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自我洗地把强奸称为爱情之高管涉性侵养女案还有多少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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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高管涉性侵养女案还有多少疑点。其实就在这个存在了两年的“N号房”。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3月,建立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的N号房,为26万韩国男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女性遭受性剥削的画面。

 

在已知的调查结果中,N号房事件的受害者女性为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年龄最小的仅11岁。

 

性虐待、上传视频与观看视频,在N号房中循环上演了上千个日夜。直到今年3月9日,这些隐匿在角落的黑暗才被公之于众。当罪恶的生产链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民众震惊,“房主”被捕,成员自杀。

 

是什么让N号房成为26万男性共同狂欢的“秘密基地”?是什么让他们泯灭良知,将快乐建立在对受害女性的凌辱之上?

 

鲍毓明自我洗地把强奸称为爱情之高管涉性侵养女案还有多少疑点!

01.

男性凝视下的女人成为物品,

道德就随之消失了。

N号房间的观看者达到了26万(含重复入群的人数)。韩国网友指出,同样的数字,相当于韩国目前运营的出租车总量。

 

这一类比构成了人们想象中观看者的样子。“房间”之外,他们散布在整个社会,是公司职员、在校学生,是儿子、丈夫和父亲;就像被逮捕的“博士”赵主彬一样,“看起来很平凡,有时看着还很善良”。

  

而“房间”之内,这些平凡个体与陌生网友分享偷拍的女性熟人影像,制造性骚扰对话,将女性称为“狗”和“来月经的东西”。

 

通过观看,N号房的成员们获得了愉悦,女性则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赤裸着身体听从男性摆布,这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男性凝视(male gaze)”。

 

“凝视”不是单纯的“观看”,而是观看主体施加于被观看者的一种权力压迫。在男性凝视下,女性成为被压制的客体,作为“人”的特性被完全剥削,仅剩下承载男性欲望的躯壳。

 

这个过程,就是女性被“物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完全失去了人的主体性的女人,已经“死”了。

 

Kurt Gray等人曾做过一项研究“物化”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物化他者的过程中,实施物化的主体会更少地在道德上自我控制。也就是说,物化客体对象的过程,能够让人忘记道德——伤害已经被物化的对象,会失去“伤害一个人”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人质会和绑匪进行自我介绍,提醒绑匪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物化对象的角色中挣脱,以唤起绑匪更多的道德感。)

 

对N号房间的观看者来说,他们必须将女性完全物化,才能够丢弃道德伦理。

 

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将所有女性看作满足欲望的他者,以熟人的照片和视频为自己进入房间的入场劵。而失去“道德”庇护后的女性,则成为彻底的客体,沦为可以被尽情凌辱的对象。

 

同时,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隐秘性和匿名性,进一步让去道德化变得彻底。不论是母亲、妻子还是女儿,此时都微缩成了一个符号,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碍他们对女性施以色情化的男性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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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N号房间中,

女性成为了男性共同的“祭品”。

 

类似N号房的聊天群有80多个,一旦某个房间因为举报而被解散,会有新的“避难所”马上填补空缺。在进入N号房之前的聚集地“衍生群”中,每天的淫秽色情消息也有上万条。

 

而与26万观看者呈现出的饕餮欲望相对应的,是他们言谈举止间对女性的极尽厌弃。

 

N号房中的人将女孩们称为“淫妇”,让她们赤裸着身体模仿狗叫。在“博士房”中,女孩们被要求在身上用刀刻下“奴隶”、“博士”的字样,将小手指翘起,打下“博士生产”的烙印。

 

女孩们是他们的奴隶、玩物。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曾准确描述过男性的矛盾心理:强奸犯既把女性当成仇恨对象,又把女性当成求之不得的财产。

为什么说他们把女性当成财产?这是因为,在两性间,男性的主体地位,是需要女性参与才能确立的。

 

上野千鹤子曾在《厌女症:日本社会的女性厌恶》中,提出“男性纽带”的概念。男性间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对男性来说,女性是他们建立纽带的唯一中间介质和工具。

 

通过“占有”女性,男性得以成为“真正的男人”,但过程必须得到其他男性的认可。只有“占有”成为具有公共性的行为,他们才能向同为男性的群体“证明自己是男的”,进而成为由纯粹阳刚气质构成的“男性集团”一员。

 

N号房正是这种男性纽带发生作用的场域。房间中的观看者成千上万,在集体性观看仪式下,女性成为了男性共同的“祭品”,不仅增强了男性之间的相互认可,也使这群观看者亲自搭建出了一个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性俱乐部。

