被城中的臭气熏走的事,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城市是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重灾区。读过《十日谈》的人对此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但是城市工商业的财富,以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自由空气(几乎所有的城市宪章都有“一年零一天”条款,即任何人无论此前什么身份,哪怕是农奴,只要在城市中连续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即可获得自由人身份。过去的农奴主不得再对此人主张权利。)都在吸引着大量的人涌入城市。以至于12、13世纪时,虽然城市居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但城市的总人口却还在上升。

  城市的这些因素,给整个欧洲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业周期律”(不敢说完全消灭),从而也就削弱了周期中大动乱带来的破坏。这与古代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这样,欧洲的工商业经济在自由城市的笋尖中茁壮成长,慢慢引领欧洲超过了东方一度辉煌但发展却相对“停滞”的中华帝国。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

  自由城市的市民,平时主要从事工商业。常常要签合同,不认字不行;天天要看账本,不识数不行。所以市民的文化水平必须高,否则难以在商业竞争中生存。因此,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农村,文盲率也相对低。

  自由城市所实施的政治制度民主程度高,经济生活不以农业为主,这都与周围封建大环境迥异。这些情况结合市民较高的文化水平,产生了自由城市特有的市民文化。这种市民文化鲜明地体现商场生存竞争的结果。概而言之,以“唯利是图”为主要特征。

  这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市民们的行为高度吻合《孙子兵法》中“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训条。市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突破许多传统。比如传统的欧洲社会(尤其是教会)严厉谴责放债取利,但是市民对此嗤之以鼻。教会严格禁止铁、木料等可以用于建造战船的货物向伊斯兰世界出口,但是市民们无视教会的禁令。只要能挣钱,卖给谁不是卖?

  第二,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之后,一些市民显示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苗头。他们在经商挣钱方面展示出了一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同时却坚持勤俭持家,厌弃穷奢极欲。似乎挣钱并不是为了花,挣钱本身就是价值所在,成了纯粹意义上的“唯利是图”。(若难以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可以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老头,就是个“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懂得挣钱规模最大化,另一方面懂得消费规模最小化。)

  虽然有种种弊端,却不能不承认:这种“唯利是图”思想是经济增长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精神动力。

  市民的文化水平高,也清楚人才的重要。各自有城市之间也存在商业竞争。为了赢得商战,人才多多益善。于是自由城市中出现了中世纪欧洲第一批公共教育体系,对人才进行规模化生产。在自由城市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大学,那是学生们按照行会的组织方式建立的。批量化生产的结果就是当时乃至后来很多对欧洲有大影响的著名智者都来自于自由城市。但丁、薄伽丘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都是意大利各个城市共和国的人。还有被欧洲人奉为铅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古登堡,也是自由城市美因茨的公民。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卢梭,则出生于日内瓦城市共和国。

  自由城市的人才不但为自由城市服务,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被国王聘用,帮助国王管理王室的财政、军政。这些市民出身的人才,利用他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知识推动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建立。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经济制度创新

  中世纪自由城市中频繁的商业往来促使市民想方设法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这催生了很多先进的经济运行方式。大规模经营的需要催生了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频繁的商品运输导致了保险业的繁荣。

  这些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大大提高了工商业活动的效率。尤其是银行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制,能够集中大量社会闲散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后来欧洲对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了欧洲人对外征服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势。在商业竞争中,欧洲各股份公司的巨大身躯轻而易举地将亚非拉的个体户无情碾碎。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军事技术发展

  自由城市促进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第一个体现是火器的大量使用。

  中世纪欧洲军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骑士。但是随着火药的传入和发展,个人体力和武艺在战争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减。一个瘦小孱弱还没穿铠甲的市民,只要一枪就能把全副武装的高大骑士放倒。决定战争胜负的更多在于谁能砸得起钱。而要论这一点,封建领主和骑士们无论如何不是市民的对手。

  中世纪欧洲恶劣的陆地交通状况和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注定了回旋余地小,因此当时的战争很难出现大迂回大纵深的情况。交战双方常常只有一条通往对方领地的路。不在这里打就没地儿打了。于是就在这里开打,决出胜负后缔约。如果败的一方不愿屈服,则躲进城堡。攻击者便进行包围。双方比谁的粮食吃得久,或者比谁更扛饿。

  当时的欧洲也没有正规的军事制度和远程通讯方式,所以不能派分队去骚扰敌人后方或切断敌人退路。因为分队派出去就很难再联系上。得没得手?不知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被消灭了,还是全都当了逃兵?永远无从知晓。战斗只能以硬碰硬的方式进行,很少有施展阴谋诡计的空间。防守时,我就一座城堡。你爱打不打。

  这时候,双方更多的就是拼技术,比谁的武器破坏力更大。因此火药引进以后,市民们如获至宝。强大破坏力的火器适合当时欧洲的战争需要,又适合市民们有钱缺武艺的特点,简直是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不二法宝。而封建骑士们对这种武器是深恶痛绝的。我冬练三伏夏练三九熬出一身武艺,你一个丑八怪小人一枪就把我废了,这也太没天理了!而且骑士们往往除了打仗不会干别的。现在打仗也不好使了,岂不是砸他们的饭碗么?

