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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毛泽东毫不做作

2015年04月27日 网事日志 ⁄ 共 242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51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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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4月15日,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让·保罗·萨特因患严重的肺积水,逝世于巴黎塞鲁医院,终年75岁。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对此发表讲话称:“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萨特在20世纪的法国文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被公认为20世纪的伏尔泰和雨果。
  
  30年后的今天,人们没有忘记这位为了保持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不被外界势力所左右,以至于不参加任何政党,不接受一切官方荣誉,甚至不要家庭和孩子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率性、执着,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概括萨特丰富精彩的一生。
  
  “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萨特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是他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创作的《词语》。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根本不感兴趣。他早就从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得知,自己有望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在10月14日写信给瑞典文学院秘书长,礼貌地希望不要把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不巧,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外出度假,没有看到这封信,因此投票照常进行。
  
  大奖结果公布那天,萨特有意避开了媒体的追踪采访,像往常一样带着女友波伏娃来到他经常去的那家餐馆用午餐。他点了最喜欢吃的扁豆咸肉;在等上奶酪的时候,他抽起了烟斗,平静似水,没有一丁点兴奋得意的神色。
  
  萨特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欢欣鼓舞,萨特自己却很失望。当日下午还是在那家餐馆,他写了份拒绝领奖的声明:“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因拒领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萨特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寓所。他不得不发表简短的讲话:“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说完他做了一个表示结束的手势,但记者们毫无去意。当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猜测出他拒绝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有的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有的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心比天高的萨特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
  
  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赞赏他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青年学生尤其对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那无疑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如今,萨特是他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
  
  如果真正了解萨特的哲学思想、政治态度以及一贯的为人处世原则,就会认识到他拒领诺贝尔奖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自从1938年萨特发表体现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小说《厌恶》以后,他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书房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多次抗议法国政府发动的殖民地战争,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极右分子对他恨之入骨,在游行时喊出了“枪毙萨特”的威胁口号,并且两次用塑胶炸药炸毁他的寓所。有人甚至向戴高乐总统建议,将猛烈抨击政府的萨特关进监狱。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回答,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
  
  萨特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称苏联为“肮脏的手”。他反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支持古巴和越南,支持罗素发起的调查美国侵略越南罪行的“战争审判”法庭,并拒绝去美国康奈尔讲学。特别是在1968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中,他在电台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他出身资产阶级,置身上流社会,却对这一切感到厌恶。他的笔下有滚滚而来的钞票,本人却衣食简朴,连汽车也不买,用大笔金钱赞助进步刊物。
  
  访问中国被请上天安门
  
  20世纪30到40年代,中国对西方最新学术思潮的追踪基本上还能与西方世界保持一定的同步。但1949年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渐被人为地切断,交流渠道越来越单一和狭窄,许多时候仅限于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方面。萨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虽然他并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一度与之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女友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10月1日应邀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
  
  波伏娃曾回忆说:“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作为哲学家的波伏娃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
  
  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看焰火。因为是作家,他们与茅盾夫妇被安排在同一桌。除去彼此间交谈外,他们都注意到正在向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
  
  萨特和波伏娃的这次中国之行似乎给他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回国之后,萨特还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而波伏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感,写出一部长达500余页描述中国的著作《长征》。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逝世。新华社次日发布了这一消息,并称萨特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国内诸多杂志也发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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