 

然而,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却建立在厌女的底色之上男性厌恶自身对女性的“依赖”——厌恶自己必须通过占有女性才能确立主体地位,为了掩饰自身的厌恶和恐惧,他们把女性贬低为低等生物,是为了满足男性欲望的存在。

 

其次,女性在客体地位所遭受的待遇,同时会让男性产生一种恐惧,即男人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才能确保自己被男性社会接纳,才能免于被抵牾、被蔑视、被支配。男性害怕自己被看成缺乏男子气概的“假男人”。

 

在N号房中我们能够看到厌恶与渴望同时发生。这些观看者既认为被他们观看的女性“下贱”、“恶心”,又无法控制地渴望女性,将女性看作确认彼此主体性所必须占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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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渗透在社会中的强奸文化,

不断把男性统治“性感化”、“浪漫化”。

 

占有和物化女性只是表征,其背后绵延不绝、无所不在的父权统治才是真正的根源。

 

N号房间是一个极端事件,但类似的、女性被物化、被支配的现象则蔓延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中。

 

不止在色情片里,言情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霸权,被不断“色情化”、甚至“浪漫化”。例如,在典型的以“霸道总裁”为主角的作品中,霸道总裁对女性的追求常以“占有”形式出现,并且这些占有行为大都粗鲁而充满强制性,带着浓厚的不容拒绝的兴味。

 

甚至,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始于强暴,双方相处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强暴的情节。

 

而这些作品把这种霸权、统治、对人权的入侵、对女性的强迫、贬低和伤害,不断描写为欲罢不能的“爱情”——甚至获得了一部分女性的认可,她们相信这些男性“难以控制自己”是因为对女性狂热的爱情。

 

在最近的鲍毓明事件中,星星发声之后,鲍毓明开始用“父女般的爱情”为自己洗地,无耻行径令人发指。他知道如何玩弄叙事,如何把所发生的讲述成一个能够被这个文化吸纳的故事:一个关于难以自控的爱情的故事。

 

但这样的故事讲述方式,真的能洗白他丧尽天良的行径吗?能抹去他强暴、操纵星星,导致星星多次自杀未遂、身心严重受损的事实嘛?

 

不,不能。

但鲍毓明之流的洗地方式,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这个社会上,真的有一种强奸文化在渗透:有太多浪漫化、色情化男性统治的叙事在流行,在色情片中大量出现的强迫情节更让现实中的这种强迫,似乎具备了或多或少的正当性。

 

“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情不自禁的错误。”

“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这些日常话术,距离n号房间,到底有多远?N号房的观看者偷拍熟人、称女性受害者为“奴隶”,我们似乎觉得这些观众的行为令人发指。但他们却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男性。

 

通过对性行为中“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地位划分,性别在父权社会中被构造成等级化的二元秩序——进入和权力是男性的特权,被进入是女性的宿命。

 

我们长期浸淫在这种文化中,降低了自己对这类事情的道德反应。

 

尤其对于观看n号房间的男性来说,在性的语境中,他们会认为男性统治能够唤起女性的性感回应,权力的色情化是正当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也存在其合理性。

 

然而,当充满色情意味的控制行为与浪漫关系挂钩,女性会遭到更加严重的物化,不仅男性将女性当成扁平的性化对象,女性也会在色情的“软”陷阱里一点一点交出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进一步成为确认男性气质的必备工具。

 

已故台湾作家林奕含,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对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

 

几年过去了,女性的身体仍然被物化、被占有、被伤害。N号房的受害者被当作动物展览,被构陷为负有更大责任的淫妇”;女孩子被性侵了,只能留下“生命的遗书”;“姐姐来了”被撤下热搜,“哥哥也在”却能得到广泛传播。

 

但同时,与N号房事件有关的请愿人数超过了430万。当性侵事件发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统一战线上,向着处于另一端“坚不可摧”的结构性压迫作出反击。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症》的最后写道,“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性’,而不是个体的‘男性存在’。如果被分类的男性希求得到完整的肯定”“那么,就像‘为得到完整的肯定’而与厌女症斗争的女人一样,男人也必须与自己的厌女症格斗。”

 

女性需要意识到自己是人,男性也要认识到女性是人。只有有意识地反对物化、反对强奸文化,我们才有可能从弥散的父权压迫中解脱,“免于恐惧,自由地活在日光之下”。

 

鲍毓明自我洗地把强奸称为爱情之高管涉性侵养女案还有多少疑点!
(来源:KnowYourself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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