  但是没有办法。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更厉害的武器你不用自然有别人用。而别人用了你就不敢不用。市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大量装备并发展火器,从而使火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最终整个欧洲都被迫展开装备并发展火器的竞赛。所以说,正是自由城市的存在,使欧洲的火药武器避免了它们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退化命运。

  自由城市促进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第二个体现是航海技术。

  欧洲多岛屿和半岛的地形决定了自古以来海运的发达。“在这儿(地中海),海上运输通常是任何两点间的最快运输途径。”([加]温特•戴尔 著,李霄垅、吕志娟 译:《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比如说,从意大利南端到希腊南端,跨过亚得里亚海比翻越阿尔卑斯山要方便。从今天的瑞典南端到丹麦,穿越海峡比穿过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要容易。

  但是有意愿和能力承担海运的,是自由城市的商人们。海运虽然方便,但造船可不便宜,而且还得有可靠的技术。只有有文化又有财力的市民能够负担。十字军东征时负责从海上运输十字军的,正是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国的海上力量。在这些过程中,城市的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溢。海运让市民们大发横财,反过来又促使市民们进一步提高航海技术。中世纪城市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高超且发展迅速。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海军,它以一城之力与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对抗了数百年,居然还能常常占上风。

  火器结合航海技术,使欧洲人的军事实力渐渐超过了亚非拉各古老民族。坚船利炮,是欧洲人殖民扩张时压箱底的资本,也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留给近代欧洲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政治思想变化

  自由城市市民的结合,依靠的不是封建制度使分封规定的权利义务,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契约。这和城市的起源有关。下文会详细介绍。大家都是风尘仆仆的泥腿商人,起初谁也不认识谁。我也不知道你以前是个伯爵,你也不知道我以前是个农奴。只是因为大家都要做生意,都要在这里落脚才凑到一块儿的。也不管你以前是伯爵还是农奴了。谁知道呢?都到这里了就谁也别装逼了。既然大伙儿都是生意人,天天和契约打交道。所以也就签个公约吧。大家约定规定既然我们都在这儿落脚,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都互相尊重人身权和财产权。哪位要是违反了,大家一起惩罚他。以此我们可以保障这里的内部秩序,一起对付共同的外部威胁——比如劫道的。这是城市最初的“宪法”,它当时的名字是“兄弟盟约”。

  也正是自由城市的这种起源,使自由城市从一开始就具有民主政治的色彩。常年和契约打交道,也使市民习惯用看契约的眼光看待政治生活。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政坛,市民们都很看重加诸自身的东西是否经过了自己的平等协商,以及自由意志下的同意。所以就不奇怪为什么日内瓦城市共和国出身的卢梭会写出《社会契约论》,而米兰出身的贝卡利亚则以社会契约的观点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论证死刑不应存在。

  这种契约视角的政治思想,彻底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以人身依附为重要特征的政治观念,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我翻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合同法教材,还看到这样的话“Contract law is a wonderful way to enter into the study of the law because it combines our common sens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具体来说,契约视角的政治思想包括两点:平等协商和自由意志。以这两点为基础,构成了中世纪城市的民主政治,虽然粗糙,但已不失为一种民主制度。长期接受这种观念的市民很难忍受强权下的专制。所以当市民数量增加,财富增长,势力增强之后,他们就把这套理念运用到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近代欧洲的民主政治起源于哪里?与其说来自古代希腊罗马遥远尘封的梦萦,不如说是来自中世纪自由城市就近铭刻的记忆。

  • 自由城市的历史功绩之扫除愚昧

  说到中世纪欧洲的愚昧,不能不提天主教会。欧洲的普遍愚昧是天主教会敛财(从而也就是统治)的基础之一。因为公众的愚昧,教会才可以公然宣称“谁要是强奸了圣母,买张赎罪券也就可以免罪”([法]伏尔泰 著,梁守锵 等 译:《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5页)。因为公众的愚昧,教会才可以大量接受人们“投献”的土地,并肆无忌惮地向农民征税。因为公众的愚昧,教会才得以一边谴责盈利,一边自己利用接收的财产和土地进行着规模宏大的营利性商业活动。

  自由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教会不共戴天的仇人。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商业竞争。教会自身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从事商业活动,它是自由城市唯一强劲的竞争对手。利不同不相与谋。另一方面,市民们识文断字的文化水平也使他们有了从道德上鄙视教会的理由。在“欧洲或许还没有10个有身份的人手中有本《圣经》”的年代([法]伏尔泰 著,梁守锵 等 译:《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3页),市民们却可以有丰富的藏书。《蒙塔尤》记载中世纪时期城市市民的藏书量令乡村农民咋舌,而且内容都很大胆。于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圣经》中何处告诉我们教会有权出售赎罪券?

  又是自由城市的市民们,即有动机(因为商业竞争而仇视教会)又有能力(有文化,有藏书)去摧毁教会统治的基础:愚昧。中世纪城市兴起“异端运动”,就是一场反教会反愚昧的实践。城市作为星罗棋布的特区,市民们的启蒙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向周围的乡村扩散。《蒙塔尤》中蒙塔尤村的村民虽然没怎么读过《圣经》,却听说了《圣经》中并未赋予教会征收收什一税的权力。这些显然是从市民那里传出来的。

  扫除愚昧还体现在城市法的建立。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普遍采用的是古日耳曼法,其中保留了很多野蛮落后的诉讼制度,比如神判法、决斗诉讼等等。这在市民之间频繁的商事纠纷中当然是绝对不能适用的。他欠我钱,我要他还,凭什么还得过水过火下油锅呢?他被火烫伤就证明他没理?这都哪跟哪啊?决斗就更不靠谱了。我上法院想要回我的钱,怎么还得玩命?所以要保护市民的商业利益,就必须用一套符合人类理性的法律制度。于是就出现了专供市民解决自己纠纷的专门法庭和专门法律制度,比如英国的“泥腿法庭”(有翻译成“灰脚法庭”的,原文貌似是dust foot court。这个法庭专门供商人用自己的法律解决纠纷。因为商人到处跑,脚上沾满灰尘,遂曰dust foot法庭)。这些市民商人之间的法律制度简便实用,保护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而更要紧的是,它为欧洲愚昧的旧法提供了一个替代品。直到今天,我们的海商法等法律中的许多内容,还是从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商法中沿用下来的。足见其效率之高超,影响之深远。

  自由城市在愚昧的中世纪欧洲点亮了一盏盏理性的灯。随着市民实力的增强,灯光照到的地方越来越多,直到照亮整个欧洲。

  第二部分 它们从何而来?——自由城市的起源和盛衰历程

  以上是中世纪欧洲自由城市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众多历史功绩。可以说,是中世纪的自由城市造就了近代欧洲的强盛和相对于亚非拉的霸权地位。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的自由城市?是不是亚非拉没有自由城市?如果确实没有,那是为什么?如果亚非拉也有自由城市,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发挥欧洲自由城市那么大的作用?

  这就得从头说起了。

  • “自由城市”从何而来?

  关于自由城市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是以比利时学者皮雷纳的“商人起源说”最能自圆其说,其基本观点是:商人阶层的兴起导致了自由城市的出现。其中的一个证据是:最初“商人”和“市民”是同一个词(这是皮雷纳考证的,但我忘了是在德语还是法语或拉丁语中了……)。

  下面就详细说说商人如何兴起,以及商人兴起如何导致自由城市的出现。

  中世纪的欧洲农村奉行长子继承制,家中没有继承权的儿子们就得出外闯荡。他们或从军,或经商,或为盗。有时则在这三样中做兼职。不过总而言之,过剩人口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下面便谈谈这如何导致商人阶层的兴起。

  中世纪的欧洲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封建割据,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所以就比较难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要换了咱们中国,可以用鱼鳞图册标注全国土地所有权的情况,用户籍制度整理出全国人口居住地的情况。哪里少了一个人,哪里多了一个人,相对来说有据可查。这儿出一江洋大盗,全国城门口都能贴上你的艳照。可是在欧洲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各顾各的,交流不畅,道路不通(中世纪欧洲陆地交通条件极端恶劣,道路没人修,劫匪遍地。封建割据的领主对整饬公共交通,是既无雷锋之心,也无陶朱之力)。一个人活着走出百八十里地以后,谁都拿你当外乡人看。这种情况给过剩人口从事各种“自由职业”提供了条件。比如一个农奴受不了压迫,逃走了。只要途中没有被强盗杀掉,也没有喂狼,不用逃出多远就没人认识了。要是穿干净点,自称是子爵搞不好也有人信。

  欧洲中世纪的商人就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了。多余的人口离不开商业。他们就算从军或为盗,得到的战利品和赃物也得卖掉。卖给谁呢?当然得卖给职业商人。因为只有职业商人才能吃进大宗批发商品。要是让强盗和军人自己去零售,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的,哪还有工夫办“正事”呢?所以对商人这个职业的需求就会增长。后来强盗和军人们又发现无商不奸,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拼死拼活弄来的一点东西,价格都被商人压得很低。然后商人转手高价出售,利润的大头都叫他们给吞了。强盗和军人们想,那我为什么不索性自己去当商人?来钱快,还不用玩命(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商路也很险恶,商人通常也是必须自备武装的)。于是从商的人口就更多了。

  随着商人人口的增加和财富的增长,商人形成了一股势力。在商道的重要枢纽或海运港口,商人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建立有防御工事保护的固定落脚点。那就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的雏形。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落脚点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利用封建社会的分裂环境,以及十字军东征的契机,大批获得自治权的自由城市出现在欧洲大陆。

  • 自治权的取得

  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社会,领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商人们想在他们那里定居就能随随便便定居的。起先,商人地位近似农奴。领主对城市的建设,商人的生活都可以横加干涉。不过同时,领主却又得依靠商人,因为商人能够给领主提供很多货币。在各地之间联系不紧密的欧洲乡村,因为缺乏交换,货币是很难取得的。但领主的生活又不可能完全脱离货币。所以领主欢迎商人前来,但又希望商人听话。这构成了领主对商人又打又拉的矛盾态度。

  但是商人势力的增长难以阻挡。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有了钱的商人绝不甘心久居人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争取摆脱领主的控制,夺取自治权。这时分裂的欧洲给了商人们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的欧洲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各个分裂的封建领地之间存在着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商人可以巧妙地利用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的夹缝之中为城市的生存谋取利益。尤其是一些城市分属不同的领主(比如巴黎属于四个领主),当一个领主压迫他们太过时,他们可以与另一个领主结盟,从而导致两边的领主都无法控制城市。

  意大利的城市就来过这一手。法国和英国的国王权力有限,但好歹是名义上的国王。但是意大利连名义上的国王也没有,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发展最早、最快、最牛。在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形成了一大批后来名垂青史的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比萨、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共和国利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矛盾,在两方之间周旋。米兰、伦巴第等 14 个城市结成伦巴第同盟,先是联合教皇反抗皇帝,后来又联合皇帝反对教皇,并因此从皇帝处取得了允许其自由和自治的特许状。

  为了取得自治权,城市市民可谓煞费苦心,前仆后继。很多时候,自治权的取得不是那么轻松,有武装斗争,有流血。市民常常得拿起武器发动起义来争取自由。这种起义往往还不止一次。如拉昂曾进行过三次,韦泽雷进行过五次,图尔进行过十二次。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城市的发展又遇到了一个契机: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参与者里有大量的封建贵族。首先他们参加十字军去东方,路上得吃得住,总得带钱。作为封建领主的贵族通常是没什么钱的,庄园经济基本上是实物的天下,鲜有货币的身影。但是带着大量实物远涉重洋又不太可能,粮食在路上过了保质期怎么办?所以就得想办法弄到货币。谁有货币?市民有。于是这时市民就惊奇地发现很多封建领主问他们借钱,还很急迫的样子。那就可以漫天要价了:给不给钱在我,给不给自治权在你。领主想,到了东方我可能会打胜仗发大财,那样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要么我就死在那儿,那样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更没有意义了——那就给你们自治权呗。所以这笔交易就这样达成了,皆大欢喜。这个过程在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中有过生动的描绘。

  十字军东征,使巴勒斯坦地区成了吞噬欧洲人生命的坟墓(伏尔泰的描述)。上百万欧洲人或战死或水土不服而葬身异乡,这其中就有数不清的封建领主们。打了胜仗发了财的领主们则有很多选择在中东地区跑马圈地,作威作福,此间乐不思蜀也。这两种情况对名义上属于他们的城市来说都是天赐良机。从《法律与革命》的列表中可以看出,大批量的城市是在这段时间内取得自治权的。这是十字军东征给城市取得自治权所带来的效果。

  利用封建割据势力的夹缝求得生存,抓住十字军东征的契机取得自治。这就是自由城市取得自治权的风雨征程。

  • 自由城市的鼎盛辉煌

  取得自治权之后,城市可以放手自由发展。城市人口大幅增加(主要靠外来迁入的人口),市民的财富也迅速增长。总体上来说,市民阶层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发达了。可是这时遭遇到一个取得政治地位的瓶颈:军事实力有限。没有大棒,光有一大堆胡萝卜,那可是现成的唐僧肉啊。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瓶颈很快被火药技术的传入给突破了。

  市民的特征是有钱,有脑子,没肌肉。封建贵族领主的特征是没钱,没脑子,有肌肉。在回旋余地不大的欧洲战场(尤其是西欧和中欧),谁的装甲厚,谁的胳膊粗,谁是老大。(这就是重骑兵成为中世纪欧洲王牌兵种的原因,要是放到开阔的东欧草原就要被屠了)所以市民往往不得不通过请雇佣军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有了火药技术就不一样了。制造火药得有钱,有技术,有工厂。使用火器不需要胳膊粗,也不需要十年磨一剑地苦练武艺。你想,学“侍魂”时那些大招需要多么精湛的键盘技艺,但是学CS你只要会点鼠标左键就能上阵,你就知道这里面的差距了。而且一枪下去,多厚的盔甲也能打个对穿。这都符合市民的特点和需要。

  火器被尊崇冷兵器和个人力量的封建贵族视为洪水猛兽。这不但是因为人家鼠标左键一点能顶的上好几个十四连杀,还因为封建领主获取这种武器比市民困难得多。市民有钱,有工厂,有技术人才。封建领主有什么呢?他们只有土地、粮食、农奴、生产力低下的铁匠铺。人家可以列装AWP和手雷,你们团级以上干部才配一把MP5还缺子弹,怎能不任人宰割?由于火药技术的发展,市民有条件足见自己的市民军队,对雇佣军的依赖减少。市民自己组成的军队对城市高度忠诚,配以先进武器,终于形成了足以威胁封建领主的可怕力量。只是由于市民数量的稀少(当时城市居民数量仅占全欧人口约十分之一)和火器技术尚不完善,封建领主才得以苟延残喘几个世纪。

  以上是火药技术如何加强了市民阶层的力量。现在还得回头说说十字军的事。十字军东征不但给城市获取自治权提供了机会,还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收入。与东方的贸易渠道被打开了,商品交易空前繁荣。与此同时,城市的海上运输力量也通过帮助十字军运兵发了大财。十字军东征时,从欧洲运兵主要靠地中海的海运(陆地运输必须通过拜占庭帝国以及东欧诸国,这几位东正教弟子都是不买天主教会的账的。武装的天主教徒要想通过他们的领地少不了麻烦)。承担运兵任务的主要是威尼斯、比萨等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海商和海军。后来十字军东征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几个城市共和国因为商业上的竞争导致矛盾激化。于是他们在海上互相攻击对方的运输船,终于使十字军的东运难以为继。当然这是后话,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十字军运动给自由城市带来了多大的利益。

  商贸的发展让城市有钱,火药的传入让城市有枪。既有钱又有枪的城市,不牛何待?13、14世纪是欧洲自由城市的鼎盛时期。封建领主乃至国王越来越依靠城市。一些城市甚至组成城市同盟,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登上历史舞台。最著名的是德国的汉萨同盟,其巅峰时期的盛况让半个欧洲为之侧目。直到今天,我们国际法中还有不少条款是源于当时汉萨同盟成员之间的盟约。据说,即使在汉萨同盟早已不存在的今天,原同盟成员的一些城市的汽车牌照上仍然使用同盟标志。

  其实包括日后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实际上也是自由城市联合的性质。和汉萨同盟一样,荷兰联省共和国也曾盛极一时。但是联省共和国的灭亡,却揭示了自由城市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

  • 统一的民族国家——自由城市命运的终点

  市民有了火药和财富之后,已经实力很强大了。但这仅仅是针对市民一整个阶层来说的。落实到具体城市的时候,各个自由城市还是势单力薄。在自由城市兴起初期,城市仅求自保,单个城市得以在封建割据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保住自治权就已满足。但是到了13、14世纪的鼎盛时期,自由城市实力大为增强,他们寻求得更多的则是最大限度的商业扩张。这时自由城市力量的分散就构成了市民进一步扩大实力的瓶颈。

  第一,缺乏统一管理,自由城市之间难以进行健康竞争。

  刚开始的时候,自由城市的市民只求自己的小商铺能有进账。市民只要一日三餐不愁,温饱之外略有节余就非常满足。因为这样就已经能使市民的生活比农村人好得多了。随着商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生意越做越大。任何轻易满足的人都会在日渐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捎带着一起被淘汰的还有他们“知足常乐”的精神。市民开始有“市场占有率”的概念,开始懂得争夺市场。不同的自由城市之间为争夺市场绞尽脑汁。今天我拆你的台,明天你给我使绊,后天我污蔑你的商品质量差,大后天你给你的次品贴上我的商标拿去卖。城市之间没有统一的管理,这种恶性竞争得不到控制。后来往往演变成城市之间爆发战争,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让其他竞争者得利。这是分散的自由城市对商业扩张造成瓶颈的原因之一。

  第二,缺乏足够强大的国家机器,市民的商业扩张难以得到强制力的保障。

  除了城市之间的斗争限制了工商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之外,单个城市的势力单薄。比如某块地区突然提高了关税,A、B、C三个自由城市的货物经过那里都要交高关税。这就给三个城市的商业扩张带来了阻碍。但是三个城市无论哪一个,都无力对抗这个地区。要么是因为距离远,鞭长莫及;要么是因为自身经济军事力量不够,单挑没有胜算;要么是因为ABC中某两个有点过节,不想让对方好。可如果三个城市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呢?情形就不一样了。距离远的话我可以考虑给你玩禁运。距离近的话组成联军讨伐你。但三个城市并不统一,就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被抬高的关税。这也是单个城市力量分散给商业扩张造成瓶颈的一个原因。

  出路只有一个:建立统一的政治单位。

  自由城市联盟就是这个出路的一种尝试。汉萨同盟、莱茵同盟以及后来荷兰的联省共和国都是这样的产物。这种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使自由城市持续了相当时间的繁荣。可是联盟毕竟只是联盟,其统一程度和真正统一的国家还是有距离。随着时代发展,联盟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效率低下。外面某个国家说请联盟借我点钱,我要和另一个国家打仗。如果你们借钱给我们的话,我们承诺打完仗以后给你们什么什么好处等等。且不说这个事情对联盟的利弊,总之肯定都得联盟先讨论,然后再代表回各自的自由城市讨论,然后再反馈各自的意见……等到作出决定时,人家仗都打完了。这得损失多少投资良机?后来荷兰联省共和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一个关键角色发挥了它的作用:国王。

  在漫长的欧洲封建时代,国王一直是很悲剧的人物。作为一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他无时无刻不被一种纠结所折磨。这种纠结来自于名义上的尊贵地位和事实上的悲惨处境。国王是全国的统治者,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个人管不了太大的地方。于是他就不得不把国家切割成很多块,分封给手下去管理。但分封给他们,又存在尾大不掉强枝弱干的危险。

  自由城市的兴起,给国王一个机遇。因为自由城市有钱,想要自治权。国王——同所有封建贵族领主一样——缺钱,但是有名义上的统治权。换句话说,国王说的话在理论上是算数的。而自由城市和国王拥有一个共同利益:对抗地方封建领主。优势互补,共同利益,再不合作,天打雷劈。于是城市给国王钱,国王给城市签发授予自治权的特许状。然后城市有了“王命”的名分,可以理直气壮地反抗封建领主。老子的自治权是国王特许的,你一个公爵比国王还大吗?国王这边来说,反正城市不在我的领地内,自治不自治于我无损。授予他们自治权,既可以收一笔钱,又削弱了地方封建势力,一举两得。双方各取所需。所以自由城市和国王的合作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大量自由城市的自治特许状都是国王签发的。

  到了15世纪,自由城市遭遇到了力量分散的瓶颈,市民们希望建立能保障市民利益的统一政权。他们自然而然想到了国王。因为统一也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国王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次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了。已经相当强大的市民力量已经能够与国王联手铲除封建割据。法国是一个典型,国王直接利用市民组成的军队打败封建领主,建立统一国家和统一的军队,从此将建立武装力量的权力收归中央,在事实上消灭了封建割据。而同时,国王也得报答市民,采用重商主义的治国之策。统一的王国可以在本国设置统一的高关税,实施贸易保护,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而国外分散的自由城市(以及统一程度弗如远甚的城市联盟)哪怕商品竞争力很强,势必也难以与有这种强大国家机器保护下的市民进行商业竞争。我的东西再好,他不许我上他们那儿卖,我怎么办?打仗?他可以利用统一的国家政权调动全国力量和我武装对抗,我只有一个城市,不是对手。

  于是,最早建立的统一王国(即所谓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就构成了势不可挡的工商业竞争力。统一使力量集中,减少内耗,提高效率。更可怕的是,统一之后的王国具备了冲出欧洲走向世界的殖民能力,这能使其势力成倍增长。无怪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分而治之必然是怀恨或害怕我们的每个国家的箴言。”(出自《联邦党人文集》)统一王国的强大压力迫使周围其他地区也尽快建立类似的政治单位,不然就要承担在商战中全面败北的危险。这样各个王国的王权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加强,封建割据逐渐被消灭,或减少到可以忽略的地步。

  而自由城市存在的基础,就是封建社会的分裂局面。自由城市是利用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造成的夹缝生存下来的。现在夹缝没有了,国家统一了。一方面国王也不会允许“自治”的东西继续酣睡卧榻之侧,另一方面市民的商业需求能够得到国王重商政策的满足,也就不再死抱着自治权不放了。自由城市和他们的自治权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终于寿终正寝。

  不过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的时候,其境内还有不少自由城市存在。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不是中国?以及……这里面怎么还有日本的事?

  介绍完了欧洲自由城市的盛衰历程,又得重提我们的主要问题:既然这个东西那么好,为什么中国没有?而且本文开头还提到了日本,这里面怎么还有日本的事?

  一个一个说吧。

  • 为什么不是中国?

  前面已经说过,自由城市兴起的基础有两个。第一是剩余人口增加和商业发展。这样才会形成工商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城市。第二是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封建领主之间存在争斗,国王和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争斗。这样城市才能够利用这些斗争为自己争取到自治权,从而自由发展面向市场的工商业经济。

  关键的一点是:这两个基础必须同时存在。而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这两个基础都存在过,但并不是同时存在的。

  中国先出现了第二个基础,那就是周朝时期的分封状态。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和欧洲封建社会惊人地相似。但是这时的中国不具备第一个基础。周朝时期,连铁都没大量使用,农业生产力还很低。剩余产品都没有多少,商业如何能发展?韩非子将商人视为国家的五蠹(蛀虫)之一,正是基于当时这种经济形势。 因为商人只从事交换而不从事生产,经商的人过多则国家产品的总产量要下降。而本来生产力就不高,“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任何导致总产量下降的情况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国家生存。所以国家反而不得不回过头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个情况持续很久,至少到西汉前期仍然没有很大起色。

  但是中国远远没等第一个基础出现,第二个基础就消失了。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政权。从此分封制不再成为中国政治结构的主流。鉴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秦朝、汉朝的统治者都选择了重农抑商。商人受到歧视和打压。尤其从汉朝开始实施禁榷制度,一些收益最丰厚的商业活动被政府垄断了,就进一步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可是就当时来看,中国的这种选择简直是鬼斧神工。它巧妙解决了生产不足的问题,增加农业生产,减少饥荒的概率;同时却又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此外还限制了私人经济力量的过度膨胀,保障了社会稳定。

  中国的文明比周边的文明起源要早,又那么早建立了统一国家,又采用这种精巧的设计,使中华帝国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处于相对周边文明的绝对强势地位。这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华帝国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对古代经验的盲目崇拜。但是天网恢恢,肥而不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拔毛凤凰不如鸡。十几个世纪之后,中国终于为当年“超时代的政治早熟”付出了代价。不过这是后话,按下慢表。

  当中国出现第一个基础的时候,第二个基础已经消失得太久太久。帝国早已统一。尤其与欧洲不同的是,统一的帝国不但在全国设置官吏,而且还修建遍布全国的道路网,驿站等基础设施。这还不算,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早已书同文,言同语,车同轨。度量衡和货币都早就统一了。边关的急报能在短短数日内送到皇帝手中,中央的政令能在区区两月内发布全国。这个效率足以让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垂涎三尺。

  在这种情形之下,尽管随着生产力发展,商品会增多,商人也会增多。但是中国的商人却绝不可能像欧洲的商人那样能在一定区域内实施“自治”。因为中国的铁桶江山没留下足够的夹缝。在欧洲,商人们可以在几个封建领主之间左右逢源,但是在中国除了个别特殊时期以外,找不到多少这样的机会。在欧洲,商人市民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武装斗争,迫使封建领主承认他们的自治权。但是在中国,任何起义都将面对一个可以调动全帝国力量前来镇压的皇权政府。而且让欧洲商人获益不浅的火药火器在这里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强有力的中华帝国不是欧洲的穷贵族。帝国政府不缺钱,不缺人才。要拼火器的话,帝国政府官营兵工厂管够。

  而且除此之外,中国始终严格奉行重农抑商和官营商业垄断经营的政策,必然导致商人力量难以发展壮大。中国这样做,其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力量。从汉朝开始就这么做了,所以后面历朝也就跟着做。除非出现了明显的麻烦,否则过去的经验是不会被抛弃的。即使到了剩余产品已经比较多的时候,朝廷采用的仍然是生产力落后时期创立的制度。

  另一方面,随着中华帝国相对周边地区的优势越来越稳固,统治者施政的侧重点也有所改变。先秦时期,政府必须殚精竭虑增强国力,以抵抗外部可能的威胁。而经过多个统一朝代的经营,中华帝国的霸权已经很难得到挑战了。现在外部的威胁相对削弱,统治者也就不那么迫切地需要增强国力了。只要不出乱子,国家少收一点钱也不要紧,关键在于统治的稳定,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所说的,中国皇帝追求的是“太平”——而不再是发展。朱元璋公布若干个“永不征伐”的国家名单,康熙提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都是这个指导思想的体现。商人,与农民还有地主相比,比较容易在短期内积聚巨大的财富,富可敌国。中国的皇帝深知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的道理。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止出现中央政权以外的大规模财团。所以重农抑商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直持续到近代外患重新抬头的时候。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产生了数量众多,辉煌灿烂的自由城市?我认为就是基于上述原因。也正因此,中国便无法享受到自由城市给欧洲带来的那些精神和物质财富。

  • 为什么不得不提日本?

  不知大家有没有读过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如果读过的话,想必对其中费沙这种政治单位印象深刻。一个本身硬件并不强悍的小政权,竟然能长期存在于银河帝国和自由星系联盟两个庞然大物之间,并且两头赚钱。我们不但应该惊叹它的生存方式,其实更应该惊叹的是:这和欧洲自由城市是多么相似啊!可日本人是怎么想到这种东西的?

  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历史上有过这种政治单位的原型。

  古代日本和中世纪欧洲有非常相似的情况。自由城市出现的两个基础,日本也是长期并存的。从镰仓时代起(约在中国的宋朝后期到元朝),日本的政体就和欧洲封建社会极端相似。最高统治者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手下,而手下各自管理自己封地的内部事务。这实际上是欧洲自由城市兴起的第二个基础。而镰仓时代及以后的日本,农业生产力已经得到充足的发展,剩余产品也比较多了,已经有条件进行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这是欧洲自由城市兴起的第一个基础。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一点与欧洲相似,那就是日本的地形和欧洲的地形都使得海运比较便利——有时还比较必要。这对商品交换也有利。因为陆地交通需要有人长期维护道路,但是海上航线不存在“年久失修”之类的问题。

  相似的情况下,会发生相似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我无意中发现,日本果然也出现了自己的自由城市。据我所知,至少日本战国时期的福冈、堺、酒田都应该归入自由城市的范畴。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方面的资料实在不登大雅之堂,基本上都是历史小说。它们是新田次郎的《风林火山——武田信玄》(大河剧原著)、山冈庄八的《光与火——丰臣秀吉》、火阪雅志的《天地人》(大河剧原著)、赤军的《乱龙——上杉谦信》和《宛如梦幻》(2005年版)。我只是觉得在那些小说(也许《宛如梦幻》不能算小说)中的这些部分,看起来不像是虚构的,所以勉强使用之。希望将来能够找到更直接的资料就好了。

  从赤军的《宛如梦幻》中读到,战国时期的大名宇喜多直家,童年时受到父亲的政敌的迫害,其母带着他躲进福冈。据记载,福冈是一个又商人自治的城市,不臣服于任何一个大名。而边上大名竟不敢问它要人。从这里可以撇见一点自由城市的影子。在《光与火——丰臣秀吉》中的相关情节则证实了福冈(博多)的这个地位,而且当时的福冈和堺港两处的商人似乎还存在商业竞争。

  《风林火山——武田信玄》、《天地人》、《光与火——丰臣秀吉》、《乱龙——上杉谦信》当中,都有关于堺港地位的记载。他们都肯定了堺港的自治地位。堺港是商人组成的城市,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大名,并且堺港本身也以此为荣。《光与火——丰臣秀吉》中提到当织田信长要堺港缴纳税款的时候,堺港商人们怒不可遏,认为这是严重践踏了他们不臣服于任何人的地位。《天地人》中还记述了日本东北出羽地区的酒田,和近畿地区的堺港一样,都是商人聚集自治的繁华城市。据说当时有“南堺港,北酒田”之称。更令我兴奋的是,《天地人》中有以下记载:“在堺港,有被成为“会合众”的三十六人作为商人们的代表,实行町中自治。酒田也是这样,由被称为“长人”的三十六位商人联合商议主持町政。”([日]火阪雅志 著,许宁 译:《天地人》,重庆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313页)这短短两句话不但证实了堺港和酒田自治的地位,而且还粗略描述了自治的形式:商人、代表、联合商议。

  根据这些可以发现,日本当时的福冈、堺港、酒田完全符合自由城市的基本特征:自治、工商业为主。不仅如此,资料中还显示这些城市同欧洲自由城市一样,游走于各个封建诸侯(大名)之间,选择有利的投资对象加以支持。还有在《乱龙——上杉谦信》和《光与火——丰臣秀吉》中都提到了一个细节:日本的这些自由城市也对火药武器非常重视。他们擅长火器制造工艺,并严格保守技术秘密,同时通过向大名高价出售火枪(即“铁炮”)大赚其钱。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田中芳树的“费沙”是怎么来的了。

  无论看政治地位,还是看经济运行,日本的这几个城市都与欧洲中世纪自由城市有着惊人的雷同之处。我认为,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日本古代存在过自由城市,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基于日本也曾存在过商人自治的自由城市,那么日本也应该有条件获取一些自由城市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我有一个推测:日本古代这些自由城市留下的东西,与近代日本得以迅速转向资本主义很可能有相当大的联系。换句话说,很可能正是这些自由城市的一度存在,使近代日本和中国面对相似的外界刺激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并由此导致了两者大相径庭的近代史。

  可惜我对于日本历史了解得不够,但愿以后能读到资料,证实我这个推测吧。

  • 小结

  故事讲完了。不知道有几个人有耐心能读完这样的长篇大论。但愿我把问题说清楚了。下面对全文的大意做一个小结。

  中世纪欧洲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造成了封建势力之间的夹缝。当时的欧洲缺乏统一集权政府,欧洲的商业没有受到像古代中国这样严厉的“重农抑商”的限制。此外欧洲多半岛,多岛屿的地形为海商运输提供了便利。所以过剩的农业人口往往走上经商之路。于是到了10世纪左右,商人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自己建立专门的聚居区。利用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夹缝和十字军东征的契机,这些聚居区夺取了自治权,形成自由城市,自由发展面向市场的工商业经济。随着火药技术的传入,自由城市有了足以对抗封建势力的利器,更加确保了自由城市的自治地位。

  随着工商业发展,自由城市们的势力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争夺市场,城市们迫切需要结束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团结起来。于是自由城市组建的同盟出现。但是同盟还是太松散。这时市民阶层开始与国王合作,削平封建势力,建立统一的保护本国工商业的民族国家。而国家既已统一,城市的自治权便逐渐消亡。自由城市这种政治单位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由城市给欧洲留下丰厚的遗产。

  第一,它经营的是工商业。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聚居,促进交换、分工、竞争,促使生产力发展。

  第二,它吸收了农业社会的剩余人口,缓解“农业周期律”,给以农业为主的中世纪欧洲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频繁的商业活动和市场竞争迫使市民提高文化水平,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进取精神的市民文化。

  第四,频繁而高强度的商业竞争,使城市发展出了关于公司、保险、金融等方面一系列先进的经济制度。

  第五,火药技术符合市民武装的要求,被市民大量采用,并随之迫使整个欧洲都重视火器发展。最终这方面的技术在欧洲得到长足进步,形成对亚非拉诸民族的巨大军事优势。

  第六,自由城市起源于商人之间的兄弟盟约;市民长期和商业契约打交道;城市政权以民主方式组织而成。这些因素使得以契约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在市民的头脑中扎根,并随着市民力量的增强成为近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主流。

  第七,自由城市市民文化水平较高,又出于对教会斗争以及自身商业活动的需要,客观上在中世纪欧洲起到了破除迷信,消灭愚昧的作用。

  借助自由城市的第一、第二条遗产,欧洲经济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其他各洲。借助第四、第五条遗产,崛起的欧洲得以用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其他各洲殖民。借助第三、第六、第七条遗产,欧洲比其他各洲诸民族更快地走向现代资本主义。

  之所以这些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实施“封邦建国”的政体时,商业经济还没有多大发展;而当商业经济有所发展时,国家已经统一了很久很久,并且长期有效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在中国,商人的势力发展很慢,并且也不存在形成自治城市的可能。

  古代日本与中世纪欧洲情形相似,因此也确实出现过自由城市。我猜测,日本的自由城市应该也给日本留下过可观的软件硬件方面的遗产。很可能正是借助这些遗产,日本才得以在近代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作者:唐律疏议;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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